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托洛茨基派在中国

○刘仁静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 1929年曾专程到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党籍。

○我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对谁都没有讲。

○我的俄语讲得很一般，但托洛茨基很高兴，说我的俄语讲得很好，还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

○1935年，有两个美国人在路过墨西哥时与托洛茨基谈了话，托洛茨基对我仍有好感，还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是湖北省应城县人，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生于一九○二年三月。曾经用过的名字和笔名有刘仁静、刘敬云、刘竞人、刘一宇、刘亦宇、子云、澄宇、刘镜园等。

　　小时候，我在家乡的应城小学读书。大了一点就离开了家，到武昌进博文书院读书。这是一所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由于这个学校的学费很贵，我只读了两年，就作为插班生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三年级，在那里读了两年毕业。

　　一九一八年七月，我考进北京大学，最初在物理系预科学习。后来我感到学习物理有困难：第一、我的数学不好；第二、我不会做实验，对物理系预科学习感到没有多大兴趣。因此，在预科学习了两年之后，到了本科我就进了哲学系。北大那时是自由听课的学校，学生听课凭自己的兴趣，可以去也可以不去。我当时主要的时间是花在图书馆里，阅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和克鲁泡特金的书，还读过考茨基的《伦理学与唯物史观》，从中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考茨基的思想。那时我也读了《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我读的都是英文译本，那时还没有中文版本。

　　一九一九年，我作为北大学生，参加了五四运动。后经王光祈介绍，我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入会后，我还担任过会计。后来，王光祈又介绍我去和胡适谈过一次话。我对胡适说，我想看很多的书。胡适知道了我的思想，认为我好高骛远，他说：“密斯特刘，你有野心！”以后我长时期没有再去找他。

　　由于受了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一九二○年春，我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年十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经过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一年七月，我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代表，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一大”。“一大”是在李汉俊家开的。有一次，我们快开会时，有一个人揭开门帘看了一下就走。有人认为是包打听，我们应分散。后来，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建议到她的家乡（嘉兴）去开。我们便于次日分别去嘉兴，在船上开完了这次会就闭幕。在这次大会上，我提出应确立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救中国的主张。这是因为我在北大读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时，其中谈到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据张国焘的回忆说，刘仁静在“一大”前后逢人便谈“无产阶级专政”，“滔滔不绝”，那是我受了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有人说我在会上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

　　在召开党的“一大”以前，我于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到四日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党的“一大”后，我回到北京，与邓中夏同志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一九二一年，我任华俄通讯社翻译，把北京报上的重要新闻译成英文，再由俄国人译成俄文发到莫斯科各报刊登。那时每月可得薪水八十元。一九二二年，我和邓中夏在北京创办《先驱》周刊，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我办了三期。我在《先驱》上发表文章的笔名叫刘敬云。这一刊物后来由施存统主编，有好几期不得不改在上海出版。

　　一九二二年九月，陈独秀从上海到北京。他对我说，共产国际要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党中央决定他去参加，并由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派我作代表出席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铁路工会派王俊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我们三个人于一九二二年九月从北京动身，路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赤塔，于十月革命节之后到达莫斯科，随即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陈独秀不能说欧洲国家语言，就推我在大会上用英语作了中国共产党活动情况的报告。在开会期间，我见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听了他们的讲话。开完共产国际“四大”，我又出席了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会后，我留在莫斯科学习了几个月俄文。一九二三年四月，与张国焘一起，从莫斯科经赤塔回国。

　　一九二三年六月，根据党中央的通知，我从北京经上海到达广州，列席党的“三大”，向大会报告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

　　一九二三年七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我被选进团中央，并被推选为团的总书记。我担任了几个月总书记，犯了错误，受到上海团市委弹劾。以后我以回京参加北大毕业考试为名，离开团中央，我的工作由任弼时接替。他比我能干得多，工作很有成绩。

