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与大革命期间中共组织制度的改造
摘要：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共的建党原则在中共二大就已确立，但真正落实，则是在大革命期间旅莫支部归国干部成为党内中心力量以后。这些人以自身经验推动中共中央集权制改造，实现了党中央直接任命地方党部干部，并使之成为惯例。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党以“铁的纪律”管党、地方服从中央、各级党部严格会议制度，其目的是使全党成为组织严密的整体。中央集权制改变了中共党组织的涣散状态，使其实现了在组织上的建党。
关键词：旅莫支部；大革命；中央集权制；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以组织严密和“铁的纪律”著称，但这一特性并非建党时就是如此。大革命前，中共组织弱小且散漫，内部纷争不断，共产国际认为其不能承担重任。中共真正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源于大革命期间进行的中央集权制（此处所说的集权制是制度学范畴，是相对于分权制而言的。而与之在概念上易混淆的集中制则专属于列宁主义建党理论，是相对于西方民主制而言的。）改造。从当时中共领导人的论述和相关文件看，中央集权制改造得到诸多好评。这次改造改变了中共的组织形态，干部素质和组织凝聚力均有明显提升，使党在当时严酷的革命斗争中既能“保持队形”又能快速发展。对这一重要的党史事件，学术界显然应给予重视。
目前，学界尚未对中央集权制推行的背景、制度设计及运行实态进行考察，更让制度脱离了具体的人，造成关于中央集权制背后的人事关系研究付之阙如。（参见庄有为：《论陈独秀的建党思想》，《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管怀伦：《集中制是中共“二大”、“三大”、“四大”的组织制度》，《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何益忠：《陈独秀与民主集中制的确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而且，目前也没有人注意到旅莫斯科东方大学支部（以下简称“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和中央集权制之间存在联系。即使对旅莫支部，也仅有简单的介绍。（参见Г?В?Ефимов:Из истор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рудящихся Китая.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77, No.2; В?Н?Усов: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деле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каров в 20-30-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87, No.5；张泽宇：《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述论》，《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有鉴于此，本文以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为中心，探讨他们与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集权制改造的关系。笔者认为：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留俄学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而且对研究中共组织史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旅莫支部的组织形态
1921年2月，旨在为印度、中国、朝鲜等国培养共产革命干部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大”）建立。在该校筹办时，陈独秀即从维经斯基处得知消息。他致信各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要求他们以最快速度，让尽可能多的青年团员“停止一切工作来上海”，（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编：《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302页。）到俄共（布）党员杨明斋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为留学莫斯科做准备。外国语学社培训的首批学生罗亦农、彭述之、刘少奇、任弼时、卜士奇、蒋光赤、萧劲光等10多人在1921年8月进入东大，他们与通过其他渠道到校的30余名首批学生组成中国班（后改为中国部，分多个班）。至1928年5月中国部撤销前，共有4批中国学生进入东大学习。（参见张泽宇：《莫斯科东方大学旅莫支部述论》，《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到1924年底，中国部已有学生100人左右，占东大学生总数约1/10。此种入学规模一直持续至1925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成立。国内人员去东大有两个途径：一是党组织派往，这是主要方式，人数较多。如1923年7月，中共派出100名同志去莫斯科学习，（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5页。）其中大部分入学东大。自费前往则为次要方式，人数不多。（参见抱朴：《赤俄游记》，《晨报副刊》1924年8月23日。）旅欧支部亦是东大生源之一。东大学制3年，1926年改为4年，因中共即时抽调，很少有完成学制者。
