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下）

　三、在福建反“罗明路线”与在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关系

“左”倾教条主义者反“罗明路线”所造成的不幸后果，不仅反映在福建，而且反映在江西。

因为“罗明路线”问题，我不仅受到批判和斗争，而且被撤了职。接着，把我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

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我从苏区《斗争》报上，看到当时党中央的宣传部长发表了一篇题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仅继续对我进行批判，而且把斗争矛头指向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和江西省委。该文强调批判“江西的罗明路线”，并要求把这一斗争“深入到群众中去”。我看到这篇文章后，曾向中央宣传部长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没有到江西工作，为什么说“罗明路线在江西”？中央宣传部长回答说：江西省委的错误，同你的错误一样，所以也这样批。

事实很清楚，邓小平等同志在江西，曾经抵制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江西省委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们不仅在福建大反“罗明路线”，而且在江西大批邓、毛、谢、古。

早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央局代表为在江西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导方针，在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大批所谓会、寻、安的“罗明路线”，又作“报告”，又作“结论”。并且在三月三十一日作出了《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说什么“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并且说“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那种“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同年四月十五日，在中央局的《斗争》报上，又发表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接着，于五月四日又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出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文章和决议都认为“罗明路线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攻击邓、毛、谢、古“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江西的罗明路线就是“单纯防御路线”，“是与党的进攻路线完全相反的”。同年五月五日，中央局又批准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继续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样，大反“罗明路线”就从福建发展到江西。在中央苏区，在党、团组织内部，在工农红军之中，“罗明路线”的帽子满天飞，各级干部大受其害，使党和革命事业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四、反对“罗明路线”的实质

前面的事实已经说明，罗明和反“罗明路线”者的根本分歧，说到底，就是在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要不要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问题。

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他们发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反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的一个新的严重步骤。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反对毛泽东同志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打击中央苏区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苏区得以全面贯彻。

很清楚，他们可以撤销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无法消除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在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深刻影响，无法消除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尽管他们诬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思想和主张是什么“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奇怪得很，在苏区还是毛泽东同志的一套办法灵，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那一套就是行不通。为了贯彻他们的“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们必然在整个苏区进一步大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大整执行这一正确路线的干部。他们对“罗明路线”的大加讨伐，只不过是公开打出的旗号而已。

他们在批判我的文章中明白地宣称：“毫不迟疑的、坚定的同罗明、杨文仲等的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是我们党顺利执行进攻的布尔什维克路线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他们在批判邓小平等同志的文章中也写道：要“彻底改造各县、特别是边区边县党与群众的工作，来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完成江西革命的首先胜利”。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其报告中也谈到：“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分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

毫无疑问，我在工作中有许多缺点和错误。但是，他们反对“罗明路线”，决不是反对我个人，也决不是反对我的缺点和错误，而是因为我和苏区广大干部坚信和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福建苏区传达和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关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指示。我给省委写报告之所以成了弥天大罪，也就是因为我在报告中坚持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闽西的实际情况，抵制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张。同时，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职务早已被他们撤销了，而我在给省委的报告中仍然认为毛泽东同志是最好的领袖之一，这不能不说是对“左”倾教条主义者一个莫大的刺激。当时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就责问我：你为什么把毛泽东和斯大林相提并论？后来，他们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竟然讽刺地说：“企图拿罗明与斯大林比较，那正象把狗子同猛虎比较，同样的觉得不伦不类吧！”明眼人一看便知，他们耍弄“指桑骂槐”的手法，公开骂的是罗明，实际上是指向毛泽东同志。

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批判我的一段寓意深长的话。他们写道：“他在闽西这一长期的工作过程中，继续不断的犯了许多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他一贯的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对于闽西群众斗争的形势估计不足，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大红军一来他立刻高兴的发狂，大红军一去他立刻失望的哭泣。一九三一年八九月间红军占领汀州，罗明跟着卢德光立刻抛弃了原有根据地把省委搬到汀州。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东下占领漳州，罗明又发疯般地把省委一切工作丢开，随大红军同到漳州，至于如何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如何坚决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巩固党的领导作用，如何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巩固与扩大苏维埃政权，如何在发动群众积极性的上面扩大地方武装，创造铁的红军，坚决打击和消灭国民党的进攻部队，一切这些问题，在罗明同志看来始终是次要的。罗明同志这些机会主义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现在，发展成为公开的、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当然是毫不足怪的”。这不仅是歪曲事实，而且是别有用心的。

