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部署

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原计划用三年至五年的时间恢复生产，然后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准备从1951年起，在财政安排上大幅度减少军费和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尽可能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事业费。这是党从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和平建设的一项重要决策。可是不久，美国入侵朝鲜和台湾，迫使中国不得不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党和人民政府在财政经济安排上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1950年11月中下旬，中财委召开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根据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的时局变化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的情况，决定把1951年财经工作的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概括地说，就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带投资性的支出）第三”。

贯彻这一方针，1951年用于抗美援朝的财政支出占全年收入的57%，比上年有大幅增加。为了平衡收支，中央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包括通过适当提高农业税地方附加，对土改后农民分得土地房屋的所有证征收契税，比上年多收入几十亿斤粮食；对民用必需品棉纱棉布实行统购统销，在保证资本家有一定利润的情况下，增收一大笔统购税；通过扩大城乡交流，促进工商业繁荣，增加国家税收；督促各地税务机关堵塞漏洞，将以往地方15%—30%的漏税收上来。在财政收支上，用“削萝卜”的办法节减支出，用“挤牛奶”的办法增加收入，使1951年国家财政保持了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有利局面，在财政和经济上都取得明显成效。

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这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思想，是基于朝鲜战局趋于稳定、国内各项工作进展顺利而提出的。中央认为，中国人民有把握用三年的时间完成经济恢复的任务，因此有必要把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一前景，更切近地提到党的领导干部面前，以期勿失时机，在各方面预作准备。为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强调：“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

5月7日和7月5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先后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干部和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阐述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第一，在三年准备期间，军事上要打赢朝鲜战争，肃清土匪，解决西藏问题；政治上要把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搞好，在农村完成土改，发展生产，组织互助组，在工厂搞好爱国主义竞赛，管理好工厂；经济上要搞清国内的各种资源、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建立全国的统计工作，还要调整公私关系；文化上要准备人才，很好地利用现有的知识分子。总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都要加强起来。第二，在经济建设方针上，工业农业都要发展。首先要恢复和发展农业，其次是发展工业，开始要搞一些轻工业。农业、轻工业发展了，建立重工业就有了基础。第三，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时期，四个阶级联盟的统一战线基本上不会有变化。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之间有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总的说，五种经济成分都要发展，各得其所，但是五种经济的发展和比重会有变化：一是近代工业比重逐渐增大，农业和个体经济缩小；二是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逐渐增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逐渐缩小，作用也缩小；三是加强了工人阶级、共产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也加强了国家的作用。第四，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十年建设出现上述经济政治变化以后，才可以采取步骤进入社会主义，第一步是实行工业国有化，第二步是农业集体化。这十年建设阶段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即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这里对“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思想的阐述，反映了党的中央领导层关于何时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最初看法。

遵照中央这个重要决策，随着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以打促谈阶段，国内城乡交流日益活跃，基本建设和地方工业提上议事日程，水利设施、铁路交通、纺织轻工等项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也着手进行。

朝鲜停战谈判进行一个阶段以后，陈云、李富春等向党中央提交了《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提出1952年的财政概算方案，“应该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中央批示同意这一方针，并于1952年5月把它概括为“边抗、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这样，根据抗美援朝战局基本稳定的形势变化，党不失时机地把“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转变为国防需要、稳定市场和经济建设三方面兼顾，并把经济建设日益摆在首要位置。1952年6月全国财经会议进一步确定，编制1952年财政预算要以建设为第一位，军事为第二位，行政为第三位。

“边抗、边稳、边建”的财经工作方针，同“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设想有机地衔接起来，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有步骤地建立起完整统一的财政体制。1952年11月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中央掌管重要物资的调拨与平衡计划，预先计算国家的财力，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同时，初步确定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投资比例，着手拟定建设计划，统一调配干部，为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