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几个问题

——基于中央档案馆藏相关档案的研究

作者:杨冬权    发布时间:2016-01-25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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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开始了对延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中央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显示:美军观察组的派驻和撤销都由美国人主动提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非常重视,热烈欢迎,并给予了积极配合。美军观察组的目的是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了解中共的实力和在对日反攻中的作用,确定战后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他们通过听取情况介绍、开展专门座谈、实地参观等对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很多考察,不仅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与中共洽谈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同时也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有了全新的认识,给予了客观的高度评价。此外,与美军观察组相关的一些档案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付出的巨大牺牲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关键词 ]美军观察组;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军事情报;中美合作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一共 18人,分两批先后到达延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这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延安,美军观察组曾向中共军队表示一起“到东京吃茶去”,俏皮而浪漫地体现了中美军队携手抗日、直捣黄龙、灭此朝食的壮志豪情,是中美合作抗日的代表性名言。美军观察组在深入实地进行考察后,深刻地认识到:“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这一石破天惊的结论,不但是美军观察组的一个重要收获,而且是 70多年来不断被验证为正确并将继续被验证为正确的最为著名的关于中国政治的预言之一。中央档案馆现藏有与美军观察组相关的档案 70多件。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梳理,可以对当年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有关问题作出一些新的考察。

一、美军观察组的派驻与撤销是谁主动提出的?

关于美军向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派驻观察组,到底是美国还是中国共产党或中国国民政府先行主动提出的,学术界存有不同看法。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央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中寻出一些来龙去脉来。

1944年 6月,林伯渠、董必武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关于美国派军事人员赴延”一事的前后经过:“罗斯福过去曾三次电蒋要求,均遭蒋拒绝。”“这次华莱士来渝,文生德、台维士(即戴维斯——引者注)、谢尔维士(即谢伟思——引者注)等临时主张再由罗斯福向蒋要求,罗斯福在四小时内立即回电同意,华莱士立率美方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的电报,蒋略为踌躇,最后即表示:只要共产党方面允许,你们可以派人去,但须军事委员会给名义,可直接同何应钦商量。”“谢等次日见何”,何“完全同意”了谢等的要求。(林伯渠、董必武给毛泽东的电报,1944年 6月。)林、董电报所述情况,应来自于台维士、谢尔维士等美方人员与他们联络时所述,因此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很大的真实性,应属可靠情况。

1944年 7月 15日,毛泽东在向党内通报时局近况时也采用了这一说法:“罗斯福三次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电报,蒋始被迫答应。”(毛泽东关于对时局近况的通知,1944年 7月 15日。)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向党内通报中的这一说法,应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到的全部情况。

从现存的档案来看,美国派军事观察组赴延安,最初是由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提出的,但开始连续提了三次,蒋介石都没有同意。直到 1944年 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时,在华的美军军官谢伟思等人临时又请示罗斯福,建议由罗斯福再次致电蒋,由华莱士当面向蒋提出,罗斯福当即复电同意。华莱士立即率美方有关人员面见蒋介石,面交罗斯福的电报。这次蒋介石只好同意,让美方与何应钦具体商量。第二天,谢伟思等人面见何应钦,要求美军人员自行前去延安,不要国民政府军委会派人陪同,何应钦也完全同意了这一要求。于是,1944年 6月 23日,驻重庆美国陆军总部代理参谋长费尔利斯正式向林伯渠致信,称“美国陆军总部获得国民政府准许,将派遣美国官员组成的观察组去中国北部延安及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带及日占地区进行调查访问”,要求“给他们自由旅行、观察,允许他们直接与其总部用无线电通信联络,在调查访问期间给予协助”。(费尔利斯致林伯渠的信,1944年 6月 23日。)第二天,6月 24日,林伯渠便回函表示同意。同日,费尔利斯也经林伯渠致函毛泽东,提出了同样的要求。毛泽东于 6月 28日复电,对美军事人员来延“表示欢迎”。美国甚至还就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一事,征得苏联同意。1944年 7月 15日董必武在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后担任美军观察组领队的包瑞德曾向他们说“领事曾先征求苏联同意的”。经过一系列准备后,美军观察组分两批先后于 7月 22日和 8月 7日到达延安。