旅莫学生多仅粗通俄语，因而共产国际决定让中国学生自我管理，（参见〔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20页。）于1921年冬特准设立中共旅莫支部，（俄国学者Усов认为：1922年底陈独秀访俄时领导创建了旅莫支部。此说法有误。因为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刘少奇已作为旅莫支部代表出席大会。另外，当事人萧劲光回忆说是1921年冬。而实际上，留学生到莫斯科即成立了“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的组织，内分交际、秘书、庶务、编译、图书、卫生6部。参见В?Н?Усов: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мощь СССР в деле подготовки китайских партийных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каров в 20-30-е годы.《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87，No.5,81c；《“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13页；蕴良（张学琅）：《游俄通信》，长沙《大公报》1922年2月4日。）亦同时成立团支部。罗亦农、彭述之、刘少奇、卜士奇等人最早由团员转为党员，成为支部早期的领导核心。支部实行委员制，罗亦农任书记，彭述之等4人为执委。团支部归党支部领导，任弼时为团书记。支部执行集体主义的制度，权力集中于支委。支委会对支部训练、党团员工作分配及何时归国等问题拥有决定权。中国班早期学生来源复杂，无政府主义者占很大比例，他们对严厉的制度非常不满，要求采用普通的团体组织法。经过斗争，委员制得以重新确立。（反对者主要以抱朴、蒋光赤等人为代表。其中，蒋光赤认为：“我们反对执行委员会，并不是人的问题，实在是制度的问题”。对此，罗亦农指出：“委员制度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说反对委员会，便不是共产主义者。”袁笃实也认为：“共产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执行委员的制度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法。”经举手表决，反对委员会制的占多数。罗亦农遂把情况汇报给校方，指证支部内有无政府主义者。经校方干预，旅莫支部继续实行委员制。参见抱朴：《赤俄游记》，《晨报副刊》1924年8月28日。）1922年底，陈独秀在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时，曾参加旅莫支部会议，也表态支持委员制。
1923年春，旅欧支部的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郑超麟等12人来到东大。至此，支部共有党员14人，团员9人。4月底，旅莫支部大会改选，彭述之、赵世炎任支部委员，罗亦农仍任书记。5月，旅莫支部制定《旅莫中国共产党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训练工作具体方针》（下称《具体方针》）等决议案，（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4、25页。）支部建设从此进入规范期和稳定期。
中国班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为职业革命家。旅莫支部特别强调学习应有的立场：第一，必须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支部告诫学员：作为以革命为终身职业的同志要站稳阶级的立场，“不要忘记我们出身是中国式的小资产阶级，带有经济落后宗法社会遗传下来的种种旧观念、旧思想、旧习惯，不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条件”（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第1728—1729页。）；既为革命一员，就应抛弃一切旧观念，不管来自何种阶级，不再有等级和工人、学生之分，都是革命同志。第二，不允许旅莫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而成为知识分子。反对把精力过多用于学习理论，凡发现，必给予批评。旅莫支部流行一句口号：“我们是来这里受‘训练’的，不是来这里做‘学院派’。”（《郑超麟回忆录》（上），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194页。）赵世炎还将其进一步阐发为“没有训练，就没有共产主义”。（《赵世炎文集》，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59页。）
东大开设有工人运动史、十月革命、经济学、唯物史观等课目，用俄语和英语授课。中国班上课时须由俄语好的同学现场翻译，课堂效果较差。支部又坚持不能有先学好俄语、后研究主义的认识。（参见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第1730页。）同时，中国学生很少与其他国家学生交流，极少能交上一两个外国朋友。（参见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第1701页。）在外部学习渠道不畅的情况下，1922年底召开的旅莫支部大会决定将全部党员分成党章、党的策略和农民问题3个专题研究组，每周讨论1次。（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3页。）但这一方法不利于非党员学生的学习。支部后来将全体学生分成数个小组，每小组4到5人，新旧同学、籍贯、关系生疏全被打乱，每周开1到2次会，集中学习。用的书籍主要是瞿秋白等人翻译的苏俄文献。
罗亦农对支部建设还提出“集体化、纪律化、系统化”的训练口号。（《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页。）集体化主要针对个人主义，旅莫支部确立集体的权威性，成员始终要“绝对的维持团体在行动上的一致”。支部要求每个人都要改造自己的个性，达到“个性方面的集体化”。组织同一性要求管理应精细化，处处有组织。如前述各学习小组，支部均指定负责人。为防止小组主义，支部同时规定：“每个同志至少须与两个同志以上发生密切关系（除本组同志外），以期达到同志的团结”。（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第1730页。）支部还建立了党团员每周向支部汇报的制度。
支委会还用“铁的纪律”进行管理，严格革命态度和纪律。支部建立互相批评的监督制度，认为“批评是达到我们成为铁一般似的共产主义的手段”，同志间须随时随地互相纠正思想和行动上的错误，如有意见一定要发表，否则是“站在团体以外反革命的动机”。（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1730—1731页。）因没有实际工作内容，也不能进行理论性研究式讨论，所以批评常常指向抽象的心理状态，如你个性强，你有小资产阶级习气、无政府主义思想等。（参见《郑超麟回忆录》（上），第193页。）学习与监督等工作均需开会，也使开会成为支部活动的主要内容，支部因此染上俄共（布）的作风，每次开会时间都很长，多在4小时以上。支部还严防同志间藐视和欺骗，提出：“对待同志，永久比自己亲兄弟还亲近些”。《具体方针》还严戒骄傲、喜出风头和一切不落实际的毛病，强调支部成员应工作踏实，严守集体秘密。支部还反对工作中的懦弱与温和，指出：“我们要有常态和镇静，要用冷静的头脑去观察事实；要有坚决而且积极的精神和灵敏手段去做事”。（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第1731、1732页。）为避免工作中抢功、冒功，支部也做了具体规定。