　　我回北京后，就主编《政治生活》。我只办了三期，后由范鸿劼、赵世炎、李鸿一等主编，一直办到一九二六年。

      拜访托洛茨基

　　一九二六年，党派我第二次到苏联，进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学习。我到该院时，蔡和森已在那里学习。不久，蔡被调回国，就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都在那里学习过。那时，吴玉章同志曾同我谈过辛亥革命前四川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吴老亲自参加了这个运动，所以讲得有声有色，娓娓动听。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张国焘到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我向他宣传过一些托洛茨基的思想。当时，他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如果他当时对我的思想表示反对，并向共产国际告我的状，我就不能从欧洲回国。因为从欧洲回国要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如果张国焘向共产国际透露我有托洛茨基思想，共产国际是不会让我从欧洲回来的，而是要我从西伯利亚回国的。

　　我在莫斯科学习了两年多以后，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几号，得到共产国际的护照，离开莫斯科从欧洲回国。我从欧洲回国的原因，就是想去见托洛茨基，但事先我对谁都没有讲。我离开莫斯科后，先经过波兰、捷克到了德国的柏林，住在一个德国皮匠家中。因为我在离开莫斯科时，有个叫廖焕星的，他的爱人是德国人。他知道我要经欧洲回国，说我到柏林后可住在他岳父家中。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那天，柏林举行了规模很大的示威游行。德国当局出动了好多警察，发生了流血事件，但我没有参加“五一”节游行。

　　在柏林期间，我碰到了成仿吾。成仿吾是湖南人，是“创造社”的，他与郭沫若合作过。当时我同他谈过几次话，但不知道他那时在柏林做什么。同时，我在柏林曾找过有托派思想的人谈过一次话，这个人叫乌尔班斯，他当时在编托派的一个报纸，叫《民意报》。我那时太天真了，把从莫斯科准备带到中国来的好多俄文书全放在他那里，回到中国后，我写信向他要书，但他不肯把这些书还给我。这个人在德国托洛茨基派中有点地位，《斯大林全集》中还提过他的名字。乌尔班斯后来与托洛茨基决裂了，主要是为了中东路的问题。因为托洛茨基反对把中东路还给中国，认为这是战略铁路，中国是亲美的，把这条铁路还给中国危及苏联的安全，而乌尔班斯赞成还给中国。此外，我在柏林还参观了革命纪念圣地，参观了波茨坦，并从德国同志那里知道，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

　　在柏林住了不到一个月，我就到罗马尼亚、土耳其大使馆签证，随后我离开柏林，在一天的傍晚到了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在那里住了一晚，次日乘渡轮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太子岛上，这个岛象太湖里的岛一样。托洛茨基住的房屋门口，有土耳其警察一类的人守卫着。我到了那里，把电铃一按，就有人出来开门，把我带了进去。托洛茨基见到我，便站起来和我握手。我同他谈话用的是俄语。我的俄语讲得很一般，但他很高兴，说我的俄语讲得很好，还说我是他认识的唯一的中国人。我把在苏联看到的情况向他谈了一下，他似乎也知道这些情况。他对我说，斯大林消灭异己是一步一步来的，他是要逐步把他的反对派搞掉的。

　　托洛茨基家的房子门口有警卫，我不能在他家里住，便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那时，和托洛茨基住在一起的有他的爱人和大儿子。他爱人做家务事，他儿子帮他打字和采买东西。托洛茨基告诉我，他的生活来源是靠给报纸写文章，他把收入的一部分存入银行，作为他活动的经费。他平常吃的不好，只是吃些面包和菜汤，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只能吃个半饱。他的工作很忙，平时就在工作室写东西。他的工作室陈设很简单，桌上只摆了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他是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生的，一九二九年正是他诞生五十周年，他正在忙于写自传。他有一条船，休息的时候就到湖里去划船。当时，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他家里去，多半在他家吃中饭。在我要回国前，连下午都在他那里谈。