1946年 3月 9日,美军中国战区总司令魏德迈提议取消延安观察组。3月 11日,周恩来电告中共中央:“马歇尔转来魏德迈通知,为执行美陆军部复原计划,拟即撤退延安美军观察组”,“并问我们意见”,“我即答已让他们在延再留一时期,和美在华陆军总部同时撤销”。中共中央于次日复电同意。3月 13日,周恩来正式致函驻重庆美国大使馆的卡尔菲,“希望美军驻延观察组一直维持到美军司令部从中国撤退以前。我们这样要求是为了建立我们之间的直接联系,能够更进一步更好地了解和合作”。( 周恩来致卡尔菲的信,1946年 3月 13日。)结果,4月上旬,美军参谋团叶顿上校还是通知中共中央:“观察组定于本月 9日撤销,全部人员将飞沪。”叶顿同时还告:“为使双方联络不致中断”,中共可由周恩来“向吉伦将军提议派一军官(不低于上校阶级)驻延担任联络”。(中共中央给周恩来的电报,1946年 4月 7日。) 据其他史料,美军观察组撤出延安后,留下的军官改称美军联络组,于1947年 3月 11日撤离延安。

由上可知,美军观察组的派驻和撤销,都是由美方主动提出的。所不同的是,美方提出派驻时,中共中央当即同意;美方提出撤销时,中共中央当即挽留,希望再留一段时间。仅仅不到一个月,美方还是最终决定撤销,只同意留下少数人继续担任联络。这样,美军观察组从1944年7月22日到1946年4月9日,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共执行了 620多天的任务。

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 持什么态度?

当 1944年 6月 23日费尔利斯向林伯渠致信询问美军观察组可否到延安及八路军控制地区调查访问时,林伯渠就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并保证给予观察组以“充分的合作”,给以“工作上和行动上的自由,及通信联络的自由”,“以便迅速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日寇”。(林伯渠关于观察组来延问题给费尔利斯的信,1944年6月24日。)为了共同打败日寇,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最主要动机和原因。

接到林伯渠的报告后,毛泽东很快便于 6月 28日复电林伯渠等人,对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表示欢迎”,并从当天起就开始检查飞机场,随时准备迎接美军观察组的到来。7月 4日,中共中央又致电林伯渠等人,详告延安机场情况及降落时应注意事项,并嘱他们与美军详谈一次,以保证观察组飞延时顺利着陆。为便于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开展工作,7月 14日,周恩来经毛泽东批准,专门致电林伯渠等人,转告美军观察组:本地发报局发电极慢,最好能自带无线电台来延安。

观察组第一批人员到达延安时,延安给予观察组人员热情的招待,并免去观察组的膳宿费用。为此,包瑞德于 1944年 7月 22日亲自致信朱德表示感谢。

当美军观察组全部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不仅宴请招待了他们,而且亲自大篇幅地修改了延安《解放日报》8月 15日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社论称: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是“中国抗战以来最为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将有助于美国和世界各国了解这样一个过去一直被国民党封锁的事实真相,即:“七年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第 35页。)社论认为,“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作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划”。(《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7页。)美军观察组工作的成功,“会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7页。);并“会增进中美两大盟邦的团结,并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8页。)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共同战胜日本法西斯这一世界大局的角度所认识到的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这件事的重大政治意义。显然,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不仅于中共自身有利,于中国的抗战事业有利,而且于增进中美两国团结有利,于加速最后战胜日寇的过程有利。因此,毛泽东才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当时 50万八路军新四军和 8000多万敌后根据地人民,代表各根据地民主政府,“向远道来此的观察组全体人员,致热烈欢迎之忱!”(《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4页。)

