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在黄湖干校

耀邦同志既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但参加劳动的自觉性很高

在五七干校这样的艰苦环境中，耀邦同志仍然坚持不断读书，不断思考

我们背着军代表，让耀邦同志阅读连队里的一份中央县团级文件，他非常高兴

军代表指责耀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没经过他直接给邓大姐写信

周总理把耀邦同志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保护起来

“文化大革命”初期，团中央受到冲击，耀邦同志被造反派多次揪斗。1969年5月，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2000多人被下放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不久，耀邦同志也被下放到黄湖干校“劳动改造”。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团中央搞行政工作，是耀邦同志手下的一个兵。1968年军代表进驻团中央机关，要我当了一连的连长。在黄湖“五七”干校，耀邦同志被军代表分配到一连来劳动改造，成了我“领导”下的一个“兵”，真是颠倒了乾坤。

军代表把耀邦同志当成“三反分子”实行监督改造，加强管制。我们一连大多是团中央机关行政干部和工人，家庭出身多为“红五类”。当时军代表把耀邦同志放在一连，是寄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战士，加强对“三反分子”耀邦同志的“改造”。

1952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调耀邦同志到团中央工作。耀邦同志曾说过，在抗日战争初期，是毛主席发现了他，把他从一个23岁的青年破格提拔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的。当时还有人说他太年轻哩！他到团中央工作也是毛主席点名的。毛主席找他谈话，问他：“你敢在大庭广众中作大报告吗？”“你敢给知识分子讲话吗？”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毛主席说：“好！我就要这样的人，你去！”刘少奇当时还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派他去团中央：“你年轻，曾经做过团的工作；你领导过一个省，有全面工作经验；你当过军委组织部长，人缘好，有联系各方面的优势，选来选去，就选中了你。”耀邦同志当时虽然没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服从了组织分配。1952年，他到团中央工作的第一天傍晚，全机关的工作人员大会是在正义路三号院内召开的，大家席地而坐，主持人宣布：“耀邦同志和大家见面。”耀邦同志就站在花坛上讲话，尽管他的话不多，当时给我这个小青年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他说：“中央调我来和大家一起做好青年团的工作，这是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就我个人来说，这副担子很重，但是我有信心搞好。因为有三个依靠：一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做好我们青年团和青年工作的保证；二有一批有经验的多年从事青年工作的负责同志，我可以随时向他们请教，取得帮助，把工作搞好；三是我们青年团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和广大团员队伍。”他接着说：“有这三条还不够，还必须请在坐的同志们经常地监督我们书记处的工作，发现我们有了缺点，特别是我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同志们毫不客气大胆地提意见嘛、批评嘛！不要有顾虑，我需要大家帮助、监督。若是有打击报复，你们就向中央告状嘛！告我胡耀邦的状嘛！”多年以来，许多事例说明，耀邦同志对待来自机关同志们的批评告状是取欢迎态度的。这种欢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态度，不正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吗？

耀邦同志还经常教育团干部，工作中要想着群众，关心人民的疾苦。他常说：“我们做事情、想问题，心里要装两个数，一是7亿；二是20亿。一切要从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考虑问题。”（7亿是当时中国总人口数，20亿是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的总人口数——编者）他要求出差的每一位同志都要关心和反映基层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凡是到外地工作或出差的同志都有及时反映情况的任务。在3年经济困难时期，我和辛克高等同志到黑龙江办农场开荒种地，生活在太康县太和大队的群众之中。1961年春，春旱种不上地，群众怕日后没吃的，一次在太和大队至县里公路上的一条大水坝上聚集了上百的群众，阻止运粮卡车队往县里运粮。我目睹了这一群众抢粮情况后，写信作了反映，登在团中央内部刊物《团的情况》上。耀邦同志很重视此事，指示我们进一步了解。由于我们对群众的疾苦了解不够，体会不深，加上我们有恐“右”思想，再次写出的报告，把发生抢粮事件的原因归纳为“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所致。”耀邦同志看到我们的报告后明确指出：“群众阻止公家运粮的情况，恐怕是农民群众没有吃的东西，我们的干部又不关心群众的实际困难，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如果有阶级敌人破坏，也是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他指出，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然后再清查坏人。耀邦同志心中装着群众，惦记群众的困难，这不就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吗？