所谓“最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之一，是“处处想依靠中央区的大红军来打平天下”。但是，我在《意见》中明明写着要“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这一点他们当然是十分清楚的。如果我一贯地不相信闽西群众的革命力量，那么又怎样说明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不断获得发展和壮大呢？他们单单挑出两次军事行动作例子，事实真相是怎样的呢？

一九三一年七、八月，闽粤赣特委主要负责同志决定闽西红十二军进攻汀州。虽然我没有参与作出这一决定，但我认为，这次军事行动在客观上起到了与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相配合的作用。当时我与张鼎丞等同志一起随红军独立团行动，在永定、上杭进行游击战争。我们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并向白区新泉进击，占领了新泉。红十二军占领汀州后，进攻杭、永、岩的敌人受到我们地方武装的打击，已经退走了。前委决定把闽粤赣边特委改为省委，通知我和张鼎丞同志回汀州。卢德光携款逃跑后，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红军前委命我接任省委书记的。当时省委抓住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形势，领导群众和地方武装，不仅恢复了杭、永、岩老区的大部分，而且扩大了许多新区。向东扩大到连城、新泉，与宁化、清流等县相连；向西扩大到武平；向南扩大到平和、饶平和大埔游击区。闽西根据地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后，省委不仅在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实行土改、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而且还在新老区动员了大批青、壮年补充中央主力红军。毛泽东同志曾先后三次去调查的上杭县才溪模范乡，当时就是扩大主力红军最多、最好的典范。这怎么能够得出“抛弃原有根据地”的结论呢？

一九三二年四月，因中央红军久攻赣州不下，中央在江口会议上决定，把红军调往福建攻打敌人守备较弱的漳州。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东路军到了汀州后，通知我召集福建省委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上述领导同志外，还有省委常委张鼎丞、刘晓、谭震林、郭滴人、李明光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分别作了这次军事行动的意义、作战部署和省委如何做好政治动员、供应粮食、组织运输、地方武装配合行动等方面的指示。会后，我陪同周恩来同志到长汀县地区检查准备动员的情况。后来，毛泽东同志亲自打电话给省委，要我随主力红军行动，以便与漳州、厦门地下组织联系，及时做好配合工作。我们坚决执行了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积极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在取得了攻占漳州、消灭敌张贞师的巨大胜利后，我们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进行开辟新区、建立政权、扩大红军、开展抗日宣传、向中央苏区运送缴获的军事物资等项工作。所有这些，难道不是省委应做的工作吗？他们把我们贯彻上级指示的正确行动，当成什么“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地打击，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他们所以这样毫无根据地对我横加指责，原因就在于这两次军事行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并且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这违背了他们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进攻路线”。我的“错误”不在于“抛开原有根据地”和“丢开省委的一切工作”，而是在于我拥护并积极参加了这两次军事行动。他们拿这两次军事行动来攻击我，这倒是“毫不足怪”，其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

他们把曾经给毛泽东同志扣上的什么“富农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大帽子，也一古脑儿地扣在我的头上；同时，这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不仅在福建闽西根据地，而且在整个中央苏区展开，进而扩大到各苏区和全党，这就清楚地表明，这场斗争是他们早已开始的反对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活动的继续和深入，是他们全面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

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行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的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极大地削弱了党。”

由于通过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进一步把执行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打下去，就使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及其一系列“左”的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得以进一步的全面的贯彻。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完全抛弃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用阵地战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正规战来代替人民战争。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继则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

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在批判“罗明路线”时，曾声称他们要“创造出罗明、杨文仲这类怯懦的机会主义者所不敢梦想的光明灿烂的新的苏维埃的世界”。事实的进程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他们所创造的不是光明灿烂的苏维埃新世界，而是“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

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才能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长征的危机关头举行的遵义会议，在军事上彻底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这才真正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使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标志着我党已从幼年时期走上成熟时期。

遵义会议的精神是林伯渠同志给我们传达的。当时，他还对我说：过去党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和前两次“左”倾错误，曾得到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同志的启发和帮助；这次党反对在国际“进攻路线”影响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是完全靠我们自己起来纠正的。这说明了我们党是英明、正确的，是大有希望的。