8月 18日,毛泽东又签发了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进一步阐明了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并将分赴前方的重大意义,指出了应该如何接待并与之进行合作。指示中说:“由于我党政军民的努力和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日益反动与无能,目前两个中国(新民主的中国和法西斯化的中国)在抗战营垒中的对照是更加明显了,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了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动,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这里说到了两个“开始”、一个“开展”,即外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中国”实际接触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如果从发展的、长远的角度看,这种“开始”和“开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为什么呢?指示分析说:“如果大家承认八年来国内统战政策,曾经给我们以极大的发展,那么,今后国际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够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这是可断言的。 ”这可以说是理由之一。指示接着又分析了第二个理由:“美军人员来我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理由,为有对敌侦察和救护行动之需要,准此可争取其逐渐扩张到对敌作战方面的合作和援助;有了军事合作的基础,随后文化合作,随后政治与经济合作就有可能实现。”

虽然美军观察组到敌后对中国共产党意义重大,但中共中央也很冷静地提醒全党:“目前不应希望过高。”原因有三:第一,“目前美英苏外交的重心仍是放在国民党方面”;第二,党的“这种外交现在还是半独立的外交,因为一方面重庆国民政府还是中国人(我们在内)及同盟国所承认的中央政府,许多外交来往还须经过它的承认”,“另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意我们单独进行外交活动的,我们与同盟国家只有冲破国民党种种禁令和约束,才能便于我们外交来往和取得国际直接援助”;第三,“且就英美内部言,也有进步、中间、顽固三种势力存在,即在其政府中亦复如此”。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正是由于当时美国外交重心仍在国民党,国民党对美共接近甚为忌惮,极力加以反对和阻挠,加之美国政府与军队中的反共顽固势力的存在,导致美国与中共的关系由热变冷,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合作计划未能全部实现,美军观察组的一些核心人员被调离延安甚至被排挤回美国。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指示进一步提出了当时包括接待美军观察组在内的党的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我们影响,争取国际合作上面”。指示还提出了目前党在军事、政治、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的外交政策:“军事上是在取得我们同意和遵守政府法令的条件下,同盟国的军事人员及武装力量,可进入我们地区,执行共同抗敌的一切工作,并取得我们协助;同时我们也欢迎盟国给我军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这一军事外交政策,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待美军观察组的政策。

为了在接待美军观察组等外交工作中不犯错误,指示特别强调了“必须站稳正确的民族立场”这一重要问题。正确的民族立场是什么呢?指示说,为了克服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在民族立场上所犯的排外或惧外的错误观念,“我们应一方面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而不是排外,另方面要学习人家长处,并善于与人家合作,但决不是惧外媚外。这就是正确的民族立场,也就是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 (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指示》,1944年 8月 18日。)在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都是采取这一正确的民族立场行事的,既不盲目排外,又不一味惧外或媚外,体现出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体现出了虚心学习、善于合作的态度,从而模范地树立了“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新人典型”。

为使与美军观察组的合作取得切实成果,1944年 8月 20日,中共中央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要求他们“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收集美军观察组需要的青岛、烟台、连云港等沿海地区的日寇军事情报。9月 6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专门致电新四军负责人,要求他们侦察沪杭一带敌情以告美军观察组。

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1944年 8月上旬,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陈毅,分别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在华北抗战和新四军在华中抗战的情况。9月 1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集体听了周恩来、叶剑英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的汇报,为了做好对美军观察组的配合工作,会议决定,“各个战略单位”“增加副参谋长”,“设一外事组,将翻译组织起来”,加强宣传工作和情报工作。

美军观察组去根据地,有些根据地领导怕招来日寇“扫荡”,因而不愿让美军去。1944年 9月上旬,华中新四军负责人张云逸等人即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认为“美军事人员经常来往华中潜伏地区,在目前条件下,可能引起敌人注意和‘扫荡’,使将来航空比较困难,此时我们害多利少”。(张云逸、饶漱石、曾三致毛泽东、刘少奇的电报,1944年 9月 8日。)毛泽东很快就与刘少奇联名复电他们:“机场筑好后,大批美军人员陆续飞来军部及各师,我们应表欢迎。”“虽可能引起日寇‘扫荡’,但比较全局,利多害少”,并说“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毛泽东、刘少奇致张云逸、饶漱石、曾三的电报, 1944年 9月 10日。)这封电报,表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中美合作抗日的大局出发,不计小害,与美军合作的坚定态度,显示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及美军的高度重视。

1944年 10月 8日,当美军观察组彼德金等7人将经晋绥赴晋察冀考察时,中共中央军委专门致电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要求他们保障美军观察组人员安全,准备迎接并提供有关情报。

三、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 根据地的使命是什么?

