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
在志愿军打响入朝作战第一仗的次日，党和政府在国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这场运动的蓬勃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也有力地促进了国内各方面工作的开展。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同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在北京成立，负责领导全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11月4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指出：历史的事实早已告诉我们，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不止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和我国全体人民的切身利害密切地关联着，是为自卫的必要性所决定的。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由此，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下，全国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为加速国防建设，1950年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作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次年6月24日，政务院又一次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以这两次军事干部学校招生为契机，大批青年和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和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广大城乡出现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参军的动人景象。经毛泽东同意，他的长子毛岸英也奉调随第一批志愿军入朝参战。与此同时，在全国也掀起了踊跃支前的热潮。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志愿到朝鲜担负战地勤务和运输工作。仅东北地区就有60多万农民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和民工队。后方群众也积极参加拥军优属工作和防特防谍工作。志愿军参战初期，运输补给困难，加上防备美军空袭和实行运动战，部队很难吃上熟食。为解决部队就食问题，从第二次战役开始，即由国内向前线供应炒面。东北地区掀起“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忙炒面”的热潮，仅20多天的时间，就有405万斤炒面送到前线。随后，全国各地分批将饼干及肉、蛋、蔬菜等制成品送往前方，使志愿军指战员的食品供给有所改善。
为在全国更加普及和深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便与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作战相呼应，1951年一二月间，中共中央发出一系列指示，明确了爱国运动的三件中心工作是：（一）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二）募集救济品、慰劳品，组织慰问团，救济朝鲜难民，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三）发起订立爱国公约，开展生产竞赛和拥军优属工作。中央要求必须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为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进行侵略扩张的基地，加快了单独对日媾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步伐。这种做法明显违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共同签署的一系列文件。因此，中共中央在1951年2月2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将“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的公正的对日和约”，作为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三件中心任务的第一件。根据这一指示，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总会和各级分会的组织下，有组织地开展了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争取全面媾和的运动。这一年，全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有2299亿多人参加了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从4月到7月，参加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达3399亿多人，签名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要求美、苏、中、英、法五大国缔结和平公约的达344亿多人。反对美国侵略的爱国运动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空前规模。
关怀慰问人民子弟兵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这一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扬。1951年1月14日和22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先后发出关于募集救济品和慰劳品、组织赴朝慰问团的通知。为了表达对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鼓励他们英勇作战，各族人民立即响应号召，掀起了慰问志愿军的热潮，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慰问志愿军。全国人民还组织各种慰问团，代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以及各地区的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工农业劳动模范、妇女、青年、学生、工商界、文化艺术界、教育界、宗教界、海外华侨等各界人民，深入到朝鲜前后方各地区，慰问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大大鼓舞了中朝军队的战斗意志，加强了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和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胜利信念。
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创造。它把人民群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用公约的形式加以强化和巩固。这个群众性的运动从1950年11月即开始了。中共中央在次年2月2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各地各界人民中普遍推广这种做法。在各级政府和抗美援朝总会、各级分会的组织下，全国掀起了订立爱国公约的热潮。爱国公约的内容，主要是开展生产竞赛、优待烈军属、反对美日单独媾和等。至1951年10月，仅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和河北省的统计，有80%以上的人民群众订立了爱国公约。
在订立爱国公约的过程中，为进一步加强国防，支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6月1日发出号召，动员全国男女老少、各阶层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至1952年5月底运动结束时，各界人民捐款总额达人民币5565亿元，可折合战斗机3710架。与此同时，全国人民还积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及爱国丰产等运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全国许多工厂夜以继日地为志愿军生产军需物品、武器弹药。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的口号，竭尽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给。
抗美援朝运动还大大推进了在经济领域和文化教育领域肃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残余势力和影响的斗争。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政府宣布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并禁止一切在美国注册的船只开往中国港口。英国也追随美国，非法征用中国在香港修理的油轮，并将原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起义(即“两航起义”)后停留在香港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71架飞机及其他财产，判给美国民用运输公司。在美、英等国对华“制裁”和禁运的条件下，党和政府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
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关于管制、清查美国政府和企业在中国的一切财产，并冻结美国在华所有银行的一切公私存款的命令。据此，各地对美资企业实行征用或代管、管制和征购，并先后征用了英国在华几家大公司的全部财产。对于没有被征用的英资企业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外资企业，当时仍允许其在遵守中国法令、不危害国计民生的条件下继续经营。后因美国发动对中国的封锁禁运，这些外资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相继收缩或转让。
对于外国人经办的或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等机构，新中国成立之初曾允许它们在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继续工作。但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之后，这些机构事实上已难以维持。1950年底，政务院决定对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其中，文化、教育、医疗机构分别情况，或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或由私人团体经营改为中国人民完全自办的事业；救济机关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全部予以接办；宗教团体改为中国教徒完全自办。同时，要求接受其他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卫生、救济等机关和团体实行登记。1951年1月，教育部决定对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私立高等学校实行接收，其中11所改为公立学校，9所改为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私立学校。从1950年7月和11月起，中国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其知名人士的号召下，相继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自治、自养、自传”为目的的“三自”爱国运动。由此，中国的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走上了自主办教的道路，不再受制于外国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