支部建有惩戒机制，根据学员表现调控团员升为党员速度的快慢，还以支部会鉴定的形式决定学员能否回国。如支部认定抱朴思想上有无政府主义残余，不让其回国。（参见抱朴：《赤俄游记》，《晨报副刊》1924年9月7日。）而郑超麟因在列宁逝世后往国内做舆论宣传时有突出表现，被彭述之提名先期回国。支部学生多是未婚青年，加之女学生极少，恋爱纠纷较多。在后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甚至出现为争夺心上人1名男生被刺伤的情况。（参见〔美〕盛岳著，奚博铨等译：《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和中国革命》，第126页。）旅莫支部认定浪漫对组织有害，“文学和恋爱即是浪漫的根源”，要求党团员把“对恋爱和文学的兴味用在党的工作上”。（王焕琛编著：《留学教育：中国留学教育史料》第4册，第1729页。）所谓系统化，即是针对浪漫主义而言的。
支部重视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经常向中央或来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汇报工作。党的领导人到俄时也常参加支部会，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都曾到支部作报告。（参见《革命回忆录》（4），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页。）中央的决议都会经过共产国际传至支部，支部通过集体学习研讨的方式传达至每一名党团员。旅莫支部非常注意维护中央权威。如得知李汉俊因反对国共合作而退党时，彭述之召集支部全会，谴责李汉俊，支持中央。（参见《郑超麟回忆录》（上），第199页。）旅莫学生也非常拥戴陈独秀，其原因主要是支部成员多成长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受他影响较大，他们当中很多是在他的委派或介绍下到东大的。另外，陈独秀1922年底的莫斯科之行，也给旅莫学生带来直观的好感。
二、中共国内组织状况与大革命期间的人才缺乏
与旅莫支部相反，中共国内组织在大革命前一直呈现散漫的状态。
中共是由对社会主义抱有热情的积极分子组成，早期领导人对建立什么样的党有不同理解。建党前，陈独秀倾向于委员制，委员产生书记，其他分担宣传、组织之责。他认为委员制已由俄共（布）证明成功，既能遇事公决，发扬民主，又能避免当时国内政党采用党魁制的流弊。张国焘则建议党应有1名居中策划者，为陈独秀所允。（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一），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95—96、100页。）这也是集权制的滥觞。但共产主义小组内数量较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组织不应干涉个人意见，反对集权制。这一争议造成各共产主义小组内常爆发吵闹。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上力主建立中央集权制的党。持无政府主义观的李汉俊则明确反对，并指出中央应该是一个联络的机关，而不能任意发号施令，一切应征求各地方组织的同意。（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一），第140页。）因两人没有互相说服对方，大会在组织制度上未形成决议。
中共一大后，无政府主义在党内影响进一步增强。北京支部的无政府主义者要把“共产党无政府主义化”。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有二三百人，“完全在无政府党人的手中”，造成组织内无一致的思想，“闹得不成样子”。（《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6—27页。）广东党支部执委会9名委员中，有7名是无政府主义者，倒“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20页。）陈独秀要求其作出改变时，竟发生激烈争吵。党的领导人中反对集权制的声音也继续存在。中共二大时，李汉俊拒绝到会，并致意见书给大会，详细阐述反对集权制的理由：当前主要任务是在知识分子中宣传共产主义，且中共人少势小，“集权制”易被野心家利用；中国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也无集权制之必要。他主张仿照联邦制，即使设中央，仅须1人即可。（参见《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9—30页。）沈玄庐和陈望道也反对中央集权制。陈望道在主持上海组织时，“党是表现无组织的形式，总不开会”。（《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215页。）
这时，陈独秀也在逐渐改变认识，认为过于尊重个人意见会影响效率，“若是事无大小都要人人同意，那不肯同意的少数人，不肯牺牲自己的意见服从多数，除了退出别无他办法”，所以应牺牲个人意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39页。）另外，在组党一年后的工作中，陈独秀又感悟到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并非易事，必须要有服从领袖的党，“我们的天性生来不喜欢什么首领、什么指导者。然而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所以要想无产阶级底革命与专政实现，非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领导者的心理不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6—117页。）所以，他下决心建立党的中央集权制。中共二大前夕，陈独秀在党务计划中明确“厉行中央集权制”，要“严查党员每星期工作成绩”。（《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53页。）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会议抑制住反对声音，制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决议案，强调革命党须有“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才能保证有足够力量进行革命活动。决议规定的中央集权制可总结为：党以“集权精神与铁似的〈纪〉律”组党、管党，中央和地方应成“严密系统”，地方服从中央。党员须视党的利益至高无上，自觉排斥无政府主义思想，时刻准备为党服务，受党支配，不能公开发表与党不一致的观点。（《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0—91页。）陈独秀对决议案极为满意，认为其是按照“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精神而制定的，是订得好的，比欧洲各国的党章都要革命得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三），第137页。）此段话为濮清泉回忆。濮清泉一直追随陈独秀，直至后者逝世。陈独秀本人没有参加中共一大，据内容判断，这段话明显是谈中共二大章程。大会还决定设中央执委会，委员为5人，行使最高权力，统摄全国党组织。另外，二大党章同时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命令，否则，上级机关有权取消或改组该机关。（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93—98页。）中共二大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在中国政党史上前所未有，也是中共布尔什维克化的开始。