关于美军观察组的使命,1944年 6月 23日,费尔利斯致林伯渠的信中说是“去中国北部延安及十八集团军作战地带及日占地区进行调查访问”;同日,他致毛泽东的信中说是“前往华北各地考察,在该区域内搜集关于日人情报的工作”。(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关于转 6月 23日美方来函给毛泽东的函,1944年 6月 26日。)1944年 6月,林伯渠、董必武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报告说:“美国之积极要求派人常驻延安与华北,不仅为了今天飞机轰炸日本的需要,必然还另有目的:(甲)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乙)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林伯渠、董必武给毛泽东的电报,1944年 6月。)1944年 7月 15日董必武致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中称:美军观察组领队包瑞德武官说:“我感觉此次任务很重大,要做到与中国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拟带一美籍日本人来延学习研究日本问题概况及了解日朝满等机密,防敌机袭击。”(董必武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44年 7月 15日。) 1944年 7月 18日董必武致毛泽东、周恩来电报中又报告:“美考察团来延,他们意思,主要商量在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建设飞机降落场问题,及了解我们实际情况。另从旁观察,得知我们与苏联的真实关系。”“他们对敌情很注意,因为在国民党方面很不了解华北敌情,希望我们帮助了解东北、华北敌人的大工业区、机场布置。”(董必武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44年 7月 18日。)8月 15日,经毛泽东修改的《中情通报》指出:“由于抗战中我党力量发展,国民党军政腐败,特别是豫湘战争惨败,引起美英耽心和极大注意。外记者团、美军事观察组先后来延,目的即在了解我党实力及其在反攻中的作用,搜集敌伪情报,寻求对日作战的便利条件和基地。”(《中情通报》,1944年 8月 15日。)

综合以上档案,美军观察组的使命主要有三条:一是“搜集关于日人情报”,为美军轰炸日本服务,并防止日本飞机袭击美军,寻求对日作战的更有利的基地;二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了解中共的实力和在对日反攻中的作用,准备与中国的民主新军和抗日劲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合作抗日;三是了解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及中共的建设方向,确定战后美国是否与中共合作。

四、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哪些考察?

档案显示,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考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听取情况介绍。如,在延安听取叶剑英关于八路军、新四军编制与装备情况的介绍,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听取彭德怀关于八路军华北抗战及华北敌我友军情况的介绍,8月 10日听取陈毅关于新四军华中抗战及华中敌我友军情况的介绍;听取林彪关于八路军、新四军教育训练情况的介绍。到各根据地后,又听取了更具体的介绍。如在晋察冀时,晋察冀军区向观察组介绍了目前的军事形势和敌我斗争态势以及人民武装的发展与斗争经验;边区政府介绍了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情况。

(二)开展专门座谈。如,观察组在延安期间,八路军安排召开了关于敌伪军研究、关于通信、关于空军与轰炸目标、关于气象及训练班、关于空军陆地情报、关于敌后根据地对美军飞行员的地面救护、关于医务及医药、关于政治工作与民兵游击队、关于海军情报、关于爆破等专门的座谈会,由相关专业人员对口进行介绍、交流和讲解。

(三)实地考察参观。如,在延安参观延长油厂、兵工厂、医院、绥德抗大、359旅教导队等,在晋察冀根据地参观了军需厂、白求恩学校、国际和平医院等,观看了军区部队的飞雷、枪榴弹、掷弹筒、手榴弹、地雷等试验,参观了地道、地洞,化装成农民到敌人岗楼附近考察。有的成员还访问了边区政府的负责人等,有的远赴北平近郊考察通讯、交通,赴太行区、冀中区参观。

五、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 根据地取得了哪些收获?

