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峰平津红色教授 边区模范主席

【人物小传】

杨秀峰(1897—1983）原名碧峰，字秀林，河北迁安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在平津文化教育界开展抗日民族统战活动。七七事变后，投笔从戎，深入太行山建立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被选为边区政府主席。1949年后先后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教育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83年11月10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在我们生活的京华大地上，曾经涌现出大批爱国主义民族英雄，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彰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英雄风貌。本报与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共同推出系列报道“京华英雄”，每周一期，热血阅读，英气传承。

红色教授，在天津策应“一二·九” (一)

1934年10月，杨秀峰从日本回国，加入了由黄松岭、张友渔、阮慕韩等组成，直属中央联络局领导的一个特殊组织，对外以左派教授身份在上层开展统战工作。1934年，经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黄松岭推荐，杨秀峰等中共党员和左派教授来中国大学任教。杨秀峰同时在北平师范大学和东北大学兼课，积极在平津开展统战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把课堂作为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向青年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对平津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后，杨秀峰在天津立即组织青年学生相应，并领导了天津“一二·一八”大游行。在整个运动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学生救亡运动前列，并对运动方式给予指导，纠正了个别人打算冲进日租界的冒险行为，赢得了青年学生的爱戴和尊敬，被称作“红色教授”。他的爱国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而被北平师范大学解聘，并多次遭到军警的通缉追捕，在中共地下党和爱国进步人士掩护下，都化险为夷。

投笔从戎，领导敌后游击战争 (二）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号召选派优秀干部去华北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鉴于杨秀峰在平津及河北的声望，中共北方局指示他回河北开展工作。杨秀峰毅然放弃了相对优厚的教授生活，把两岁的独子寄养给人，投笔从戎，偕夫人孙文淑奔赴抗日前线——冀西。一些平津流亡学生和东北溃散部队很快团结在他周围，在他的领导下开展英勇艰苦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杨秀峰等人配合八路军创建了冀西抗日根据地，1938年，又出师冀南，开辟了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他的身份也由大学教授到游击队司令，再到行署主任。1941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选举成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杨秀峰当选为主席，成为边区人民公认的群众领袖，很有威望和影响。

统战先生，享誉“政权工作专家” (三)

杨秀峰擅长统战工作。早在平津任教授时，他就在教育文化界上层卓有成效地开展统战工作。在冀西和冀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期间，杨秀峰一方面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反摩擦斗争，另一方面利用自己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文化素养，谈古论今，纵论当前形势，规劝国民党顽固派将领石友三、张荫梧等，停止摩擦、一致对外、全力抗战，其高超的斗争艺术，让顽固派也不得不表示钦佩。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委任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民政厅长张荫梧，来到杨秀峰组织成立并任院长的抗战学院，名为“视察”，实为向学生施加影响，拉拢学生。杨秀峰主持整个活动过程，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领导师生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给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统一战线课。

1941年7月7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隆重召开，杨秀峰被选举为政府主席。他严格贯彻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的各项指示，在根据地政府人员分配上坚持“三三制”原则，同时采取坚决措施精兵简政，裁减人员48%，节省经费46%。这些措施受到延安《解放日报》刊文赞扬，毛泽东在《一个积极重要的政策》一文中称赞他们“精兵简政的模范例子”。 1948年八九月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杨秀峰被选为副主席、党组书记，并兼任华北人民检察院院长，协助董必武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日常政务，为支援全国解放及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聂荣臻曾高度评价杨秀峰在边区政府的工作，称其为“政权工作专家。”

人民公仆，文品武德兼而有之 (四）

杨秀峰初到冀西就日夜奔波在冀西山区，亲自为村民讲演宣传抗日人人有责的道理。他严于律己，为民务实，清正廉洁。他衡量自己生活标准的尺子，就是向老百姓看齐，从不要额外照顾，和根据地的干部群众吃一样的饭菜，经常蹲在风沙弥漫的露天就餐。抗战进入艰苦时期，他领导干部节衣缩食，一再降低生活津贴标准。他考虑到群众的困难，倡议和垂范边区机关不设中灶和小灶，边区招待来客和党外朋友时，为减轻群众的负担，他自己作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卷烟待客，陪客的吸烟叶；以面食待客，作陪的吃小米。

1942年，组织上将他分别多年的儿子由敌占区接到了太行山根据地。孩子6岁生日那天，工作人员设法找了两斤白面，包了一顿素馅饺子。杨秀峰回家看到儿子非常高兴，吃饭时看到端上来的是饺子，便马上问：“今天食堂都吃饺子吗？”回答不是。他立即让人把饺子端走。工作人员说：“今天是孩子生日，就让他吃了吧。”杨秀峰却语重心长地说：“我身为干部，自己作出的规定自己不执行，家里的人都说不服，还怎么说服群众？”最后还是把饺子送给伤病员吃了。

杨秀峰身体力行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为党员干部树立了为民、务实、清廉的干部典范，其光辉事迹被边区群众广泛传颂。

1939年，邓小平在从冀南奔赴延安的途中，借用岳飞的一句名言，对时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的杨秀峰作了评价：“‘文官不爱财，武臣不惜死’”——杨秀峰兼而有之。”邓小平抗战时期的这一评价，可以看作杨秀峰文品武德的人生写照！

（本组文并供图市委党史研究室 /徐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