中共二大基本消除无政府主义者在党内的影响，但中央集权制并未遵行。其原因有二：一是党员纪律观念不强。例如，中共二大要求党员未经允许不能担任“资本阶级”的官员，但杭州的党员却“完全埋没在地方政治里”。再如，“二七”惨案后，汉口的一些党员不满中央的抚恤政策，要派代表去广州争取孙中山的支持，被陈独秀和马林拦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454页。）又如，有京区党员回忆，有一次北大第三院开支部会，李大钊登台阐述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必要性后，台下竟有人用脏话咒骂李大钊，“使得他立即退出了会场，后经调解，乃得平息”。二是干部政治素质不高，做不到严格服从党组织。当时党的干部普遍年轻，在工作中极易情绪化。例如，邓中夏入党较早，但某次在北京与同志出现争执，便“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他说：‘我不对，dismiss me（即“开除我”——引者注）’”。于是，双方只能到李大钊家调解。（《“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2页。）那时，李大钊家里经常会有来调解争执的党员。这些情况的出现，与党员缺乏服从意识有关。但中共将大量精力忙于国共合作，缺少对党员的教育也是重要原因。
组织涣散使中共面临分裂的危险。在地方党组织层面，湖北、上海两地对中央不满的党员在1923年意图联合议员胡鄂公在北京另立组织。（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54页。）另外，广东支部陈公博违反中央与陈炯明划清界限的指示，与其走得很近，还曾于陈独秀访俄时在《珠江评论》上公开与中央唱反调。中共中央“去信严格责备”，并经调查发现陈公博“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随即将陈公博、谭植棠开除。（《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44—45页。）组织涣散也使地方党员缺乏工作干劲。例如，湖北“同志精神颇不振”。（《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340页。）另外，在中央层面，还出现了张国焘“小团体事件”。张国焘认为“陈独秀搞的党太松弛，要有纪律严的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377页。）于是，联合部分干部组成小团体，意图按自己的思路改造党。马林在中共三大前也发现：“中央委员会的5名委员中有4名是这个小团体里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77页。）陈独秀得知自己最信任的人在党内有小团体后，极为不满，遂写信给马林，要求辞职。在这些情况下，中央集权制便徒具规章，党的各项工作进展缓慢。至中共三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仅有420名。
共产国际对中共组织工作也很不满意。1922年，拉狄克批评“在广州和上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得同群众相结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354页。）马林也在中共三大召开前指称中共呈“涣散状态”，并认定其为“早产儿”。（《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477、478页。）至中共四大召开前，共产国际仍认为中共“现在所面临的任务确实太复杂了，所以有些任务它不能很顺利地完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93页。）。1924年初，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尽快召开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全会，而加强中共的组织工作应列为议题之一。（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00页。）
同时，大革命期间的中共干部人才一直处于匮乏状态。有学者发现：国共合作开始后，中共党员中可用之才“差不多都担负了国民党的发展工作”，自身工作却陷于荒废。（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当时中共重要干部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毛泽东、张太雷、李维汉等人或在苏联或在广州，经常出现领导人中仅陈独秀一人在上海中央的情况，整个党陷入“人材缺乏的饥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6页。）。北伐战争开始后，这种情况表现得更为明显。1926年9月，维经斯基催促在苏联的蔡和森回国，并称“中央因缺乏工作人员而喘不过气来，特别是现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542页。）当时中共需355名中级以上干部，仅能勉强满足120人。（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186页。）中共中央也曾多次号召地方组织加强对干部的选拔，但选上来的干部难尽人意。问题如何解决？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都把目光投向了旅莫支部。