首先,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观察组驻延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情报特别是有关日本的军事情报。还在观察组到延之前,1944年 6月下旬,美军便已开始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询问山东的飞机降落场和海军停泊港的情况。在观察组赴延前,林伯渠、王若飞已把延安提供的一份敌我形势图给了美军观察组。美军观察组一到延安,便向八路军总部开列了包括共产党军队、共产党统治地区、使用共产党情报组织的方法、华北道路交通气象、华北敌军情况、华北伪军情况等在内的所需情报清单,观察组中专门研究敌情的克朗姆莱少校还专门向八路军开列了关于敌情的详细情报清单,包括所有日陆军军官的姓名、级别、驻地、单位番号、调动情况,所有日军联队级以上单位及其附属单位的密码番号、详细位置,日军名称密码等。他收集这些情报的目的在于掌握日本陆军和航空兵部队的力量及位置。收集情报的方法,一是会见日军俘虏,从日俘口中获得;二是研究缴获的日军文件书籍;三是访问中国研究日军战斗序列之人员。

1944年 8月 20日,毛泽东专门向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收集以下日寇军事情报提供给美军观察组:“青岛、烟台、连云港常泊兵舰数目及类型”;“上述各地,每日进出口船舶数目”;“连云港是否已设为潜艇根据地,经常有若干潜艇活动”;“盟机轰炸后,日军及敌后人民情绪的反映;日军之军事设备、工厂等在轰炸后有无向东北及朝鲜迁移状态”。(毛泽东关于收集日寇军事情报供给盟军给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的电报,1944年 8月 20日。)从要收集的情报内容看,这份电报也应该是根据美军观察组需要的情报开列的。

1944年 8月 21日,陈毅向毛泽东报告说:“数日前谢维四又来我处拜访,谈了三个小时。主要内容是两个,第一个问题,他再三问反攻时期国民党军队进入新四军地区,他们一定要打的,你们怎么办。”“此外谢还问,国民党在反攻未来前会不会坍台?国民党最近内部会不会有政变,各地方军人对我对蒋的态度等。”“第二个问题,谢说此来具体商定是否用空中降落办法可到华中。”(陈毅给毛泽东的信,1944年 8月 21日。)谢维四即谢伟思,是观察组的秘书兼翻译,又是政治顾问,因此,他很关心国共两党的实力消长及态度问题,为决定美国在中国抗战结束后长期和谁合作做准备。因此,关于国共两党的情报,也在美军观察组的收集范围之内。

对美军观察组需要的所有情报,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都向各中央局负责人、各兵团参谋长等发电,要求各地指定专人,负责搜集提供。

1945年 6月 2日,美军观察组毕德金(即上文之彼德金——作者注)、斯文生、斯特尔三人共同向叶剑英提出美军通信部队情报部门拟在延安和各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华北通讯网,从事情报收集。叶剑英没有同意。这是有关档案中第一次出现中共对美军观察组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情况。在现存的谈话记录中,叶剑英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观察组来延一年,毕、斯二位始终其事”,“我们诚意合作,你们对此会同意的。现在我们很友谊的来谈谈这个问题。一年可分为赫尔利声明以前及声明以后二个时期。前一时期,我方对美军是无条件合作,虽然此时美军总部并无合作的信件给我们。以后赫尔利声明,美方对我合作的希望回答是不愿与我合作,我们此时仍然希望合作。全世界上找不到这样无条件合作的例子的。”“一年过程,已充分证明,我们是愿意与美国政府、军队、人民合作的”。“在这一年内,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官方有资格人士写过一封信或谈过要求合作。”“没有一个负责军官来此谈过你们在中国的战略,以及与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南合作的计划。一年努力,没有结果,你们态度是不合作的态度。”“今天你们提出华北通讯网计划,魏特梅耶(即魏德迈——引者注)指示批准进行。但是魏并无介绍信或公函给我方提出此事。按照中国办公事的习惯,这是不能接受处理的,希望你们原谅。虽然没有介绍信或公函,我仍然答应将你们提议向毛主席、总司令报告,考虑。”(叶剑英与毕德金等谈话记录,1945年 6月 2日。)叶剑英在这里,把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即赫尔利声明以前及以后两个时期。所谓赫尔利声明,指的是 1945年 4月 2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谈话。这一谈话公开宣布美国的军事援助只给国民党政府,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这意味着美国公开采取了不与中共合作的立场。因此,中共也作出了强烈反应,随即改变了以往单方面向美军提供合作的办法,拒绝了美军在华北建立情报网等一系列要求。

