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

○苏联突然停止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宋任穷执意要我同去庐山汇报

○在小组会上发言，表态基本同意彭总的信，肯定彭总“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

○毛主席7月23日讲话后，风云突破，很快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刚一说话就被主持人打断，“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

○在军委扩大会上，和邓华、洪学智、钟伟一起被揭发批判，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得不离开军队

　　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庐山召开时，开始我没有参加。我留在北京，在国防科委处理日常工作。当时我的职务是国防科委副主任兼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7月中旬的一天，宋任穷同志到国防科委来找我。当时他是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部长。他告诉我，苏联以与美、英等国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谈判为由，突然停止了向我国提供核工业图纸资料，从而打乱了原来的工作部署，宋任穷同志很着急。我感到这是一件大事，建议他直接去庐山，向参加庐山会议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国防部长彭德怀等首长汇报。因为国防科委还有日常战备值班等许多事要做，我不想去庐山，但宋任穷同志执意要我一同去，我只好与他同乘一架飞机飞抵九江，然后换乘汽车上了庐山。我们到庐山的那天是7月15日，我们先向聂帅作了汇报，聂帅又和我们一起到了彭总那里。因为7月14日，彭总刚刚给毛主席写过那封后来引起轩然大波的信，所以在我们谈完工作以后，他很自然地说起给主席写信的事，讲到“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听了后，认为彭总的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并且补充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的口号，是唯心主义的嘛！”就因为这件事使我后来被迫在庐山会议上作了检讨，检讨文字还被印进会议文件里了。

　　7月16日，毛主席在彭总的信上加了《彭德怀同志意见书》的题名，并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同时决定会议讨论的时间延长，原来没有参加会议的林彪、彭真、黄克诚、薄一波、安子文等也都被召到了庐山上，宋任穷同志和我也被留下来参加会议。原来按大区编配的6个组，组长没有变动，组员改为各地区穿插编配。宋任穷同志分在第一组，担任副组长；我分在第六组，组长是欧阳钦同志，副组长是江渭清和张国华同志。

　　庐山会议的前一段，就是我们没有参加的7月上半月的会议，各小组集中讨论学习、形势、任务等十几个问题，听说气氛比较轻松，被人们称为“神仙会”。毛主席批示后，小组重新划分，参加会议的人员也增加了，预示着会议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但是我当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我参加小组讨论的第一天（7月17日上午），毛主席的批示和彭总的信正好发下来要大家讨论。当时多数同志还不理解毛主席要大家讨论的用意，更没有想到这会演变成一场阶级斗争的风暴。所以在17日至22日的6天讨论中，大多数人赞同彭总的一些看法，许多人还说了不少相似的事例。在我们第六组中，张国华同志讲了他爱人回江西探亲时，看到农村中出现的问题；手工业管理局局长邓洁同志讲了手工业中的一些问题。董必武和聂荣臻同志在第六组参加讨论，对彭总的信也没有提出批评。我记得，只有一位青海省委书记，不同意彭总的观点，说他们那里的小麦亩产7000多斤。

　　7月22日上午，小组讨论已进入第六天，我在小组会上作了第一次发言。我讲到，在大跃进中“虚报浮夸的作风在滋长”，“夸大主观能动作用。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增产无限论等”，我认为这“是搞精神第一性”。我说：“对于重点与一般、多快与好省贯彻不全面，没有真正实行两条腿走路；注意重点忽视一般，注意多快忽视好省。”我还讲到：“没有认真掌握主席久已强调的‘一切经过试验’、‘由点到面’逐步发展的工作方法。有的有抢先思想，比如‘吃饭不要钱’的口号，在北戴河会议上有人提出是作为今后考虑的，但是有的就抢先实行，加上报纸一宣传，就变成较普遍的行动。放“卫星”你比我高，我想比你更高。有的口号的提出慎重考虑不够，如有的说‘粮食基本过关’，‘放开肚皮吃饭’等等。”

　　这些话都整理到会议简报中了。在我发言中，最关键的，也是后来成为我的最主要罪状的，是这样一段话：“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虑到的问题提出来，对于此次会议深入讨论有推动作用；提出意见，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从肯定成绩、提出问题到纠正缺点来看，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是有的问题说得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

　　当时，我还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我没有料到，就是这个表态惹了大祸。不过，我的发言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因为当时大多数人都和我的看法相似，只是没有表示基本同意彭总的信。在其他小组，讨论的情况和我们第六组差不多。不少同志都讲了一些与彭总的观点相同的看法。但是在我发言后的第二天，庐山风云突变。7月23日早晨，我们得到通知，听主席讲话。当大家来到小礼堂时，气氛还和往常一样。但是毛主席只讲了几句，就使人感到气氛变了。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头的：“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他虽然讲到“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但是，很快便把话锋转向另一种倾向。他说：“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有些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对于“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问题，毛主席说：“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想早点搞共产主义。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全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毛主席的这段话，显然是针对彭总的信。因为彭总信中提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越说越严厉：“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他严厉警告说：“他们重复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听到这里，我很自然地联想起两年前（1957年）毛主席发动的反右派斗争，感到十分震惊。散会以后，我走出小礼堂时，看到彭总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彭总立刻迎上去，贴近毛主席，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主席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此时，我就站在旁边，彭总的话我听得很清楚。而林彪这时恰好站在我身旁，他手里拉着一棵小树的树枝，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看不出他是什么态度。

　　毛主席7月23日的讲话，完全改变了会议的内容和气氛，使本来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庐山会议，变为一场批判以彭总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彭总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我因为表示过同意彭总的信，很快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23日以后，以批彭为主要内容的小组讨论又持续了一周。