　　我和托洛茨基谈话的内容是关于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合作，而应单独干革命，我看这一点他是很坚持的。那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党是指国民党和改组派。国民党是以蒋介石为头子，改组派是以汪精卫为头子。在我临走前，由他口授，他儿子打字，写了一篇文章给我，题目是《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叫我带回。他的这篇文章，是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中国过去的革命总结了一下，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具体内容是：第一，提出了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要到革命处于高潮、快夺取政权的时候才能组织起来；第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一丘之貉，所以对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是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活动。现在不应盲目的活动，而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提出以直接、平等、不记名投票产生国民会议，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贫农等目标。托洛茨基认为，中国托派这样宣传一下，中国革命就会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处境好得多，因为中国党不象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战争问题上有很多分歧。

　　我在土耳其住了一个多月，托洛茨基建议我早一点回国，不应该在他那里停留太久。开始，他上午同我谈话，下午不谈。在他催我回国的时候，下午也跟我谈话。临别时，他问我有没有路费，我说有，因此没有要他帮助。在我离开土耳其时，托洛茨基给我取了个名字叫“聂里奚”。因为他认为中国的单姓太简单，所以就起了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后来我和他通信时，就用这个名字。

　　和托洛茨基分别后，我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搭货轮到了马赛，又由马赛到了巴黎。在巴黎期间，我碰到了章伯钧的弟弟章伯涛以及廖承志等人。那时大概是一九二九年的七月份。章伯涛问我：你从柏林到巴黎为什么走了一个多月？你到哪里去了？我心里有点虚，就支吾过去了。碰到廖承志时，他告诉我，邓演达也在柏林，但他的思想一点没有进步。在巴黎，我还参观了一些名胜古迹，由于钱不够，就从马赛坐轮船回国了。

      回国以后

　　我在回国途中走了一个多月，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六日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我见过两个人。一个是恽代英，他是代表党组织通知我到一个小旅馆中见面的；另一个是何孟雄，是无意中碰到的，他和我在黄浦公园谈过话。在谈到何孟雄的妻子缪伯英牺牲一事时，何孟雄还流了眼泪。对恽代英和何孟雄我都没有谈见到托洛茨基的事。所以，我会见托洛茨基的事不是我自己透露的，而是他们查出来的。至于托洛茨基口授的那篇文章，我回到上海后，郑超麟和我一起译出来了。

　　我访问托洛茨基的事，共产国际知道了，党中央也知道了。党中央知道这件事后，很愤怒。我回上海后，首先是党办的《红旗日报》上登出一封给刘仁静的公开信，责问我说：你在土耳其访问过托洛茨基，你要交代出来，限你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你访问托洛茨基的情况。我当时没有觉悟到自己做得不对，就没有在报纸上公开交代问题。共产党组织见我不交代问题，就把我开除了，所以从那时起我就不是共产党员。后来，托派组织有人说我是“议会迷”，也把我开除了。

　　回国后，我曾与托洛茨基通过信。我给托洛茨基的第一封信，内容是辩论国民议会的问题，托洛茨基作了些修改，把它摘登在《反对派》通讯上。托洛茨基收到我的信后，也回了信。他给我的信是很热情的。记得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我应直率的告诉您，您的方法是不对的，您的这些方法我是不赞成的，这些方法不能使托派运动在中国发展。他的落款是：“紧紧握手，您的谢尔梯?托洛茨基。”我先后一共收到托洛茨基五封回信。这五封信交给了一九三一年成立的统一的托派组织。托派组织把我开除后，我就不再写信给托洛茨基了。有一次，我在托派刊物上还见到这样一篇报道：一九三五年，有两个美国人在路过墨西哥时与托洛茨基谈了话，托洛茨基对我仍有好感，还提到了我的名字。

　　我除了给托洛茨基写过信外，还写过一篇文章投到美国托派组织《战士周刊》，报道了一些中国托派情况，这封信在《战士周刊》上发表过。这说明托派的刊物很需要中国通讯。

　　一九三○年，托洛茨基已写成自传（上、下册），并寄了一套俄文本给我。我们还组织人进行翻译。王文元拿了这本书不还我了，我和几个人只好从英文版译出上册，交神州国光社出版。

　　关于我到欧洲的情况，一九三○年我写过一篇《欧游回忆录》，在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月刊）上刊载过。神州国光社原来出版美术、碑帖书籍，后来由陈铭枢接盘，派其亲信王礼锡担任主编，把它变成政治、经济、文学出版社，我曾在该社翻译出版过一部《法国大革命史》。