陈独秀访俄时即对旅莫支部学生非常满意。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陈独秀发现旅莫学员“一经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便显示出既能胜任工作又能顽强斗争的可贵品质”。（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0页。）于是，在返回国内时，他把熟知马列理论并和共产国际关系良好的瞿秋白带回，成为其重要助手。李大钊于1924年底从苏联回国后，也向党内报告说：对“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纪律及在工作中耐苦耐劳的精神，甚为佩服”。（《“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94页。）他也极为重视旅莫支部学生的培养，在苏联时常找学员谈话，鼓励他们早日回国服务革命。（参见《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第29页。）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还多次从旅莫支部征调干部。1924年7月，陈独秀致信维经斯基，“鉴于急需给北京、哈尔滨、天津和汉口派遣工作人员，所以我们同意召回的同志务必尽快返回中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506—507页。）这些人员共有10多人，彭述之、陈延年即在其中。次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建议从旅莫支部召40人迅速回国。（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612页。）另外，1924年6月，在苏联的李大钊向中央提议，要求赵世炎提前回国。（参见《赵世炎文集》，第645页。）共产国际选用干部时，也同样唯旅莫支部是举。1924年4月，维经斯基发现京区缺乏干部，遂建议“尽快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10至15名学生来这里工作，现在确实很需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第494—495页。）
大革命期间，究竟有多少旅莫支部学生归国？目前并无确切统计。根据中共当时选派的力度和频次看，应不少于200人。其中，1924年夏回国的彭述之等人和次年4月罗亦农带领回国的人员加起来共20余人。他们与之后旅莫支部领导成员中的回国者都得到了重用。
三、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主导的中央集权制改造及效果
彭述之于1924年8月到上海中央，很快取得陈独秀的认可，被委以重任。当时在沪的领导人极少，彭述之实际成为党的二把手。恰在此时，孙中山要求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文件须交国民党审查，彭述之坚决反对。他建议中央：对国民党的政策和行动须持批评态度；重新整顿各地方党组织，尽量速从旅莫支部调回同志，担任各地方党组织和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参见《彭述之选集》（一），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年，第65页。）他的建议被采纳，中共遂开始党的中央集权制改造并大力发展党组织。
中央拥有地方党组织人事任命权是中央集权制形成的关键。改造开始后，旅莫归国干部被任命担任多个重要地方的领导职务。中共地方党部的领导人此前多由本省人担任，地方选举产生党委会，中央予以确认。其中，李大钊领导京区；沪区先由陈望道负责，后由《民国日报》工人徐梅坤接任；粤区自建党至国共合作一直由谭平山负责；湘区由毛泽东领导，1923年4月后由旅欧归来的湖南人李维汉接任。中共三大后，中央已开始委派地方党部负责人的尝试，但力度较小。此时，旅莫学生归国为中央委派干部提供了可能。当时，上海、广东、北方三个区委是中共最重要的地方组织。1924年7月，赵世炎刚到北京即被任命为京区委员兼地委委员长。北方局在该年底成立，李大钊、张国焘、高君宇、赵世炎为常委，日常工作实际由赵世炎负责。1925年10月，中共正式成立北方区委，赵世炎继续为实际负责人。陈乔年回国后即在京区任职，1926年5月赵世炎调往沪区后，陈乔年成为北方区委实际负责人。（参见《赵世炎文集》，第645、647、650、653、659页。）陈延年回国后先任粤区团委书记，不久改任广东区委书记，直至大革命结束。
陈独秀极为重视中央所在地上海区委的人事安排。改组开始后，旅莫干部庄文恭、王一飞先后被任命为沪区书记，但效果不理想。1925年底，中央任命在北京党校干出成绩的罗亦农任上海区委书记，最终形成赵世炎、尹宽、郑超麟、何金亮、马禹敷等旅莫干部为主的区委会。从这一安排过程中也可以看出中央选择旅莫干部负责上海工作的坚定性。同时，对寄予厚望的待发展地区，中央也选派旅莫干部去开展工作。如尹宽被任命为山东党组织负责人，王若飞为河南党部书记。重点城市中，同样有旅莫干部任职。如高风任保定市委书记，李慰农任青岛市委书记等。在党群部门，旅莫干部也多被委以重任。其中，任弼时回国后担任共青团江浙皖区负责人；1925年7月，又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局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3页。）汪泽楷先是担任安源地委书记，负责工运；1925年6月后，为加强中共在冯玉祥部的组织工作，又转任豫陕区委委员。大革命期间，当某地党部因形势发展而重要性提升时，中央一般会派旅莫干部到该地任职。其中，彭泽湘在1924年秋任湖北党部负责人，后被调离；1926年9月，湖北区委因北伐重要性凸显，他又被任命为鄂区书记。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江西后，中央组建江西区委，李富春被任命为南昌地委兼江西区委书记。（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15页。）旅莫归国干部任职一方后，也多选用旅莫学生充实所在党委。例如，罗亦农在1925年7月致信旅莫支部：现在党正需人才，“就是回来百个同志来广州工作也不够。”（《罗亦农文集》，第61页。）1926年春，赵世炎途经上海时，就被罗亦农“扣留”，（《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27页。）强行调至沪区。陈延年也明确说：广东区委“都是东大生”。（《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83页。）
除了地方层面外，到1925年初，彭述之正式当选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这样，旅莫干部就担任了党内从中央到地方多数重要岗位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全党的组织路线等工作，具有关键性影响，以至当时党内有了“旅莫支部派”和“莫斯科派”的说法。（《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18页。）郑超麟就认为：大革命期间，旅莫归国干部是党内的中心力量。（参见《郑超麟回忆录》（下），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475—476页。）