由以上档案可以看出,从 1944年 7月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一直到 1945年 4月赫尔利发表声明这段时间里,中共对美军观察组所提的要求都是积极配合、给予满足的,美军观察组是得到了中共提供的大量关于日军的海陆空各项重要情报的,这些情报中有些甚至超出美军的预料,比他们从国民党那里和其它渠道得到的更为宝贵。

其次,洽谈了一系列军事合作。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不久,就向正在帮助八路军开展电讯工作的英国专家林迈可提出,要其提供改进共产党地区电讯交通所需无线电器材清单,准备将来美方可以援助中共军队时使用。1944年8月 2日,林迈可应美方要求制作出了一个拟给美方的通讯装备需要清单,他给周恩来致函说明:“自始至终都是美方要求这些清单的,他们并且提出多种我从未想开列上去的东西。例如他们曾提出开上几架打字机供新华社抄录新闻之用。”包瑞德也专门致函周恩来,说明林迈可的清单“纯系应吾人之请而制者”。(包瑞德给周恩来的信,1944年 8月 2日。)1944年 9月 1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汇报美军观察组活动情况时说:“他们有几个问题向上级请示。①到华中建立飞机场,他们对华中急于华北。②是否给我们一部分东西训练。”可见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不久,就提出了到华中建立飞机场和给八路军一部分军事装备并开展训练的军事合作计划。

1944年 9月 7日,毛泽东电告晋西北、晋察冀军区,美军观察组考林、琼思二人最近将赴晋绥和晋察冀,任务包括:“了解该两区爆破工作实施之范围,调查该两区爆破工作之可能性与爆破目标;……收集一切必需之情报以便能提出在晋绥及晋察冀特种作战(如爆破、游击战争、情报)之可能性的报告。”“携带部分爆破器材准备在晋绥边区表演”,“以查明何种爆破器材最适合于我军之用”。可见美军观察组也做了一些关于特种作战的准备。

再次,为救护美军飞行员进行了相关的协调联络工作。1944年 8月上旬,美军观察组成员、陆空救护小组的惠特塞中尉与叶剑英谈了美陆空救护小组的主要任务和希望中共军队需要配合的要求和建议,随后,包瑞德又专门向叶剑英写了一个书面的材料,详细罗列了他们的要求,包括陆空小组与中共军队的联络,中共控制的各根据地的地图,救护工作的实施步骤,美飞行员随身携带的物品,如何辨认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伪军、日军等。八路军、新四军后来曾在救护美军飞行员方面给予了积极配合,不少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救护了一些美军飞行员。这是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的又一重要成果。

另外,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还与一些在敌后抗日根据地获救的美军飞行员联络,帮助他们前往安全地区。

最后,为有关盟国开展国际联络提供了中转。比如,档案中有 1944年 10月上海法国戴高乐派远东领事请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转给法国驻中国大使的一份电报。这份电报由新四军政治部发给延安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由其转给美军观察组,请求美军观察组将电报稿内容转达法国驻重庆的大使馆。当时法国驻远东的四名代表驻在地上海在日军控制下,他们的电报表达了对戴高乐政府的效命,报告了上海法国武装的情况,请示今后如何应付日寇及在盟国反攻上海时如何配合。这说明美军观察组驻在延安,实际上也充当了为有关盟国进行国际联系的中转站。

六、美军观察组怎么评价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

上引 1944年 7月 15日董必武向毛泽东、周恩来的报告称:“包武官说:‘我感觉此次任务很重大,要做到与中国新力量合作,如做不好,此生完了’。”此处的包武官,即后来担任美军观察组领队也叫组长的包瑞德,他时任美国驻华使馆武官。可见,还在赴延安前,美军观察组的领导人包瑞德,就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看作是中国的“新力量”,把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考察,看作是“与中国新力量合作”。“中国新力量”这一美军观察组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的评价,在当时不但非常新颖,而且富有远见。