      中国的托派组织

　　我回国后，中国已有了托派组织。中国托派组织，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或一九二九年初组织的，参加的成员多数是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中国留学生。

　　在一九二九年中国成立过四个托派组织：

　　第一个组织叫“我们的话”派。“我们的话”原是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办的一个刊物的名称。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有区芳（男，广东人，中山大学学生，由于贫病，在一九三○年去世）、陈亦谋（广东人，中山大学学生）、史唐（中山大学学生，浙江人）、张特（又叫张威，广西人，中山大学学生，一九三一年他到我家说，他要回广西，后即投奔桂系）、李血泪（大约是广西人，没有多久即病故）、梁干桥（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出席过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召开的托派“一大”会议，没有几天，觉得托派都是知识分子，没有前途，就去南京当了南京宪兵司令部政训处处长，一九三九年他被调到西安任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还有陆渊，是上海人。这个组织出一周刊叫《我们的话》，是油印的，后改为石印，大约出了十多期。我看过几期，写得很生动，批评了斯大林。据说他们还与纱厂工人有些联系，但人数不多。

　　再一个组织叫“十月社”。一九二九年我回国后，随即进行了托派的组织活动，与一些从“我们的话”里分裂出来的留俄学生组织了“十月社”，负责人有王文元、董汝诚（即董建平）、宋逢春、段紫亮、陆梦衣和我，都是中山大学学生。我们这个组织办了个《十月》月刊，是铅印的，只出过一期。另外还翻译出版了托洛茨基的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

　　还有个托派组织叫“无产者”。这个组织由陈独秀、彭述之、马玉夫（湖北人，工人）等人组成，共有八十一人（根据他们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人数）。早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陈独秀与我一起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在火车上他就对我说过：现在只有列宁、托洛茨基既是思想家，又是革命家。他还说朱执信也是很革命的。到了一九二九年，陈独秀看了托洛茨基写的批评斯大林的文章，对托洛茨基很佩服，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是没有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进行工作。他们出了个《无产者》月刊，并以“无产者”命名自己的组织。这个刊物是铅印的，大约出了几期就停刊了。“无产者”这个组织的特点是，它本身没有宣布是托派组织，但在思想上是赞成托派观点的。这个组织成立了几个月，马玉夫就叛变了，他把“无产者”派组织的情况向国民党告密，所以国民党就逮捕了一些人。被捕的有：王文元、宋逢春（“十月社”）、何资深（“无产者”）、郑超麟（“无产者”）、刘静真（郑超麟的爱人、“无产者”）、尹宽、彭述之。

　　另外一个托派组织叫“战斗”。这个组织是由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回来的学生于一九二九年成立的，负责人有王平一、刘胤、赵济、徐乃达。他们出的刊物叫《战斗》，只出了一期。

　　一九二九年，我把上述情况写了一封信告诉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给我回了一封信，他说：应把这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我把托洛茨基的意见转告给这四个组织的负责人，经过酝酿，大约在一九三一年，这四个组织同意成立统一的组织，由陈独秀当负责人，但没有统一的名称。托派组织统一没多久，因国民党逮捕了一些人，就停顿了。

　　中国托派组织的内部刊物叫《火花》，主要刊登托派内部争论的文章。我曾在上面写文章批驳过陈独秀的观点。陈独秀写过一篇叫《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他说，红军是游民无产者组成的，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不会取得胜利。他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城市，中国革命只有靠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发展和胜利，利用穷乡僻壤的农民搞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他断章取义地引了恩格斯的话，把红军和游击队的活动完全加以否定。他站在自由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根本反对农民，反对苏维埃。他还提出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我写文章驳他，说资产阶级已经叛变革命，与资产阶级共同行动没有可能。我对江西苏区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我对苏区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表示反对。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前，陈独秀到我家，说要办一个刊物，我当即表示赞成。这个刊物的名字叫《热潮》周刊，办了十几期，由陈独秀、彭述之和我主编。那时我看出陈独秀和彭述之的意见不一致，陈独秀瞧不起彭述之写的文章，他说，彭述之的文字象清朝人写的文章，平庸无奇，没有思想内容，只有他和我的文章还可以看。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以后，我与陈独秀失掉了联系，接着陈独秀就因叛徒告密而被国民党逮捕，这个刊物就停办了。