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进行了机动灵活的大规模运动战，四渡赤水，以各种佯攻迷惑和调动敌人。一月底首渡赤水；接着又回师二渡赤水，反攻桐梓，重越娄山关，第二次占领遵义；击溃和消灭大部敌人之后，又三渡、四渡赤水，再渡乌江，佯攻贵阳，然后，中央红军以急行军向贵州西部挺进，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经历了千难万险，最后胜利地到达陕北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也是遵义会议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所取得的光辉胜利！

　　附：

对工作的几点意见

省委：（杭龙工作另作报告）

依据敌人在大举向中央区中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结起来向永安方面发展，这是巩固闽西与闽北打成一片发展计划中最迫切的工作，我们要抓紧这个最好的时机来进行这一工作。

我虽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据震林同志说东南指挥部和省委省苏这一方面还是采取缓进的计划。我认为缓进是失了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在这一方面可以抽出很多力量（关于军事力量、党和政府的力量），应该采取猛进急进的速度，完成这一工作。

我的理由是这样：

（一）这一带团匪的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得到白军直接的配合，很容易消灭他，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斗争中，可以锻炼我们汀、连、新泉一带的地方武装（只要一个小的主力来领导），在许多小仗当中来强大他们的战斗力，以便很快的能与白军打仗；同时，可以在这样的发展斗争中，取得许多小小胜利，来提高汀、连、新泉一带群众斗争的情绪，锻炼群众中在战争的自信力，这是大战紧张中一点非常必要的工作。

（二）这一带区域的争取与开展，不但是汀、瑞最及时的工作，而且这样的开展，可以威迫敌人打击敌人，对新泉以及对白砂的前进，使我们多很多时间来加紧长汀、连城、新泉、上杭各地紧急动员的工作，多发挥我们战争的力量，威迫敌人，打击敌人，使敌人不能前进，不能急进，不能顺利与各路配合，使敌人疲倦削弱，暴露更多的弱点……争取时间……，一天一点钟都要争取。

（三）要在这时才比较好争取这一带新区域的群众工作，和巩固我们党和政府在这一带群众中的强固领导。

（四）过去争取北四、五区，争取岩西北，虽然在工作上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但失了时机，不能及时的争取与巩固是一个非常主要的错误。

现在争取连南、汀东南……这一工作，要学习北四、五区与岩西北的严重教训，再不要失了这一最好的时机。自然不是说以后就不能进行。但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抓到这个时机，我们可以得到多倍的成绩。

过去因北四、五区工作垮台，以及北四、五区邻近区的工作很差（上杭的华家亭、新泉的新泉、芷溪一带），十九路军和傅柏翠最近就有可能向新泉方面游击，如果敌人向这方面游击时，就要增加我们在连南、汀东南工作一带的困难。一方面团匪、地主、富农得到白军直接的配合，要更加活动起来，在我们后方、侧面及内面来捣乱；主要的群众方面，因为我们过去工作弱，在战争紧张中生活方面和情绪方面都要受到大的影响。我们要估量到那时的情形，及时建立这一带工作，不要到那时来慌忙，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我们就可以消灭那时慌张应付的状态，这也是龙岩和宁化方面所得到的教训。

根据上面四方面，我们应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完成这一任务。

第二，集中红军行动及扩大红军方面：我们应注意到十二军头上了，我们要迅速造成新的主力，要抓紧第八师、第七师，扩大和加强政治军事上的领导，使这两师能扩大到三师，成为能集中行动，与十二军一样的主力。这个主力的行动，应该向闽西与闽北之间一带积极行动，以争取永安、消灭卢兴邦为比较常定的目标，这样就更加更有利与北面主力配合而又能与闽西联系。

我认为这要迅速做到。

我认为独立八师可以留一团配合特务营（可改为八师第七团）在杭、永行动，配合杭、永二个独立团及岩太游击队（永定独立团只有一连配合游击队等有一团的兵力；上杭不久即可成立一独立团；岩太游击队有二百余人，等于一个独立团，我认为名义可以不拘束）来行动，来打击向杭、永进攻的敌人；同时，要配合各种力量各方面力量以夺取龙岩、上杭城为比较常定的目标，配合第十师向武平与江西会昌、寻邬联成一片。

