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事

○李初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调任党中央和江苏省委共同组织的巡视团沪东巡视组组长。

○1929年7、8月问发生中东路事件后，陈独秀向党中央写了意见书，闹得厉害了。

○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的，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

○党内思想混乱已到了不开会不能收拾残局了。

我是1928年5月，同彭康、冯乃超、朱镜我、李铁生5人一道从日本回来并一起入党，编在闸北区第三支部。这个支部后改称为文化支部。由潘汉年通知我们，说已批准入党。然后大家到馆子里吃了顿饭，有闸北区委书记陈德辉参加，并没有举行宣誓仪式。

1929年我调到闸北区委作宣传工作。从此我放下了笔，从事党的工作。这在创造社是第一个人。当时陈德辉任闸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有李富春、徐锡根、王克全、何孟雄、康生等人组成。项英不在江苏省委，他任中央职工部部长。1929年初发生江苏事件。据陈德辉告诉我是这样的：李立三要把李维汉派到江苏省委来检查工作。大家都知道马日事变时他是湖南省委负责人，所以拒绝他来。省委把情况向中央封锁。康生一开始是同意的，也参加了，后又向中央报告。中央改组江苏省委时，把他留下来当秘书长，而把李富春派到法南区当区委书记，王克全到闸北区当区委书记。何孟雄也是参加了这场斗争。江苏事件后李维汉当省委书记。何孟雄做过一段农运工作，是不是农委的秘书我不清楚。闸北区委有两个农民支部，有一次何孟雄到农民支部了解情况，由我带路。因为我在区委工作。后又派何孟雄任沪中区委书记，沪中多是估衣铺，他做店员工作。

当时没有上海市委，上海共有7个区，直接归省委领导。有闸北、法南、沪中、沪东（杨树浦一带）、沪西、浦东、吴淞。

闸北区委第四支部是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汪泽楷等人组成。他们都是大革命时期的高级干部，对当时党的政策不满。开支部会时，一个人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区委要派我去做他们的工作，我们这些新党员怎么是他们的对手，我不肯去。王克全说我不怕，我是个工人，由他去参加第四支部。同取消派的斗争搞了几个月。取消派把创造社的王独清拉过去了。他原来在法国留学同郑超麟认识。这个人能量很大，在创造社起的作用很坏，后来当了托派中央宣传部长。彭述之想通过王独清把创造社的人也拉过去。约我们在王独清的家里见面。彭述之是个才子，风度潇洒，口若悬河。后来陈独秀亲自出面请我们吃饭，我没有去。1929年7、8月间发生中东路事件后，陈独秀向党中央写了意见书，闹得厉害了。11月由江苏省委把陈独秀等人开除党籍。本来应由第四支部开除，可是他们的势力大，由江苏省委作出开除的决议。

1929年的夏秋我调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接替陈德辉任宣传部秘书（或叫秘书长），陈德辉被派到武汉，武汉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刚去两天就被捕牺牲了。他离开上海时，对我说，他是背着棺材去，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共产党员是义无反顾，前仆后继坚持斗争，这些烈士永远值得我们纪念。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是夏才曦（我听别人说他在南京被捕当天叛变自首，后到苏联。抗日战争时我碰上王明，告诉他，他说应该通知莫斯科。后来我再也未见过夏才曦）。那时宣传部就是几个人，部长、秘书、几个干事。徐向前的爱人黄洁是宣传部驻机关的。对于省委其他机关我不了解。

我在第四支部时，党组织是不给津贴的，到了区委每月给5元钱。根本不够用，只好住亭子间，灶皮间，穿得也破破烂烂的。到省委工作后，每月发18元钱，办公室一般伪装成商号。当时中央机关一般是独门房子。在省委开会大多穿长衫。

1930年春左联开成立大会，参加会的人在街上碰上临时把我拉去。鲁迅先生坐在我的对面。我从未参加左联的活动。中央有个文委，文委书记是潘汉年，由他们负责左联的工作。

1930年5、6月，成立了江南省委总行委，李立三是书记，李维汉是副书记。我是宣传秘书（取消宣传部），任弼时的哥哥任作民是组织秘书（取消组织部）。夏才曦负责轻纺工业工人运动，王克全是市政工会的秘书，负责重工业、邮政、电器等工人运动。徐大妹负责纱厂女工运动。我们每天上午8点到总行委所在地碰头。看看有什么工作，起草宣言、传单、标语等。每天碰头都有李求实，他当时任红旗日报的总编辑。