　　陈独秀曾给托洛茨基写过信，托洛茨基也回信给陈独秀。但陈独秀却对人说，他不是托派。一九三三年，我从报纸上看到陈独秀被捕了，他是与彭述之一道被捕的，当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审判他时，他是反对国民党的（见报纸上登载的消息）。“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释放政治犯，一九三八年，把陈独秀、彭述之也释放了。彭述之出狱后，离开南京，到了上海。陈独秀出狱后，从南京到了武汉。陶希圣随即和他联系，并送给他一百元，其实这些钱是汪精卫给的。后来，陶希圣在武昌出版《政论》，这个刊物是蒋介石出钱办的，陈独秀为这个刊物写过文章，陶希圣每月送他一百元或二百元。

　　我原来是属于“十月社”的，但“十月社”的多数人与我发生了冲突。王文元、宋逢春对我有意见，说我是“议会迷”，把我开除了。所以，几个托派组织成立统一组织时，我哪一派都不是。我是站在他们之外的游离分子，但我并没有放弃对托洛茨基的信仰。有的文章说我是托派组织的常委兼特务部长，其实不是。还有的文章说我是托派组织“无产者”的成员，其实我是“十月社”的成员。我被开除后，托派组织的发展情况就不知道了。据说，在全国解放前，中国托派组织搬到了香港，大概是王文元、彭述之在那里负责。

　　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时，与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有了联系，而且在工作上、思想上都没有意见分歧。当时他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大美晚报》英文编辑。他爱人也在那里工作。那时我的工作很不安定，靠写稿为生，想找个固定的工作。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因为他认识一个美国人叫伊罗生的在北京。伊罗生原来在中国共产党办的《中国论坛报》当过编辑，后来，他看到了托洛茨基写的文章，就信仰托洛茨基，不满意斯大林，因而离开了《中国论坛报》，同他的爱人到了北京，准备利用在中国搜集到的江西苏区的材料写书，他要找人作他的助手，把苏区的材料翻译成英文。于是，经格拿斯的介绍，我就带家眷到了北京，替伊罗生当英文翻译，伊罗生每月给我八十元。

　　一九三五年三月，我替伊罗生把材料翻译完后，准备带家属回湖北应城去。临走前，伊罗生对我说，你不要带煽动性的东西，他们要搜查的。我离开住所去火车站时，前后左右已有很多自行车跟着我们。因为我在伊罗生家工作，警察是知道的，但没有惊动我。一到西站，他们就对我进行检查，看到我的东西里面有一张打过英文的纸，就以此为理由，说我不能走。随即把我们几个人带到王府井，关在派出所，后来，又把我送到警察厅。到了警察厅，他们要留俄学生认我的照片，认出我的真实姓名。他们认为，象我这样的案子他们不能解决，就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把我送到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对我进行军法会审，判我两年半徒刑，送到苏州反省院。苏州反省院里比较自由，成立了“自治会”，所有的犯人都参加。反省院院长叫刘云，指定我担任“自治会”主席。“自治会”主席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有时同一些犯人散散步，放放风，有时组织犯人搞些娱乐活动。我在苏州反省院还给他们写过几篇文章，其中有一篇题为《节制资本刍议》，登在反省院半月刊上。当时，陈独秀在南京坐牢，他在反省院半月刊上看到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引起了托洛茨基派的愤怒，他们说我反对托洛茨基，放弃了原来的立场，是叛徒，尤其是陈独秀对这件事很恼火。

　　一九三七年四月，我被江苏反省院释放出来，到了上海。一九三八年到武昌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开始对我很客气，说，你怎么离开上海的？我说，在那里找不到工作。他说，啊，没有吃的。第二天我去见他，他就不见我了，还给我留下一封信，那封信是表示和我绝交，划清界限。

