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

    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50余万人，分布在东起北宁路山海关、西迄平绥路张家口的长达500余公里的狭长地带上，面临着被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的形势。1948年10月23日，傅作义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乘解放军冀中兵力空虚之际，组织三个步兵师、两个骑兵师偷袭石家庄和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企图以此挽救危局。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出色的情报工作，这个偷袭计划很快传送到中共中央。周恩来立即指挥和部署反偷袭行动。毛泽东连续为新华社撰写报道，揭露蒋、傅的图谋。至11月2日，蒋、傅部署的偷袭部队终因惧怕被歼而半途撤回。

　　11月4日，蒋介石召傅作义到南京商议对策。蒋介石为加强长江防线，主张放弃平、津，要傅率部南撤。但傅对蒋介石吞并、排斥异己深怀戒心，不愿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南撤而宁愿在必要时西撤绥远。在各有打算的情况下，蒋、傅都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才能入关作战。在此以前，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的变化。蒋介石以为这样就可以暂时牵制东北、华北的解放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和组训新兵所需的时间。据此，傅作义收缩兵力，调整部署，从11月中旬开始，先后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以加强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的防卫，保证西撤或南逃的通路。

　　针对平、津国民党军队的上述动向，要就地歼灭傅作义集团，必须一方面稳住该集团，不使其逃跑；另一方面，东北野战军必须提前入关，出其不意地将其分割包围，断其逃路。为此，中共中央军委除于10月底指示东北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先行入关外，又于11月18日电令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在21日或22日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队。同时，为迷惑和稳住傅作义集团，又命令华北解放军撤围归绥，缓攻太原。12月中旬，又令淮海战场的华东野战军暂缓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部作最后歼灭的部署。

　　参加平津战役的部队有东北野战军约80万人，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约13万人，连同东北、华北军区地方部队，共约100万人。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前，华北部队和东北先遣兵团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由林、罗、刘统一指挥。12月13日，中共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治委员；彭真为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为天津市市长。1949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总前敌委员会，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

　　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29日发起平津战役。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相继向平绥路平张段及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到12月上旬，歼灭平绥路东段傅作义部五个师，将其主力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地区，切断了傅作义集团西撤绥远的通道。从12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陆续到达平津前线，到21日完成对平、津、塘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截断其经塘沽由海上南逃的道路，为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2月21日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克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歼灭傅作义部一部分主力。东线原计划首取塘沽，但因该地地形不利于部队运动和展开，后改为集中兵力先攻天津。经过周密的准备和部署，在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拒绝投降后，人民解放军以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联合作战的方式，于1949年1月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15日全歼国民党守军13万余人，俘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解放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1月17日，塘沽国民党守军乘船南逃。

　　天津解放后，孤守北平的傅作义部25万人已完全陷入绝境。为了保护这座驰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战争破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力争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华北局城工部指示天津、北平的党组织，通过多条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傅作义从1948年11月起，曾几次派人同解放军接触，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但实际上仍动摇于“和战”之间。天津解放后，90万人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经过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耐心工作以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傅作义终于接受解放军提出的和平条件。1949年1月21日，双方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31日，在北平原国民党守军撤离市区后，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至此，平津战役胜利结束。

　　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大同、安阳、新乡等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并使华北、东北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142天，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非正规军29个师，合计154万余人。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战略决战中产生的“天津方式”、“北平方式”，以及随后在和平解放绥远西部地区中产生的“绥远方式”，成为解决残存国民党军队的基本方式。

　　在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地选定东北为第一个决战方向。同时针对东北、华东、华北三个战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不同的作战方针，全面地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及地方紧密地结合起来，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消灭敌军的强大兵团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阵地战和城市攻坚战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实践中的巨大发展。

　　在三大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在新式整军的基础上开展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发扬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开展立功运动和形势、政策教育。广大指战员充分认识自己所进行的战争的正义性，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战，表现出高度的革命热忱和主动性。他们以惊人的毅力、智慧和自我牺牲精神，去完成一切作战任务，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在三大战役中，党还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这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这时，人民解放军的交通运输条件十分落后，除东北已控制部分铁路外，主要还是依靠人力和相当落后的工具，用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方法，从千里内外将大量的粮食、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前线，将伤病员送往后方医治。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有力地保证了战略决战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的伟大胜利，震撼了整个世界。1948年12月，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举行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保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认为这对于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战略决战的胜利，也引起苏联共产党的极大关注。1949年1月31日，即平津战役结束的当天，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经石家庄到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2月上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先后会见米高扬，并向他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和夺取全国胜利及筹建新中国等情况。这次会谈，对苏共进一步准确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内的形势，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工人领袖和进步报纸，也同声赞扬和热烈祝贺中国人民取得的决定性胜利。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报刊，则以新闻和评论陆续报道中国战事的进展，惊呼由此引起的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