件件往事萦绕心头，我实在不明白，像耀邦这样一个好同志、好领导，出生入死40年，怎么就成了“三反分子”呢？团中央的工作哪一点是黑的呢？为什么一定要斗倒斗臭，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为什么在他已经出席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还要逼他只身来到干校，剥夺他的工作权利和应有的政治权利呢？这种种政治压制迫害究竟是为什么，当时我们一般干部是无从得到解答的，也不能公开提出来，但我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作法，对干校军代表这样摧残折磨干部产生了怀疑。“五七”干校的干部是按军事化原则建制的。我们当时不能公开地抗拒军代表的一些做法，只能尽力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耀邦同志以关照和帮助。

在“文化大革命”中，团中央被“四人帮”定为“修透了”的加以改组和撤销的单位。团中央这支干部队伍在军代表眼中自然成了“修正主义的苗子”，需要从政治上加强改造。从机关的最高领导层书记处的11位书记（团中央原有13位书记、候补书记，在“文化大革命”长期的乱批乱斗中，书记张超、候补书记惠庶昌已被迫害致死）到全部工勤人员和各直属单位的各方面的业务干部2000多人，不管老、弱、病、残一锅端到了黄湖。机关的办公大楼和宿舍被北京卫戍区占用，住在大院里面的干部有如“扫地出门”一般，带着反复精简了的日用杂物，扶老携幼到农场“安家”。军代表反复强调说：“要选有发展余地的地方做为干校校址，我们应考虑到下一代，要为他们着想，不然今后子子孙孙如何生存呀！黄湖农场这地方不错，选定为干校，可以围湖造田，是有发展余地的。”而实际上是想把团中央及其下属单位的这批经过党长期培养教育的干部统统打入另册，长期留在黄湖劳动改造。

当时我们在黄湖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住房子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用人力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劳动强度是超负荷的。年轻的干部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浑身疼痛。对于像耀邦同志那样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老同志来说，需要付出多么大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

当时团中央和各直属单位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约2000人，自1969年春至1970年秋仅不到两年的时间，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在黄湖的达7人之多，其中有中年领导干部钱大卫（团中央常委、国际联络部部长）、知名作家吴小武等。在这种情况下，军代表却经常身背猎枪在黄湖内到处游荡，把打鸟、打鸭子、打兔子当作他们的“劳动”。

军代表在生活方面对广大干部限制很严，不准在集市买吃的东西。带有青少年子女的干部，给孩子买块豆腐吃也被当做资本主义思想批判。相反，军代表把水壶当作酒壶，随身携带时常喝上两口。一次我因汇报连里整党情况闯进了军代表的办公室，发现他们围在炉旁煮鸡吃，我只好借故走开。他们不仅常到集市上买王八做汤食肉补养，还买王八往北京家里捎。有一次回到北京探亲的军代表特意打电报到信阳，要我代他们买活鱼，设法捎到北京，我没有办。

耀邦同志对于被军代表定性为“三反分子”，是一直不服的，但他同机关广大干部在一起劳动，自觉性却很高。他身患痔疮，经常脱肛流血，仍然坚持和大家一起干活。每次出工他都带一个小盆，当别人休息时，他就在田里舀点水洗痔疮，坚持和大家一起劳动。无论是托坯和泥，运砖拉石，推谷晒场，风车扬麦，插秧割草……什么苦累的活他都干过。比如托坯吧，一个土坯重约25斤，最棒的小伙子，一天也只能托50多块，而他却用足体力，努力去托，一天托20多块。军代表还时常要求他轮流到各连去劳动，接受群众的监督。一次到三连，正赶上“龙口夺粮”的时候，一环扣一环，个个都在紧张地脱粒、扬麦、推草、装袋。耀邦同志以他身高不满五尺、体重不足百斤之躯，也带病同大家一起忙活，累得几乎趴在麦场上。看到他身体不好，大家都关心。我们连干部有时就借宿舍需要留人值班为由，在全连大会上点名留他在宿舍“值班”，为大家晾晒被子。有时在场院劳动遇雨，在抢粮入仓时，他也争着同大家一样去扛那100多斤重的麻袋。这时我们不得不采取“派活”方式“分配”他轻一点的活如负责过秤。有一次他病重，需要去潢川县医院检查，我们当然有责任照顾他，未请示军代表，就派人陪他前去。军代表知道后，批评我们说：“劳动任务那么紧张，还派人陪胡耀邦去看病！”质问我们：“有这个必要吗？你们是怎么想的？”我们只好编理由加以搪塞。

