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

新中国获得政治独立后，为了解决经济独立问题，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对内保护民族工业的贸易政策。鉴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不可能很快改变对新中国的敌对态度，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确定将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以苏联和东欧及其他地区的人民民主国家为主的基本方针，同时争取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期间致电中共中央指出：“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

根据上述方针，1949年底1950年初，中央贸易部连续召开有关猪鬃、皮毛、丝绸、茶叶及有色金属钨、锑、锡等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研究大宗出口商品的产销情况，制定出口计划和保证措施，控制生活消费品的进口，并同一些西方国家继续保持贸易关系。当时主要利用香港“暂时维持现状”的转口港的地位，充分发挥香港对于内地在外贸出口换取外汇、进口所需建设物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尽管美国支持国民党军兵舰在沿海进行封锁，但美英等国仍有不少商人继续同中国做生意。1950年，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为11.35亿美元，超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任何一年。

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加紧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颁布有关管制对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的战略物资输出等法令，宣布冻结中国政府在美的资产、中国人民在美的银行存款及其他财产。1951年5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对中国禁运的决议》，强迫与会各国参照美国对华禁运的货单，向中国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及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等，品种多达1700多种。由此，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先后参加禁运的国家共有45个。1951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额陡然下降，新中国在对外贸易上遇到很大困难。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就预见到“要准备帝国主义的长期封锁”。其基本的判断是：在经济上要准备他们不买我国出口的货物，不卖给我们需要的东西，但也要看到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我国地方大，南方北方都有出口通路。另外，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我们可以利用。各国商人要赚钱，即使你不做生意，他还要做生意。因此，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是完全可能的。基于上述估计，中央人民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针锋相对地展开反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中财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大力抢购物资，尽量减少外汇损失。据中央贸易部的报告，从1950年底到1951年12月，贸易部系统将有可能被美国冻结、扣留的约2.4亿余美元的外汇和物资，绝大部分抢购抢运回国。1950年12月，中财委决定改变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汇贸易方式，暂时改用易货办法，先进后出；凡需现汇购买者，须货到付款，否则宁愿不做。同时，充分利用私营进出口商同国外厂商的历史联系和良好信用关系，在国家支持下积极开拓进出口业务，取得良好业绩。

针对封锁禁运使中国输入建设器材、原料等物资日益困难的情况，我国积极扩大对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对外贸易，一方面改组国内出口物资的结构，以适应苏联等国的需要；一方面向苏联等国提出今后数年中国对工业器材与原料的需求，以弥补进口物资不能满足工业需要的困难。由此，我国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额大幅度上升。国内所需的工矿、交通、建设器材等重要物资，主要由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供应。

印度、缅甸、巴基斯坦、马来亚（今马来西亚）等新兴独立国家，虽然在美国的胁迫下不得不参加对中国的禁运，但禁运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受到损失和影响，因而迫切需要与中国进行贸易。我国充分利用这个机遇，在东南亚、南亚国家打开缺口，争取到一部分战略物资和其他重要物资的进口。

在扩大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同时，中央强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铁板一块”，要求采取积极措施，发展对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争取重要物资进口。实际上，英国、法国、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在设法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与中国进行非正式或秘密的贸易。由于香港经济对大陆有很大依赖性，港英当局即使有美国的压力，也不愿断绝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经由中共港澳工委领导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澳门南光公司积极组织货源，港澳爱国工商业家不避风险，鼎力襄助，内地建设所需大量物资，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急需的药品、油料、轮胎等“禁运”物资，被秘密运往大陆；内地出口货物主要是大米、活禽、蔬菜、鲜蛋、水果、鱼类、烟叶等农副产品，大都通过香港转口。在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时期，香港、澳门成为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重要通道。

此外，党和人民政府还十分重视对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民间贸易，1951年派代表团参加在莱比锡、布拉格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宣传介绍新中国进出口贸易及市场情况。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到会的30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100多个工商团体和企业进行了广泛接触和洽谈，同英国、法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11个国家的50多个工商企业签订了总值达2.24亿美元的贸易协定，在西方禁运的壁垒上打开了缺口。5月，成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首先发展同日本的民间贸易，签订了价值3000万英镑的贸易协议。尽管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阻挠干涉，这些民间贸易协议未能完全实现，但新中国的经济潜力已为各国工商界所了解和认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给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带来不少困难，但也促使中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新国家。在封锁禁运的条件下，党和人民政府更加注重挖掘内部潜力，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和兴修水利，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使粮食、棉花、烟草等农作物产量迅速提高，相继达到基本上满足国内需要的水平，不再依赖从西方国家进口；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积极扩大内需，为一时难以出口的外销产品找到出路，有效地化解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遏制。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基本问题，是如何逐步把半殖民地的贸易改变为独立自主的贸易。积极开展内外交流、反对封锁禁运的斗争，促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从机构、管理、进出口经营，包括外贸商品生产及内外商业联系等各个方面进行改组，加快了经济上实现独立自主的步伐。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

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未从实行封锁禁运中得到好处，相反却失去了中国这个广大市场及重要的原料来源地。随着朝鲜战局的稳定，西方各国商人要求缩减禁运物资范围的呼声渐高。周恩来在总结这一阶段的斗争时说：“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肃清在中国经济中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而真正受到打击的，反而是他们自己。”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