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深入发展

    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后，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其统治区人民的疯狂掠夺和血腥镇压。7月4日，国民党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案》，并下达“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7月19日，又明令公布《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规定凡规避征雇兵役、工役和规避征购征用粮食、被服、药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者，“均应依法惩处”。同时还限制国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规定对罢工和所谓“煽动叛乱”的集会及言论、行动，要严加“惩处”。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厉行消费节约纲要》、《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仅1947年10月，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2100余人惨遭杀害，而全国被列入黑名单的竟达6万人。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为白色恐怖所笼罩。

　　1948年3月28日至5月1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由国民党中央圈定的“代表”，选举蒋介石为“总统”，选举桂系首领李宗仁为“副总统”。“行宪国大”完全是一次由国民党垄断的国民大会，它将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的面目暴露无遗。

　　根据国民党统治区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这一时期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方针，即：长期打算，积蓄力量，发动斗争，推动高潮，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准备里应外合，争取全国胜利。中央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既要有整个的长远计划，又要根据不同地点、时间和条件，因时因地制宜，进行扎实的工作，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在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发展。由于广大群众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上，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饥饿”、“反迫害”的旗帜下，领导人民继续开展斗争。

　　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29日惨死狱中。惨案发生后，11月5日，浙江大学校长、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向记者披露真相，说明于子三之死是“千古奇冤”。杭州、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昆明、厦门、西安、重庆、广州、长沙、武汉等12个城市10万名以上的大、中学生，为此举行罢课和示威，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1948年1月，上海同济大学开展民主选举产生学生自治会的斗争，国民党政府上海当局对此进行血腥镇压，制造“同济血案”。各地学生和各界人士纷纷进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3月，国民党政府北平当局公然宣称“学联为共匪策动之组织”，宣布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4月，北大、清华等10所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总罢课。各校还分别成立“保卫华北学联”的机构，进行“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同时，北平各大学的教职员工、北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北大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为要求调整待遇和抢救教育危机也一致举行罢教、罢研、罢诊、罢工、罢职。这样，学生的罢课与上述斗争汇聚一起，形成“六罢合一”的“四月风暴”。

　　在开展反迫害斗争的同时，反饥饿斗争继续发展。1947年秋，面临失学危机的成千上万的大、中学生，也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学联的组织下，以解决同学实际困难为号召，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助学运动”。华北学联于1947年暑假在北平开展“助学运动”，数千名大、中学生以向社会劝募义卖，举行音乐、戏剧、电影等义演及体育义赛等方式向社会募捐，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活动持续两个月之久。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助学运动”也掀起高潮。由于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大批因家境贫寒而面临失学危险的大、中学生，获得继续求学的机会。

　　同学生运动相呼应，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运动迅速高涨。1947年9月，国民党政府上海当局企图在上海工厂中抽丁，并向工人征收所得税，激起六大市政企业工人的大罢工。大罢工在上海广大市民的同情和支持下，取得胜利。同时，上海还发生电力工人、法商电车电灯公司工人、大陆铁厂工人等的罢工斗争。1947年，全国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达320万以上，波及上海、天津、北平、武汉、杭州、宁波、青岛、济南、唐山、广州、汕头等20余个大中城市，参加斗争的部门包括水电、邮务、海关、交通、铁路、机器、纺织、化学、丝织、卷烟等50多个行业。

　　1948年五六月间，以学生为先导，由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的运动迅速兴起。5月4日，上海各大、中学生1.5万多人在交通大学集会，声讨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许多大中城市的学生、教授、社会名流、工商业者先后参加斗争。许多素来倾向保守的舆论机关和政治人物，也对美国明目张胆的扶日政策表示异议。香港的一些中国居民团体还抵制日货的倾销。这一斗争，同反对美国扶蒋打内战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成为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