5月底6月初在上海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简称苏代会。事后我到会场去看了。是在沪西的一条路上，一边是旷场，一边有几栋房子。会场在一个弄堂里，门完全锁着，从外面看好象没有住一样。在开会期间连马桶也不倒的。隔壁的房子租下来，由潘梓年一家人装扮成祝寿。门口吹吹打打，有人进进出出，门口还站两个巡捕帮助维持秩序。以掩护开会，对面的房子也租下来，使外人看不见会场内情况。打狗队做好准备，如果被发觉，代表们从旷场上跑掉，他们掩护。敌人以为我们是在学校里开，拚命搜查各弄堂的学校。

30年代初，王明、博古、王稼祥等回国后，王明在一个基层单位（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中宣部工作。当时中宣部秘书长是潘向友。大约7月初，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王明，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监视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里去了一趟。王明和一位叫易坚的女同志（易培之的姪女）住机关。王明当时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

7月27日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五军打下了长沙。事先李立三并不知道。我在北四川路从日文报纸看到了，飞快地跑去报告李立三。他大吃一惊，让我翻译日文报纸，把长沙的消息给他看。这时李立三提出南京暴动，上海暴动，要红军打武汉等口号。并提出组织西伯利亚的华侨回国，要蒙古出兵参加中国苏维埃联邦，要苏联出兵打日本。8月5日红军退出长沙，李立三着急了，让他们再次打长沙，这样才有第二次打长沙。

这时，召开全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当时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是一两个星期召集一次。活动分子会议扩大到区委的部长，工青妇等积极分子。何孟雄在会上对中央的路线提出不同的意见。李立三作总结时说：“好啊，现在有人对中央的路线发生怀疑，以后可以讨论讨论。你们等着长沙的消息吧。”李立三是指第二次打长沙的消息。在这个会之前，何孟雄找我谈过一次话，请我到馆子里吃饭。他说：黄浦江里有这么多帝国主义的军舰，你看上海能拿得下来吗？事后我向李维汉汇报了，成了整他的材料。何孟雄是个好同志，好党员。他有实际的工作经验，但是马列主义理论少。他反对立三路线，方向对，但道理讲不清楚。比如他对我讲的那些，知识分子怎么会感兴趣呢？知识分子感兴趣的是理论问题。

立三路线一再碰壁，9月12日红军撤出了对长沙的包围，长沙也没有打进去。这渐渐地引起我的怀疑。我问王明：你在中央闹些什么，同我讲一讲。王明说：中央打过招呼，不准我外传。我说：你在我这工作，我当然应该了解你的情况。王明反问我：“你敢负责？”“我当然负责。”王明这才讲。他很善谈，一讲就是半天，我同意他的观点。

8月中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带来了十几个决议案，纠正立三路线。但江苏省委仍在批判何孟雄，攻击他为取消派的暗探。

9月正在酝酿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时，沪中区开活动分子会，有三四十人参加。我得知后也赶去参加。何孟雄以为我是王明派去的，把我骂了一顿。我回来后告诉王明，王明说怎么搞的，不是有言在先吗？

9月24日到28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会上选举李维汉为政治局委员，仍旧批判何孟雄。三中全会决议，认为谁认为立三错误是路线错误，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对此不满。10月的一天，我在省委秘书处发牢骚：立三路线从头到尾都错了，为什么不是路线错误？李维汉知道了，把我撤了职。王明闻讯后来看我，劝我赶快写检讨，埋怨我不该这么干。这时中央已决定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到苏区去。他们也同意了，准备去苏区。

过了不多天，王明又来找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干了，从莫斯科回来两个人，他们是少共国际派回来的，少共国际支持我们。我问他：开除我们党籍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少共国际给你恢复。抗日战争时才知道这两个人是陈昌浩和王盛荣。