旅莫支部归国干部还主导了大革命期间中央集权制改造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制度设计主要由彭述之负责。（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二），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14页。）1924年10月，中央向各级党部发出通知，指出党的组织并没有因工作日渐繁重而有显著进步，各地向中央汇报工作不认真，“散漫的精神如果继续下去，影响是很坏的”。通知细化了中共二大规定的中央集权制，提出：各级党部应通过开会的形式把中央决议传达至每一名党员，分配任务无论执行好坏，须随时报告中央，各级党部负责人一周至少向中央汇报一次，“报告不宜过于简略，要很有条理的叙述各项工作之全部”。（《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4—165页。）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委会又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要求各级组织应真正完全执行中央命令，一切政治上及策略上的问题，都要请示中央。为加强对地方督导，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523页。）上述两个决议是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集权制改造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要求就是全党服从中央。
重要地方党部和重要部门的组织改造是中央集权制改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上海、广东、北方三大区委等地方组织和共青团，旅莫支部归国干部又进行了以强化党的纪律为核心，以让党团员服从党的命令、听党指挥为目标的组织改造。上海区委当时管辖江浙沪皖党组织。罗亦农要求区委首先对所属各级党组织进行检查，以便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他本人还用3天时间检查了徐家汇、闸北和曹家渡的工作。（参见《罗亦农文集》，第380页。）其后，上海区委开始改组各级党组织。先是调派旅莫学生充任区委干部，从而开启了沪区工作的“黄金时代”。（《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27页。）然后，再改造部委。部委是承上启下的组织，对沪区党组织的信息传递及政策执行起关键作用，而当时沪区部委设置较乱。罗亦农遂要求重划部委，使各部委党员人数相对均衡。该工作既树立了区委权威，又能强化纪律。当时浦东部委内部有纷争，罗亦农要求“闹意见的都调开”。他本人兼任浦东书记及工人部长，以便对该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整顿和管理。沪区对部委的整顿，得到中央肯定。再次，整顿支部。罗亦农对整顿支部提出“大发展组织，大洗刷同志”的口号，对凡不到会、不缴党费的都开除。为使中央决议能顺利下达，上海区委还设立了秘书处，负责传达中央指示和分配下级部门工作。（《罗亦农文集》，第76页。）同时，罗亦农非常重视开会在传达中央政策和教育党员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规定：区委全会两星期一次，每三次开扩大会。区委主席团每周二、四、六晚8时开会。（参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3页。）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也经常直接指导上海区委的工作，而罗亦农贯彻其指示也非常果断。1926年11月，陈独秀指示上海区委应在停泊沪港的北洋政府军舰上发展党支部。1927年2月，陈独秀又指示上海区委应汰劣培优，培养新的工人领袖。（参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68、151页。）这些指示都得到积极落实。
在广东，陈延年到达后，首先大力改造团的工作：扩充团区委兼广州地委，设委员7人；（参见《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5页。）严格区委至各支部会议制度，凡会必须有批评与讨论；建立对各支部书记的问责制度，广州各支部开会，区委均派员参加指导工作。（参见《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129、130页。）通过这次改造，广东团区委之前的组织涣散状态得到改变。陈延年出任广东区委书记后，为强化区委党委权力，又立即建立区委主席团（后改为委员会）。周恩来、苏兆征、彭湃、阮啸仙、罗绮园、邓中夏、杨匏安和旅莫干部张太雷、蔡畅、穆青等人出任委员，而主席团每周开会两次。（参见《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第421页。）另外，陈延年还任命旅莫学员傅烈、任旭等为自己的助理。在组织建设上，陈延年强调要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建设党组织，严格组织生活和会议制度。其一，规定一切重大问题都应提交区委主席团会讨论，然后作出决定，分头贯彻。广东区委每周召集活动分子会议，报告党的政策和民众运动情况。其二，要求每个党员不论其职位高低，都必须参加党的小组会、支部会，学习党的文件和指示，讨论党的工作。各级党组织会议均要开展以服从党、做合格党员为标准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广东区委还规定凡无故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者，给予批评、警告、开除等纪律处分。例如，周佛海即因自由散漫，被开除出党。广东区委还开设党校和各种培训班。陈延年专门请旅莫支部把讲义寄来以编著教材，并完全仿照东方大学课目讲授，而其本人还主讲“党的建设”一科。为交流工作经验，广东区委还创办了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参见黎显衡等：《陈延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46、49页。）陈延年还重视激发支部党员的积极性和执行力。如广州中山大学总支在1926年2月党员已超过200人，“为粤区最大的党支部”。有重要任务时，陈延年会亲自指导中大支部工作。1926年，为营造迎接鲁迅担任中大文学院院长的氛围，并争取鲁迅，陈延年曾专门召集李求实、施存统、任卓宣、熊锐、徐彬如等人开会研究，指示中大党总支把这项任务当主要工作来抓，“只能做好，不能做坏”，并指定恽代英、毕磊、李求实负责做好鲁迅的工作。（《党史资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6、239页。）