在杭、永应保存八师的名义，使在群众中不致产生不好的影响（……）。

现在的八师可抽一团，及再扩大一团，由七师调一团，新成立一师，可以用十二军第××师的名义。因十二军在闽西有威信了，很迅速的调动连城、□□来行动。在连城方面还有第三、四独立团及第九师一团来配合。

必要时，第七师、第九师可以配合起来集中行动。我认为军区指挥部应立即搬到南阳来和政治部一块，多注意布置新泉、连城向闽北发展的军事行动与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工作。一定要迅速加紧这一方面向北发展，使闽西、闽北巩固的打成一片，积极的与北面主力来配合行动，来消灭敌人，从北面的进攻；同时，消灭十九路军向闽西方面的进攻。

如放松一点，如放了这样最好发展的时机，那就是大大的罪恶！

这样不但不会妨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不致使杭、永孤立。

在杭、永方面可以成立一个分区来指挥。

上述的意见我已和谭震林讲述几次了，他还没找到这个时机，及时的迅速的做到这一点。

在这时扩大红军应特别以长汀为中心，不要放过这一时机。长汀在目前战争环境紧张中，比较容易进行政治动员，打破党内和群众太平享乐的观念；同时，又不会产生很恐慌的状态。这是最好动员的时机。

上杭环境就比较不同了，扩大红军就比较困难了，当然我们要加紧动员……。

省委请作多帮助长汀进行这一最中心的工作啊！

我们在上杭会再找到扩大红军最有经验的来长汀，帮助扩大红军工作。

以前派了五个人，不知工作如何？

至于其他各县如永定、武平以至上杭，我认为在敌人进攻比较紧张当中，应先抓到这个时机来扩大独立师、独立团和其他地方武装，先解决目前紧急的打击敌人进攻的问题。从这样的地方的紧急动员中来提高地方武装和群众的斗争情绪，从中来扩大主力红军，不但在群众比较容易直接动员，就是独立团、独立师、赤卫模范营、模范少队中也可以比较有组织的抽调大部分来到主力红军（过去有这样的事实）（鼓动中来抽调不是改编硬编）。这是适应群众的斗争的情绪和目前的斗争的需要，不是什么对地方主义的投降。

我们强大地方武装中要与主力红军的扩大和联系、宣传鼓动中与组织上都是如此。

关于扩大红军问题，我以前有两封信，此处不再说了。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际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

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抵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军，不硬打，采取游击和运动战，要从打小仗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分兵保口自然是绝对错误；不估量地方武装力量，硬打强敌也是错误的。一定要地方党和政府很小心的领导，在比较内地的地方武装，最好调到边区参加作战，最好时常配合比较能打的部队多打仗。

照中央政府命令，加紧政治军事训练和党的领导是对的，特别是检查阶级成分和政冶军事成分。

同时，我们应特别注意：

打一次胜利的小仗，胜过关门训练十天，胜过打三次野操。

先有一连基干能打的赤卫军来领导，胜过三五连大家同样的赤卫军。

上杭过去编了很多赤卫军模范营、模范队，也打过了一些仗，这次打大仗，大散特散，这是因为实际作战没有中心基干能打的部队来领导和配合。

我们要了解推动地方武装发展，不断对主力红军一个很好的配合，而且推动群众斗争，转变当地群众斗争情绪一个主要的工作。比于江西打两次大胜利，对这方面群众中自然一个大鼓动，但如果当地地方武装时常打败仗，群众时常受摧残，群众斗争的情绪还不能更积极发挥，就是这个原因。

第四，关于各县区工作：我认为整个任务之下，要找到中心县中心区，使中心县区能在其他各县区中起领导作用。

同时，要依照各县区的环境和当地群众斗争力量和情绪，以及党的力量，以找到各县区特殊的任务。

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还是不好的。特别是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巩固的、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的在上下层讨论，一项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各区……，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计划上，都机械的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界，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地方武装不断的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的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永定上下溪南地方武装顽强的斗争，对整个发展的配合与对主力红军行动配合的力量，胜过出三百红军送到前方的主力。”近来永定、上杭工作比较有点好转。

如果这样来领导当地工作，又会进步又更好，出更多红军。

近来上杭、永定方面，我们就靠这样的领导来转变，来在目前的环境中来动员群众斗争，已得到了许多战绩了。

罗明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