中央发一个通知，王明这伙人就攻，弄得中央被迫收回去。中央发了四五个通知，都被迫收回去了。10月，共产国际来信指出，立三犯了路线错误。这封信是11月16日到中国的。党内思想混乱，已到了不开会不能收拾残局了。关于召开紧急会议我从未听说过。要是召开紧急会议肯定何孟雄这派观点的人会去得多些。王明没有多少人支持他。他的个子非常矮，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顶多是些知识分子拥护他。何孟雄和王明为什么由反对立三路线到破裂，这个原因我不清楚。我分析有两个原因，王明斗争不坚决，一段时间内偃旗息鼓，同意去苏区；王明是书生没有斗争的经验。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些人不是中央委员，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参加了会，成为合法的。但是四中全会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听说何孟雄、罗章龙也准备了名单，但是米夫先表决他们准备的名单，以一票之差通过了。何孟雄等人认为四中全会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王明说，现在的条件，会不能开得很长，前不久第三国际来了一批文件，有十几个决议案，具体问题已解决了。

王明当上了江苏省委书记。四中全会后，他让我当宣传部秘书，让夏才曦给我当干事，故意给人难堪。我不同意，过了几天夏才曦不见了，不知分配到哪里工作。后王明指定我做沪东区的巡视员。沪东区是何孟雄等人的大本营，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最多。只有张琴秋一人拥护四中全会。当时沪东区委书记是罗铁成。

1月17日我和张琴秋去华德路小学参加支部会。这个支部有一部分人是从苏联回来的，有二三十人。当时党内斗争十分激烈，无论是拥护四中全会，还是反四中全会的，都不冷静，大家都是昏头昏脑。支部大会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这时张琴秋站起来宣布：我代表区委解散你们支部大会。她讲完，我俩赶快离开会场，否则他们会打我们了。

18日晚沪东区委开会。陈云同志作为省委代表参加。有区委书记罗铁成，沪东区委负责人钱静庵，还有我和张琴秋等人。会未开之前，陈云同志宣布省委有事找李宜兹（即我），要我立即回省委。我刚站起来要走，钱静庵一步上去把门堵上，不让我走。我只好坐下开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头一天解散华德路小学支部大会对不对。双方相持不下。

同时，华德路小学支部在华德路小学也开会商量对策，被敌人发觉遭到逮捕〔据档案记载是18日下午逮去4个人：贺治平，江西人；王佩云（贺王氏），江西人，2月16日无罪释放；刘桂贞（刘刘氏），2月16日无罪释放；王和鼎，江西人〕。我估计被捕的这几个人是支部负责人。

19日王明召开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他先在会上讲了1个小时，我不记得他讲过第二省委和第二区委的问题。大家发言，他就埋头写，我以为他是作记录，实际是在写决议。大家发言完毕，他先作总结，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然后拿出几千字的决议读给大家听，当场通过。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王明在会上把他训了一顿说：共产党不是菜园子，要进就进，要出就出。向忠发也在会上发了言，他讲了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等人被捕的消息，要大家注意。

沪东派了两个人出席大会，除钱静庵外，还有一个宣传部长，是个男同志，姓名忘了。他在会上是举手同意的。散会时天已黑了。张琴秋、阿金、我同这个宣传部长到馆子里吃饭。大家做他的工作：大势已去，大家都是支持四中全会的，只有钱静庵一人反对也是无济于事。希望他不回区委，以便张琴秋、阿金给他做工作。他说，我明天要去参加支部会，这是他分工负责的支部，非去不可。我说：我明天去沪东区委，那你写个条子，交我带去。他在叫妓女的条子上用暗语写了一句话。

20日，一大早我就到罗铁成家里去。我走了不久，潘汉年派人通知我罗家已破坏。我到了那，怎么敲门也没有人开，转身走了，可一想这个会议精神十分紧要。王明能否拿下上海，在此一举。又回来敲门。老板娘下来开门，她的眼睛红红的，十分紧张。再向里看，一个包打听坐在床上，我被捕了。我身上没有搜出任何东西来，一口咬定是别人介绍我来找工作的。那张条子是用暗语写的没有破绽。敌人判我6年徒刑，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才出来。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