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计划的开始实施

我国在人口多、底子薄、可利用外资有限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必然要求高积累和资源的集中配置。这是因为，随着国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量投资涌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部门，将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以市场调节为主、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显然无法解决日益紧张的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尤其是农副产品长期供不应求的矛盾，从而使工业化建设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需要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来提高积累率，集中配置有限的资源，以便有效地保证国家的重点工业建设。“一五”计划时期实行计划经济，不仅是学习苏联快速工业化的经验，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现实选择。

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编制过程中逐步开始实施的。为了组织推动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从上到下建立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机构，深入进行增产节约运动，开展技术革新和劳动竞赛，发行公债为国家建设筹集资金，通过制定年度计划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和调整，确保“一五”计划的实施。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开局之年，首先执行的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4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下达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五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提要》，确定了当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各项主要指标。为了确保完成当年的计划指标，国家计委要求国营企业部门必须做好下列几项工作：（一）建立与加强计划管理，健全全国自上而下的计划、统计系统，加强企业的计划、统计机构；（二）建立和健全责任制，一切经济部门均应逐步地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特别要注意建立安全生产、产品质量、设计工作、原材料和设备供应、施工等项责任制；（三）大力推广先进经验；（四）一切国营企业应该逐步实行严格的经济核算制度；（五）加强基本建设工作，保证基本建设任务的完成。

“一五”计划建设的开局良好。为了合理地配置生产力，中央对工业建设的部署是，充分利用东北、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业基础，集中力量加强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建设，使东北和沿海工业城市较快地成为支援全国建设的基地；同时，在京广铁路沿线及其以西地区新建一批重点骨干项目和与之相配套的项目，加强华北、中南、西北和西南地区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在具体安排上，老基地的建设以在原基础上改建扩建为主，新基地以新建为主。

重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冶金方面安排的改扩建工程，主要是东北的鞍山钢铁公司，安徽马鞍山、四川重庆（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山西太原的钢铁企业。于1955年开工兴建的武汉钢铁公司属新建大型综合性钢铁基地。它的兴建，使中国钢铁工业的地区分布，开始由东部沿海向中部地区推进。机械制造方面，以制造冶金矿山设备、发电设备、运输机械设备、金属切削机床等部门为重点，适当发展电机、电工器材设备、炼油化工设备和农业机械等的制造。投资方向以东北、中南、华东和华北地区为重点。新建的骨干项目主要有：黑龙江的富拉尔基及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洛阳矿山机械厂，沈阳风动工具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机厂和锅炉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武汉、齐齐哈尔、北京的机床厂，洛阳和南昌的拖拉机厂，等等。

以重工业建设为主，基础设施、能源及轻工业等方面的建设也大规模展开。铁路建设的重点，主要对哈大、京沈、京包、京汉、陇海线中段、石太线东段及同蒲线进行技术改造；同时，为开发西部资源，着手修建和新建包兰线、兰新线、宝成线。沿海其他铁路干线也相应地进行技术改造。煤炭工业以改扩建原有矿区为重点，同时积极开发已探明储量的新矿区，并安排一批炼焦煤基地的建设以为钢铁工业服务。电力工业以建设火力发电站为主，一方面配合全国重点建设，加强对东北、华北、中南和华东电力工业的建设，另一方面为开发西部作准备，在西南、西北新建、改扩建一批电厂。围绕新老工业基地的分布，轻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加强纺织、制糖、造纸工业建设。为了使棉纺织工业的原料供应由进口逐渐转向基本立足于国内，新的纺织工业基地全部安排在接近原料和消费市场的京广沿线及其以西地区。

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国家对重点建设实行了集中统一管理。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但是，在大规模建设之初，国家经济力量薄弱，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十分有限，必须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用于重点建设。为此，中央决定集中掌握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以避免资金的分散与浪费。从1953年起，国家逐步扩大了计划管理的力度和范围。首先，在财政上明确划分中央、省（区、市）、县三级的收支范围，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财政经济管理体制。其次，建立由国家计委和中央各主管部门严格控制的物资管理和分配制度。再次，建立由各级计划、劳动部门和工会统一招收工人，制定统一工资标准的劳动管理制度。

