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〇运动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也愈来愈严重。国民党为维护其统治，加强了对人民运动的镇压。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指示还指出：“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

以刘晓为书记的中共上海中央局，根据中央的指示，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运动的形势作了具体分析，认为经过抗议美军暴行的大规模斗争，中间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积极性迅速提高，上层民主人士的思想有新的转变，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日益巩固和扩大。在此基础上，只要从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生活问题入手，因势利导，使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逐步结合，必定能使分散的群众斗争汇成反美反蒋斗争的强大洪流。随即上海局对如何在南方开展斗争，进行了具体部署。以刘仁为部长的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对北方群众运动的发展形势也作了分析，提出领导者应注意群众情绪，注意客观条件和斗争策略，使运动深入下去，坚持下去。上海局领导下的北平学委同晋察冀城工部领导的北平学委一起，对北平、天津的学生运动作了具体部署。

在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指导和部署下，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的人民革命运动继续深入发展。由于国民党政府把大量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危机日趋严重。靠工资收入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维持生活的学生受到失学、失业的严重威胁，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1947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等许多城市的学生发出“抢救教育危机”、“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5月4日，上海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反内战宣传，遭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殴打和逮捕，各学校立即举行罢课表示抗议。5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等学校的学生3000人，为要求增加教育经费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未能得到满意答复，于是决定5月20日举行大规模游行。同时，上海交通大学和上海医学院等也派出代表到南京请愿。在北平，5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纷纷上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华北学生还成立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斗争声势日渐扩大。

国民党政府为了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于1947年5月18日发布《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蒋介石发表讲话，声称将对学生“采取断然之处置”。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学生运动逐步由各地、各校分散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斗争。

5月20日，宁(南京)、沪(上海)、苏(苏州)、杭(杭州)16个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冲破宪警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在珠江路口，游行队伍遭到宪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余人，被捕20余人，这就是五二○血案。在国府路口，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政府的骑巡队对峙六个小时。当天，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开幕，蒋介石到会讲话，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掩盖他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事实。学生游行队伍向国民参政会请愿，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同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7000余名学生从北京大学出发，由北大宣传卡车开道，高举“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巨幅横标，进行持续五个多小时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不断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恢复政协路线”、“提高教育经费”等口号。与此同时，天津的大、中学生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五二○血案后，在中共组织的引导和推动下，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这一运动席卷武汉、重庆、广州、杭州、长沙、昆明、福州、南昌、桂林、济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大中城市。社会各界以及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以各种形式支持和援助学生运动。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纷纷罢教或发表声明，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谴责国民党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冯玉祥等社会知名人士，分别发表慰问信、题词、演说和告全国同胞书，声讨国民党政府对学生运动的镇压，赞扬学生的爱国民主精神。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京分会等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以致函、捐款等方式，慰问学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释放全体被捕学生。

学生运动的高涨，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工人、农民、市民斗争的发展。1947年，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主要工业城市，有120万工人参加反对内战、反对美帝国主义暴行的罢工和示威游行，其中罢工达3000次。国民党政府对广大农民横征暴敛，抓丁征粮，在许多地区引发农民抗粮、抗租、抗抓壮丁的反抗运动和农民起义，其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基层政权。到1947年1月，反对国民党政府暴政的农民武装遍及川、陕、滇、黔、粤、桂、闽、湘、鄂、苏、浙、皖等省区，参加群众达数十万人。城市贫民也掀起大规模的抢米风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947年3月到7月，上海、南京和江苏、安徽、四川等九省的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

全面内战爆发后，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台湾省，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地区，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群众斗争，同样有了新发展。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人民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暴政，抗议军警枪杀市民，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3月初，台湾各地人民奋起响应，夺取武器，并攻占台中、嘉义等许多城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急派援军对起义群众实行血腥镇压，在20多天中有3万多人被屠杀。台湾人民的这次武装斗争虽遭国民党政府镇压而失败，但它显示了台湾人民英勇的革命精神，配合了全国人民的斗争。

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早在1945年秋就已建立革命政权。国民党政府迫于国际国内形势和革命运动的压力，派出代表同三区革命政府的代表举行和平谈判，并于1946年1月初签订十一项和平条款。根据和平条款的规定，1946年6月改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省政府主席，三区革命政府派阿合买提江等担任副主席及其他职务。新疆人民暂时获得一定的民主权利。但是，国民党政府于1947年5月任命反动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使新疆省内各种矛盾更为加剧，导致改组后的省政府破裂。随后，新疆人民继续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始终保持了三区革命政权。

上述事实表明，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相互结合，正推动着中国革命走向新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广泛，更加巩固；而国民党反动派则已陷入完全孤立的困境。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5月30日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所指出的：“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