北方区委管辖华北及东北地区党务，组织发展相对缓慢，改造组织与开发新组织同样重要。国共合作开始后，张申府、刘清扬、刘仁静等人仍在北方区委内宣扬一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受到赵世炎的抵制。赵世炎指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运动，在某种条件下工作是积极的，“但遇着艰苦困难，则有不少的人首先动摇不定，甚而至于脱党叛党”。（《“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95页。）赵世炎致力于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想遗留。1925年10月，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秘密开学，对北方各地党团骨干加以集训，而赵世炎、罗亦农等人专门讲授苏俄革命史和中共政策。集训强化了区内干部的组织、纪律意识，在党内也获得好评。陈乔年主持工作后，北方区委对开发新组织不遗余力。到1925年，中共已先后在热河、绥远、察哈尔、包头等建立工作委员会，新机构都在新制度、纪律下运转。北方区委还最大限度地吸收党员。1926年5月，在哈尔滨的维经斯基就遇到了北方区委派往哈尔滨的负责同志，看到“他们吸收哈尔滨本地的几十名工人参加党的工作，还吸收同样多的工人参加青年团的工作”，成效明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98页。）到北京后，他称赞陈乔年的工作说：“最近一个月，革命组织要比北方反动军阀到来之前更加发展和巩固了”，“党和共青团在最近几个月内在北方的所有主要据点都大大扩充了”。他甚至以中共取得的成绩来反驳某些成见，说“所有关于革命离开了我们以及中国进入革命运动低潮时期的预言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01、302页。）
大革命期间，团组织同样发展很快，但也存在党团不明、团日渐党化、管理松散的问题。1924年5月，中央决议党团分开，明确党对各级团组织的领导。（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69—71页。）但该举措也并未使团的工作出现好转。1925年2月，任弼时认为国内团组织普遍的缺点是对团员缺少训练，各地组织尚没有认清本身的根本责任，“缺少能作指导工作的人材，组织与工作不能有条理的发展”。（《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4页。）他认为，团应以“布尔什维克化”为标准：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运用经验与理论，使同志不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仿主义者。（《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第323—325页。）从任弼时对去莫斯科留学团员的要求可以看出，其选任团干部的标准必须是：“一、革命意志坚定者。二、不迷信个人自由，能受团体拘束者”。（《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8页。）另外，为增强团的组织动员能力，任弼时还要求各级团组织在青年工人中最好每周举行一次联欢会或同乐会，“压迫不甚严重的地方可公开的召集大会；在环境恶劣的地方，可半公开的形式召集”，（《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55页。）以加强对青年的教育，扩大团组织。
中央集权制改造使中共各级组织呈现出新的面貌。在中央，机构逐渐发展健全。中央秘书处于1926年成立，王若飞任主任，约有40余人，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负责文书、机要交通、档案等。中枢工作也日渐条理化。
地方工作也有起色。在上海方面，上海区委初步整顿后，各部委普遍反映说：“整顿已有相当的效果”，“情形很好，（同志）都很坚决”、“支（部）干（事）会已很有效力，很有作用”。（《罗亦农文集》，第380页）。郑超麟在1945年回忆上海区委的工作时，仍赞不绝口地说：罗亦农“完全改变以前的作风。他有魄力，有胆量，大刀阔斧地干。他把党内组织工作托付于赵世炎一双可靠而能干的手；工会日常的事务，何金亮很能应付，重大问题，赵世炎可以裁决。工作一天发展一天，机构一天完备一天，共产党在上海成为一个大力量”。（《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32页。）他的话或有过誉，但未失真。
在广东方面，包惠僧曾评价说：“自陈延年任广东省区委书记后，工农军各方面的工作，都得到长足的发展。”（《“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440页。）到1925年秋，广东区委已有400名党员。至1926年9月，更增加至4000余名。尤其在清党后，区委干部走向工农，党员增长速度反而加快，“使C.P.在群众中的工作更进一层”。中共中央也认为，“粤区近来对于支部及各县党部的整顿，及提高同志知识，培养工作人材等事都积极进行”。（《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506页。）陈延年还于1926年9月告诉共产国际：广东区委是一个集中统一的、有许多分支机构的组织，在广州的革命团体中，“共产党人是最有组织、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政治团体”。（《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471页。）在其他革命团体极端分散、政治上不定型和不稳定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制改造大大提高了共产党人在广东地区的政治分量和领导作用。
在北京方面，时任北大学生党组织负责人的朱务善曾回忆说：旅莫归国同志对京区改造后，组织呈现新面貌，“在北京青年运动中，青年团的工作发展很快。我们的工作在北京可以说无孔不入，当时的学生运动及一切社会活动，几乎没有一处不是由我们领导的”，北方区委吸收培养了一批党团干部，还与内蒙古、热河一带的农民武装建立起紧密联系。（《“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第96—97、102页。）“三一八”惨案后，由于北方区委受到冲击，中央还再次予以整顿重组。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也意识到中共党组织发生的显著变化。1926年春，布勃诺夫使团欣喜地看到：“共产党是最有组织的力量。它有领袖，它造就着自己的干部，并率领群众前进。现在共产党的工作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和相当稳定的组织形式”。（《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250页。）维经斯基也感受到中共党员在集权制改造后呈现的精神品质，称赞说：“中国的同志不仅具有良好的意愿，而且具有坚强的意志、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热情。”（《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00页。）这一评价与改造前中共的状况相比，颇难想象。陈延年也曾告诉共产国际：中共是中国最有组织，与群众联系最密切的党。