由此，我国逐渐形成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

为了确保重点建设，中央对基本建设项目，实行以中央各部门为主管理的原则。中央规定，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除支援国家在当地建设的重点项目外，主要抓农业、农业合作化、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等工作，保证国家下达的农副产品采购和调配计划的完成，稳定市场物价，安排好人民生活。对重点建设项目，中央各主管部门从人力、财力、物力的调度到基础设施的施工、生产准备的安排等一抓到底。地方的基本建设主要是搞农林水利、城市公用事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建设。这些地方基本建设项目，仍须由中央各部指定，设计施工任务由国家下达。通过上述措施，基本实现了国家对重要建设项目和基本建设项目的集中统一管理，保证了“一五”建设计划的完成。

全国人民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投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工人阶级一马当先，站到工业化建设的前列。全国广大职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以高昂的生产热情，深入地开展增产节约劳动竞赛，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努力增加生产，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料材料，降低产品成本，重视安全生产，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管理水平，保证全面地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进一步显示了工人阶级在国家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

鞍钢机械总厂的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努力钻研技术，先后八次改进工具，发明了以刨床代替插床的“万能工具胎”，大大提高了设备利用率。这种创造精神在全国许多厂矿引发了群众性的技术革新热潮。全国煤炭系统推广马六孩等职工创造的快速掘进法等生产经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保证了安全生产。青年女工郝建秀的细纱工作法在纺织工业系统全面推广，各地棉纺厂不断刷新生产纪录。在各级党政部门和工会组织的倡导下，工业生产逐渐改变过去偏重于拼体力的方式，而注意生产技术的革新与劳动组织的改进，开展有组织、有计划的劳动竞赛。人们把勇于创造生产新纪录的先进人物，誉为“走在时间的前面”的人。“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口号，反映了五年计划的宏伟目标正在化为千百万职工的实际行动，鼓舞着中国工人阶级更加忘我地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广大农民通过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将给农业发展带来广阔的前景，认识到要根本改善生活，抗御自然灾害，就要卖出余粮支援国家实现工业化。各地农民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向国家交售粮棉，供应各种农副产品以保证城市居民和工矿区职工的生活需要。他们还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组织，以努力增加农业生产来支持工业建设。随着基本建设的不断扩大，大批青壮农民被工矿、建筑企业吸收，离开生养他们的土地迈进工人阶级队伍，直接投身于国家的工业建设。由于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工业产品的产量、品种较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与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之间存在着不等价交换因素。为了多积累资金进行工业建设，工农业商品交换比价间的差距（通称剪刀差）只能逐渐地缩小，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消除。这实际上成为国家为工业建设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也是工业化初创阶段中国几亿农民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工程技术人员同工人一道奋战在生产第一线。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大批毕业生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分配，奔赴祖国各地的工厂矿山。为满足基本建设的需要，全国高等学校1952、1953两届理工科学生提前一年毕业，按照“集中使用，重点配备”的方针，主要配备到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厂矿及交通、水利等部门，从事勘测、设计及设备安装等工作。为了探明我国矿产资源的状况，党和政府很重视地质队伍的建设和地质人才的培养。解放前全国从事地质工作的人员只有200余人，解放后逐年增加。1954年各大学地质系、各地质学院及各中等地质学校毕业的学生即达2000余人。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地质工作者的足迹。他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不辞辛苦地勘探地下宝藏，无愧为“祖国建设的尖兵”。以华罗庚等为代表的一批在海外的科学家，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冲破重重阻力，先后回到祖国参加伟大的建设事业。至1953年，约有2000名欧美留学生陆续回国，他们在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