　　我在武汉生活没有着落，很苦闷。那时日本人已经打到九江，我在武昌不能再待下去了，就去找三民主义青年团，要他们协助我离开武汉。我通过黄季陆、康泽的关系，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机关，并随他们租的船到了长沙。后来，又由长沙坐汽车到湘潭、衡阳、再坐湘桂路火车到桂林。在桂林停了一个多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又找汽车把我从桂林经贵阳送到重庆。到重庆后，我在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当科员，宣传处的处长是黄季陆。但那时我并没有履行入团手续，还不是三青团员。康泽知道我还没有加入三青团，就派人找我，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说，很快就履行入团手续。其实，我心里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去找谭平山，他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我过去曾替谭平山写过文章，写出来后用他的名义在杂志上发表，他对我在经济上有所帮助。）于是，我就在重庆家里住了一、两个月。这时，三青团中央宣传处处长黄季陆已任四川大学校长，他寄来一百元钱接济我。

　　我一家有五口人（夫妻、两个孩子、父亲）吃饭，生活仍很困难，还是想找工作。因此，我就写信给西安的梁干乔，问他是否可到西安工作？梁干乔是广东梅县人，原来是托派分子，后来他感到托派没有什么前途，参加了几天就溜了。由于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到南京找黄埔军校的同学，做了南京宪兵司令部的政训处长。抗战后他担任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胡宗南是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他给我写回信说，到西安可以找到工作。这样，我们就到了西安。后来，第十战区政治部撤销，梁干乔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把我介绍到西安西门外战干四团工作了一年多。最初在战干团任俄语教官，后来改为上校教官，在那里教历史。过了一个时候，战干四团教育长葛武棨免了我的职。我又经陕西省教育厅长王友直介绍，任教育厅编审室编审，并在西安《正报》当主笔。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

　　在这以前，即一九四○年八月，我得到父亲逝世的消息，同时又得到托洛茨基被害的消息，使我受到了双重的打击，心里很难过。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胡宗南部下有个秘书叫徐先麟，他在军队中募集到一笔款子，要在上海办个刊物，叫我去当这个刊物的总编辑，我表示愿意去，他们就把我家从西安迁到上海。到上海后，徐先麟给编辑的待遇不高。因此，我在那里只呆了一个短时间，就离开了，靠写稿和翻译维持生活。

　　到上海后，我还在上海的特务刊物《民主与统一》当过主编，但只办了几期就停办了。《民主与统一》是“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半月刊，主编原是郑学稼（福州人，托派分子，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见到他，他见我没有工作，就把这个刊物交给我办。“中国文化服务社”的社长和总经理叫刘伯闵，是国民党中央委员。

　　在上海我还在顾祝同办的《前线日报》和孔祥熙（当时他在美国）办的《时事新报晚刊》当过主笔。《前线日报》的总主笔是钱纳水，《时事新报晚刊》的总主笔是胡鄂公。胡鄂公是我在北京认识的朋友。

　　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南京《中央日报》的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我，要我去南京给他帮忙。陶希圣是我在北大时的同学，他知道我是托派。我接到他的信，就借这个机会把《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的工作辞掉了。一九四八年七月来到南京，陶希圣把我安排在南京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研究员。当时，陶想让我写反共文章，我在那里呆了好几个月，心里很苦闷，因为写托派观点的文章，他们不能接受，要写他们能接受的，我也写不出来，所以刚去时，我没有写什么文章。后来，我写了四篇反共文章，陶希圣认为我有所表现，把我介绍到国民党国防部政工局局长邓文仪那里。邓文仪把我派到镇江国防部教导所，不久辞职回到上海，靠亲友的帮助维持生活，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

　〔编者按：刘仁静早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以后在苏联学习期间信奉托洛茨基主义，一九二九年曾专程到土耳其访问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党籍。此后即长期在国民党反动组织中任职，现在是人民出版社的编外人员。此文是一九七九年三、四月间访问刘仁静的记录稿。〕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