我们大家都感到耀邦同志和蔼可亲，愿意和他谈心聊天，甚至还可以同他开开玩笑。在一次托坯时，我笑着对他说：“老胡呀！我们几个小伙子的工资低，坯托的多；你是高工资，坯托的少。你一月的工资400多块，还不如用你的工资去买砖合算哩！……”他呵呵地笑着说：“是这样啰！是这样啰！”我们想着，像他这样的高干，长期放在干校劳动，真是对“宝贵财富”的极大浪费呀！有一次国庆节，我和杨文玉陪他到三连去，开始他有些顾虑，主要怕个别干部对他提些问题不好解释。当我们进入三连驻地时，正赶上大家改善伙食，有的班包饺子，有的拿出从北京捎来的好酒好吃的食品，见他来了，大家都热情地邀请他到自己班里去吃饭，没有人向他发难。他同大家谈笑风生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此情此景也使耀邦同志得到了一些安慰。耀邦同志在回一连的路上感慨地说：“大家都对我这么好，我没有想到。”

在五七干校这样的艰苦环境中，耀邦同志仍然坚持不断读书，不断思考，这是他一贯的学习态度。当时他只能读到“三个四卷”（马恩选集四卷、列宁选集四卷、毛选四卷）。晚上他独自坐在蚊帐中读书记笔记，经常到深夜。有一次，校部组织我们去30多里地以外的地方拉车运石头，回来后大家都累得东倒西歪，吃完饭就睡了。可耀邦同志晚上仍然读了一会儿书，这种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们。1971年冬他要回京探亲、看病时，他一手拿行李，一手拿一摞笔记本，我看他拿不过来，就上前帮忙。可他只把行李给我，拿着笔记本风趣地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这是我的全部财富，弄丢了你赔不起啊！”他是十分珍惜自己积累的学习心得。

在朝夕相处的日子，耀邦同志也常同我们这些小干部谈心，甚至征求我们的一些意见。我体会到，他不是为学习而学习，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耀邦同志也非常注意全党和全国的大事。他对在林彪、“四人帮”控制全党造成危难时候怎样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忧心忡忡。当时能够了解党的一些情况对耀邦同志来说是十分需要的。因此，我们背着军代表，主动地让他阅读连队里的一份县团级中央文件，他非常高兴，有时还同我们议论某些党内的大事。有一次，我问他，你参加九大时，在会内会外都接触了谁？他们有何表示？他说，会内接触比较多的是邓大姐，她对我有些关照。在会外碰到过谢富治、李志民和张体学。他说，谢富治见到他装做不认识，趾高气扬地一扭头就走开了。李志民态度比较好。张体学当时还很热情，鼓励他：“不要有顾虑，要想开些。”我说：“你应当同邓大姐取得联系。”耀邦同志表示应当如此。

1970年春节，耀邦同志和其他干部都回北京家里过年。他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报告在干校的情况。后来邓大姐给他回电话，被军代表接着，邓大姐只好请军代表转告他说：“耀邦同志的信我收到了，这次就不请他来我这里了，下次回来，我们再谈。”军代表对此十分恼火，回干校后就批评胡耀邦直接给邓大姐写信，没经过军代表是错误的。军代表很怕耀邦同志和邓大姐直接取得联系，因而指责耀邦同志无组织无纪律，但军代表不得不把邓大姐的话传达到。幸好有这一次“无组织”的行动，耀邦同志才直接同中央取得了联系。