　　8月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8月2日接着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和列席人员，人数几乎相当于前一个会议的两倍。毛主席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明会议议题有两个：一是修改1959年生产指标，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二是路线问题。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他说：上庐山后，有部分人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说不敢讲话，有压力。当时摸不着头脑，不知所说的不民主是什么事，前半个月是‘神仙会’，没有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有些人所以觉得没有自由，是认为松松垮垮不过瘾。他们要求一种紧张局势，要求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就是要攻击总路线，破坏总路线，以批评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的工作。说去年的工作都做坏了。五七年不是有人要求大民主、大鸣、大放、大辩论嘛？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我说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内分裂；当时还没有明显的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毛主席讲的这些话，把彭总的问题上升到分裂党的路线斗争高度。按照这个调子，各小组分别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了严厉批判。批判的内容已经不只是彭德怀的那封信，而是任意引发延伸开去。一方面是清算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几十年来在党内历次斗争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另一方面是追查所谓“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和对那些在前段会议期间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进行揭发、批判。我就是被批判对象中的一个。

　　在8月7日的小组会上，我被迫作了违心的检查。但是在回答关于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时，我还是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我说：“我与彭德怀同志的来往，除工作外，没有单独在年节到他家去过。因谈工作，在他家吃过一次饭。1955年出国代表团我是顾问，朱可夫送他的和平牌收音机，我向他要，他给了我。如果说有物质上的拉拢，也只有这个，但是是我主动要的。”

　　在八届八中全会大会上，我作为中共中央的一名候补委员，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想解释一下我在小组会上的那个发言。可是我刚一开口，那天主持会议的某西南大区领导就打断我的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我只好坐下了。坐在旁边的薄一波同志，可能觉得该领导的话过于生硬，便说：“万毅同志，回去到军委会上讲吧！”

　　当时，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的迹象已十分明显。8月16日，八中全会闭幕的那天，当通过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紧张，真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毛主席念完决议后，问有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人讲话，也没有让大家举手，就宣布决议通过了。

　　八届八中全会8月16日在庐山结束，我与彭总乘一架飞机离开庐山，先在济南停了一下，19日回到北京时，以贯彻庐山会议精神为主旨的军委扩大会议，已在前一天开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1000余人，规模是空前的。各大军区的全部领导（只留一人值班），各野战军、各省军区的军政主官都来了；全军师以上单位也各派两名正职干部参加。会议用10天时间，传达学习庐山会议文件以后，把原来的15个小组编成两个规模很大的综合小组。第一综合小组，有170多人（还不包括一些列席人员），光组长、副组长就有十几位，负责揭发批判彭德怀。第二综合小组负责揭发批判黄克诚。在举行军委扩大会议的同时，在北京还召开了揭发批判张闻天的外事工作会议。湖南省委则开会批判周小舟。

　　军委扩大会议由接替彭总国防部长职务的林彪主持。会议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批判，从庐山会议一直延伸到炮击金门、高饶事件、抗美援朝、保卫延安、百团大战、长征途中……按照8月11日毛主席在八中全会讲话中定的调子，彭总被批成三十几年阶级立场没有改变，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资格投机革命的。而且还耸人听闻、无中生有地给彭总扣上“里通外国”的罪名。

　　军委扩大会开到9月5日，又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对邓华、洪学智、万毅、钟伟四人进行揭发批判。邓华曾接替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有人说邓华与彭德怀关系密切，从而成了被批判对象。洪学智是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因为他与彭、黄关系密切，对彭、黄的揭发又很少，也成了批判对象。当时担任北京军区参谋长的钟伟，则被扣上包庇黄克诚的罪名。

　　对我的揭发批判，也向纵深发展了。最可笑的是，有人揭发我在西安事变时，把东北军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交给了东北军120师师长赵毅。西安事变时我还没有入党，怎么会有共产党员的名单！当时赵毅还活着，也完全可以证明此事。

　　9月11日下午，军委扩大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林彪在会上宣布了撤销我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但是，批判并未结束，军委扩大会后，又召开了有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全体干部和总参、总后等有关单位代表共220人参加的批判斗争万毅的大会，持续了25天。最后给我作的结论是：“犯了反对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错误”，“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相当重要的成员之一”，“是彭、黄反党集团篡夺国防新技术的主要工具”，是“十足的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严重的教条主义者”。

　　1960年4月13日，我被迫离开部队，到陕西省担任省建委副主任，半年后又改任林业厅副厅长。一去8年。邓华，洪学智和钟伟同志也都被撤了职。邓华被贬到四川省任副省长；洪学智被贬到吉林省任机械工业局局长。我因彭、黄而受株连，国防科委和装备计划部的一些同志又因我而受株连，有的被撤职、有的被迫转业。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我再次遭到迫害。从1967年11月被监护，我在1959年患上的青光眼，在被监禁的头四年，一直不给任何治疗，因而迅速恶化，1969年左眼失去视力，1973年被放出时，右眼的视力也只剩下0.08。1977年党的十一大之后，我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担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看到我的信后，写了：“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置，他过去有贡献”的指示。从此，我才得到适当安置，同年10月，我被任命为总后勤部顾问。但是我的冤案直到1979年10月才得到彻底平反。

　　1959年那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致使“左”的错误继续蔓延，并造成了“文化大革命”极其严重的后果。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如果我们切实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断加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制度建设。我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一定会长治久安、日益兴旺发达。

（李维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