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加速了党的独立自主

80年前的1月15日至17日，中共长征至贵州遵义，举行了“生死攸关”的遵义会议。昨日，本报记者连线著名党史学家金冲及，请他在漫长的历史风云变幻之后回首总结遵义会议的历史价值。他说，关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已有明确结论，他想着重指出的是，长征到贵州遵义时党与共产国际“失联”已经很久，成功举行遵义会议是党尝试独立自主的一个行为结果，也是党以后迈向独立自主的一个重大历史标志，单单从这个角度看，“有着很丰富的历史意涵”。

遵义会议党开始尝试独立自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共产国际有着重要关系。金冲及说，作为共产国际在亚洲东方的一个支部，早年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可谓亦步亦趋，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派到中国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很多并不高明。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照搬列宁主义的城市中心原则，动辄在城市发起暴动，带来不少无谓无效的流血牺牲，均同共产国际错误领导、中共中央盲目服从有关。

从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在共产国际领导下，教条主义继续盛行，王明等人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远东局支持，把持中共中央4年之久。1933年初，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由于在城市工作遭到严重失败，迁入中央苏区，毛泽东等人“靠边站”。很快，根据地守不住了，红军开始长征。抢渡湘江时，部队遭遇惨重损失，中央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也在过湘江时被敌机炸毁。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生死一线的情况下召开的。遵义会议的召开，完全是中共自身的一次大调整。这里头既有主动的因素，那就是旧的一套不行了，破产了，必须想新办法，换新领导。也有被动因素，与共产国际联系不上了，情形万分危急，时机上又等不得，所以必须有能拿主意的人出来，怎么走？往哪儿走？”金冲及说，在历史的关键关头总有人勇于站出来，这是中共历史的一大魅力之所在。

遵义会议使党脱胎换骨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直入云南，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即又摆脱新发生的内部危机，挥师北上，到达陕北。再经过瓦窑堡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六届六中全会、全党整风，到党的七大。“为什么同样是这支红军，这些人，在长征初期处处被动挨打，而在遵义会议后有如生龙活虎？发生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原因在于从教条主义的僵硬束缚下解放出来，独立自主地坚持从实际出发，敢于大胆地灵活地采取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决断和行动，冲破万难，终于闯出一条新路来。”金冲及说。

与共产国际失联后，党一直在不懈努力继续寻求与其恢复和建立联系，到1936年，这种联系基本恢复，其紧密牢固程度甚至超过了上海、井冈山时期。但是金冲及指出，这种关系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总部与支部的关系，中共通过自身努力，已经脱胎换骨为中国的一股日渐成熟的政治力量。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集体带领下，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共一步步开创出属于自己和人民的历史。

金冲及说，贯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观念，成为党内公认的正路，形成全党新的传统。“独立自主成为一种无形的衡量是非的行为准则。这是一份极端宝贵的精神遗产。如果没有当年遵义会议打下的历史基础，很难想象中国会是今天这个面目。”（记者 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