观察组到延安后,八路军接待人员无一人主动提及希望得到美方援助事。这给美军观察组留下极佳印象。上文提到的 1944年 8月 2日包瑞德在关于林迈可所提无线电器材清单给周恩来的信中就特意说明:“观察组一切组员悉知贵方人员无一人曾向我方要求任何物品,此点予我人以极佳之印象。”

1944年 8月 10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给美军观察组介绍新四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情况时说:“经验告诉我们,最初要老百姓去打仗他是很害怕的。国民党就是用捆绑的办法绑着老百姓去,这样愈捆就愈跑。我们的方法则完全相反,我们采取民主动员的方法,完全根据人民要保家自卫的热情,给以军事训练,在本乡本土逐渐参加小的战斗,每一次都使人民感觉打仗并不足怕,而且常常获胜,使他们情绪提高(切忌胡乱使用人民去打硬仗,碰硬钉子,乱碰一通,第二次就难于动员了),顾及群众心理、能力、情绪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给以必要训练和多多尝试的机会,这就使人民从战斗中学会了。这样办法正如画一张名画一样,一点不能粗糙从事的。”听到这里,包瑞德高兴地赞扬说:“这个办法好得很!”(陈毅与美军观察组关于华中新四军一般情况的谈话,1944年 8月 10日。)

1944年 10月 22日,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我曾告诉我的上级:你所领导的人们是中国的希望,也合于美国在世界的这一块地方的利益。”(杰克·塞维斯(谢伟思)给毛泽东的信,1944年10月 22日。)谢伟思是美军观察组的核心人员,他把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党、军队和人民,看作是“中国的希望”,这是一个极其正确的评价。

1944年 12月 21日,程子华等人在给叶剑英的电报中,报告了到晋察冀根据地深入进行各方面考察后美军观察组一些人的观感或认识,其中说:毕德坚(即上文之彼德金——作者注)、路登等人实地参观后,“对国民党依靠外援,腐败无能,流露愤慨不止。我军所见,到处新颖,拍有照片多幅,并赠以我军数年来战斗照片,极欣喜。”“又赠以人民武装经验总结性之材料数种,极为欣赏,谓河南、湖南、广西如曾开展人民武装斗争,绝不致如此溃败。”这里所说的河南、湖南、广西的溃败,指的是 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触即溃、丧师失地的可耻失败。可见美军观察组非常重视敌后根据地的人民战争对抗日战争的作用。

电报还说:“数周来,观察组在此工作,均甚积极热情,政治情绪与日俱增。个别人,如毕德坚,思想保守,对我了解不够,经实地考查,深入下层,目睹工厂制造,铁路沿线活动,精神大为振作。主动提出对我物资援助问题,并要求告以需要数字。”“观察组路登,乃该组政治头脑,对我了解比较深刻。曾言:非仅愿与我抗战中团结,且愿战后与我继续合作。惠德赛(即上文之惠特塞——引者注)、德穆克、葛瑞斯,青年热情,谈话亲切,常以共产党中国,与国民党中国为对比。”“彼等无一对蒋介石抱有希望者。”“彼等对国共关系,异常关心。”“尝谓: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纵对共产主义曾有非议,而对共产党之所作所为,钦佩至极。”这里,“救中国,非共产党之力量不可”,其英语也可翻译成“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电报还说:“总观对我印象,皆极良好。我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军民一致,官兵平等,所完成者多,所用者少,无不钦佩赞扬。”(程子华、唐延杰、耿飚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概况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 12月 21日。)这里所列的几条,都是观察组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所看到的,与他们从前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国统区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是最能够打动他们,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东西,而这些又都是他们认为是进步的、正确的东西,是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因此他们才会从同国民党的比较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美军观察组不但对共产党留下很好印象,而且还多次提议以各种形式援助共产党。如程子华等人 12月 21日电报称:毕德坚与路登二人访他们时,曾问“山东至晋察冀,运输交通如何。设美国军火援助,将可能自海上以潜艇(每个等于 50架飞机运输力),运至山东,不采缅甸路线”。( 程子华、唐延杰、耿飚关于美军观察组活动概况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 12月 21日。)12月 30日程子华等人电报又称:“临行前,他们正式告诉我们,回美国后不久他们即将重来。毕德坚谓,将携一批军官来帮助军事。”(程子华、唐延杰、耿飚关于美军观察组对我印象极好给叶剑英的电报,1944年 12月 30日。)

七、彭德怀和陈毅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哪些战果?对观察组产生了什么影响?