有一次我参加军代表召开的会议，内容是推选四届人大代表，除了决定干校的候选人名单外，还把中央推荐的名单也读了一遍。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宿舍提起这件事，耀邦同志认真地问：“中央推荐的都有谁呀？”我说听了一遍记不住。他说你印象最深的有几名？我说想起了我原来认为不可能有的两位，这次推荐名单中有。他急切地问是谁呀？我告诉他是张闻天和邓子恢。耀邦同志听后高兴地说：“这是毛主席的路线，团结大多数”，“犯了错误要给出路，给改正错误的机会，不给出路一棍子打死不是毛主席的路线。”从这以后他似乎感觉到他复出工作的机会有望了。

干校在进行批改时，军代表不把胡耀邦定为“三反分子”，似乎无法向上交差。因此首先要耀邦同志在干校大会上进行检查。当时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因他还没有“解放”。有一天晚上，他找我和李汉平（当时汉平是排长）说，我的检查已写好，请你俩先提意见。于是他念给我们听，当谈到团的工作17年的时候，他停下来说：团的工作17年怎么看？我还是认为在17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我们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17年的工作，不能否定，总的说17年是红线，不是黑线。在某一时期及某些问题上的错误，我一定好好地检查。”当时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情况下，耀邦同志坚持实事求是地评价17年团的工作，我们从心眼里佩服。之后，我被调到副业连任连长。我记得那一年“七一”过党的生日，同指导员李文耀商请耀邦同志给副业连青年讲讲长征，意欲教育青年同志艰苦奋斗。我去请他，他诚恳地表示，“我不好讲，因现在许多宣传材料都说井冈山会师是毛主席和林彪，我怎么说呢？”他当时对肆意歪曲党的历史十分愤慨。

1972年秋，军代表宣布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获“解放”，惟独不解放胡耀邦。因为他既不承认是“三反分子”，也不承认是“走资派”。军代表责问他：“你在文革初期已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为什么现在又翻案了？”耀邦同志说：“文革开始，我是团中央的第一书记，我承认是走资派。否则，对其他书记压力太大。现在我看清楚了，我根本不是。”军代表拍着桌子和他吵，要他在定为“三反分子”的结论上签字，耀邦同志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三反分子，不能签。”军代表发火了。耀邦同志说：“你急什么嘛！你把你们对我的结论报到中央去，我在结论的后面写上我自己的看法，让中央来决定嘛！”军代表只好这样办。周总理看到报告后，迅速把耀邦同志调回北京，检查身体，保护起来。

黄湖广大干部对耀邦同志也很尊敬。这次耀邦同志回京，我送他到信阳车站等候上车，因车站人多拥挤，没有地方休息，我就找到值班站长，他听说是胡耀邦回京候车，马上打开贵宾室，请耀邦同志进去小憩。信阳车站的站长，没有把他看作是“三反分子”。但是军代表知道为耀邦同志回京购买的是软卧票后，似乎有什么想法，问我为什么给胡耀邦买软卧。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说：“他是五级干部，中央还没有降他的级。我只知道他的工资已经补发，级别待遇已经恢复，全总的李颉伯，外经委的方毅，他们回京乘坐的都是软卧，胡耀邦为什么不可以？他也该坐软席了。”军代表哑口无言。为了定胡耀邦的罪，他们捕风捉影，不择手段，把回京后来看望他的人多了这一现象，诬蔑为“富强胡同（耀邦同志的家）是‘裴多菲俱乐部’”，做为请功的材料。几年以后，驻团中央的一位军代表被分配到国家机关一个部委任副职。曾在团中央工作过的一位同志对耀邦同志说，这个军代表既无能力，整人又那么凶，为什么还要重用他？耀邦同志平静地说：“还是要给他出路嘛。”两相对比，耀邦同志是何等宽大的胸怀！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