通过中央集权制改造，中共确立了中央—区委—地委（部委）—支部的四级组织系统，基本上做到了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制定决策时，争吵明显减少，而彭述之会不断地阐释陈独秀主张的合理性，使其主张一般都能够形成决策，不再愁眉不展。中央决策下达到地方后，能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1926年10月，陈独秀就致信各地方，以“我”的名义，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在五大前使党员增加1倍，每个区省级党部均细化指标，总目标为4万人以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635—636页。）各级党组织都积极响应，至1927年4月底五大召开时，中共人数达到5.8万人。大革命期间，罢工是中共展开斗争的重要形式。陈独秀对罢工运动具有最高决定权，“每有重大的决议，如应否罢工，什么条件，如何谈判，可否签字，等等问题，都是工运干部和他同开会议决定的”。（《郑超麟回忆录》（上），第221页。）党组织的蓬勃发展，使陈独秀信心满怀。1927年3月，他告诉吴稚晖说：中共将用20年的时间使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年，第404页。）
通过中央集权制改造，陈独秀也明确了旅莫支部对党的重要性。1925年10月底，他致信要求旅莫支部应派两人管理有103名中共留学生的旅莫中大支部工作。（《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2卷，第728页。）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的抬头是“中共莫斯科区委”，这是迄今唯一一次在史料中发现此名称。而“区委”是当时中共的一级组织，中共对区委有严格的“准入”标准，重要性和党员规模必居其一。1926年10月时，中共在国内已有沪区、粤区、湘区、鄂区、北方5个区委，党员均在2000人以上。而即使算上中大支部，旅莫支部总人数也仅稍多于200人。可见，陈独秀显然是因旅莫支部的重要性，而想和其产生辖属关系，并把旅莫支部升级为区委。但是，可能由于旅莫支部受联共（布）、共产国际、中共的三重领导，陈独秀的设想未能成功。
总之，大革命期间，旅莫支部的归国干部将联共（布）组党经验，直接应用于改造工作，改变了党组织的涣散状态，使中央集权制得以形成。应当指出的是，改造也存在不少问题。在中央，陈独秀的个人权威日渐增强，“大家长”作风开始显现。而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对陈独秀重用旅莫支部归国干部的做法表示不满，再加上路线分歧，最终使中共领导人在五大后出现分化。在地方，旅莫干部也表现出实际经验不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等弊端。（《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4页。）再者，中央集权制的改造在地委（部委）以上部门相对成功，但在基层并不成功。很多基层党员纪律意识、阶级意识依然薄弱。
结语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共有50多名党员。到1922年7月中共二大召开时，有195名党员。到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时，有420名党员。国共合作开始后，到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时，也只有党员994人。但至同年底，党员却达到18200多人。而至1927年4月中共五大时，更是达到57967名党员。（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5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360页。）可见，中共人数在大革命期间出现爆发性增长。从此点看，中共在大革命期间的组织建设还是比较成功的。
何以能成功？有学者认为：大革命期间中共几乎所有组织、宣传和人员生活的费用，都要靠共产国际按月拨款，仅1927年一年里给予中共的财政资助，就不少于100万卢布；而“没有苏联如此力度的各种援助和帮助，很难想象中共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与壮大。”（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1页。）对此，笔者认为：共产国际援助自是此期间中共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也应看到，共产国际援助毕竟为辅助因素，且援助很少是事前拨给，而多是中共因组织发展需要而要求加款，共产国际也从不一次性拨款。也就是说，共产国际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不是中共组织发展的原因。比如，维经斯基就在1926年6月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中共已经有很好的发展势头，“只是需要给他们以帮助”。（《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3卷，第300页。）到了1927年，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援助款骤增，主要是因北伐后需要加强中共的军事等方面工作而为之。而此时，中共已是超过5万人的国内第二大党。所以，共产国际的援助对于中共发展的作用不应过于夸大。
笔者认为，中央集权制改造前后中共组织状况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在改造前，中共在组织和纪律上与当时其他党派及其他号称社会主义的党派相比，也呈现出相似的散漫。但在改造后，中共一跃成为中国当时“最有组织力和纪律的党”。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组织也并未在结构上出现溃散的局面。因此，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主导的中共中央集权制改造是中共得以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而中共真正在组织上开始建党也起于这次改造。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2013级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