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和 10日,彭德怀和陈毅分别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历程和战果。

彭德怀在介绍中说:“目前,我八路军共有兵力 32万人,经常抗击着敌人侵华兵力的五分之二至五分之三(伪军 30余万还不在内),最多时,曾钳制敌人 22个师团。”“七年中,我们和敌人进行了大小战斗 74060次,平均每天与敌作战 29次;共毙伤敌军 351113人,伪军 239952人,俘日军 2407人,伪军 148726人,争取日军投诚者 115人,伪军反正者 49461人,约等于已消灭侵华日军之半数和全国伪军之半数;缴获长短枪 189028支,轻重机枪 3120挺,各种口径炮 489门,我们主要就依靠这些战利品来武装和补充自己。七年的艰苦战斗,我们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我负伤指战员 186593人,阵亡 103186人,敌伪与我伤亡的比例总平均为二与一。”“经过七年的艰苦斗争,我们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达五千多万,……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 158万,……我们自信有力量担任华北战场上的反攻。”“日寇也很知道自己是站在一座火山上,认识到‘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且一再的哀号:‘华北有八路军存在,便无法安枕’。”“我们实行民主,坚决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的利益着想,发动与武装人民参战,使战争真正成为全民战争,这使我们的抗日力量增强到千百倍。这就是八路军所以能屹然独存于敌后、制胜敌人的秘诀。”(彭德怀:《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的概括》,1944年 8月 6日、8日、9日。)

陈毅在介绍中向美军观察组提供了一份《新四军七年来战绩统计表》,其中表明,新四军七年来在华中经历大小战斗 17534次,毙伤敌伪军 241750人,俘虏敌伪军 34415人,敌伪军投诚反正 34066人。缴获长短枪 124459支,缴获轻重机枪 2651挺,缴获各种炮 100门。负伤指战员 64920人,阵亡指战员 44868人。陈毅向观察组介绍说:新四军建立的华中根据地的“人民总数有三千万”,“穿着军服的正规军,有 18万。民兵是着老百姓衣服进行生产有战斗时参加战斗的,共有 55万人”。“新四军在敌后 18万军队所抗击的敌军,正是国民党一、三、五、六、九战区及苏鲁战区(共有 100万人以上队伍)所共同抗击的敌军。”(陈毅与美军观察组关于华中新四军一般情况的谈话,1944年 8月 10日。)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刻意屏蔽、掩盖,这些事实美军观察组是第一次听说,对他们的震动是巨大的。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与民兵数量之多,对日作战次数之多,对日军牵制力量之大,条件之艰苦,作战之顽强,伤亡之巨大等,都让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刮目相看,充满敬意。他们知道,同共产党合作抗日,就是同中国 50万坚定的抗日生力军合作抗日,就是同在敌后坚持抗战的 8000多万根据地人民合作抗日,就是同中国民主进步的新生力量合作抗日。

这些事实,不但对当时国民党散布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的谣言是一揭露,而且,对今天一些仍然相信甚至还在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观点的人,同样是有力的反驳。

1945年 6月 2日,在赫尔利公开声明不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后,上引叶剑英在与美军观察组毕德金中校等的谈话中,代表中共中央说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我们近百万军队,合作抗日,可以缩短战争,减少你们美国人命牺牲。没有外围帮助,我们一千年也打下去,也要打胜,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一定打下去。”这段话,说出了中美合作抗日可以减少美国人民的牺牲这一事实,说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说出了中国共产党即使没有外界帮助也誓死抗日到底的坚强决心,说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打胜”的必胜信念。

今天,7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翻阅这些档案时,可以看到当年美军观察组成员对中国情况观察之深入、细致,分析之敏锐、深刻、独到、准确,同时,我们也不得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有更深入的认识。

〔作者杨冬权,中央档案馆原馆长、国家档案局原局长,北京 10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