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制定和实行

大规模经济建设开始后，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并由此带来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全国粮食严重紧缺。新中国成立之初，粮食的产需矛盾、供求矛盾就很尖锐。1953年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83.7%，工业总产值增长30%。这样的快速发展，带动城市人口和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7826万，比1952年增加663万人，增长9.3%，居民消费水平比1952年提高15%，其中最重要的消费品是粮食。一方面，工业、外贸、城市消费用粮数量大增；另一方面，为工业所需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扩大，粮食的种植面积相应减少；当地农民也需消费商品粮，使国家在农村的粮食返销量大增，比1952年增加1.3倍。此外，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一般农民的粮食消费量也增加了，不仅要求吃饱，还希望家有余粮。这些情况，导致粮食供求紧张的矛盾更为加剧。

在制定1953年年度计划时，中央考虑到我国的粮食需求量将比1952年有较大增长，为与工业发展速度相匹配，农业总产值计划比1952年增长6.4%，其中粮食产量计划增长7.2%。但由于农业尚未摆脱靠天吃饭的状况，资金投入不足，农业增产计划未能实现。1953年粮食产量仅比上年增长1.8%。据粮食部报告，在1952年7月1日至1953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里，国家共收入粮食547亿斤，支出587亿斤，收支相抵，赤字40亿斤。1953年一些地区小麦受灾，预计减产70亿斤，形势相当严峻。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需要的粮食，除了公粮（农业税）有保证以外，其余要从粮食市场上购买，而粮食的供求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供方是非常分散的上亿农户，购方是国营公司，还有供销合作社和私人粮商。国家通过制定牌价在粮食市场上控制和保持粮价的稳定。可是，1953年粮食市场的需求明显大于供给，一方面粮价看涨，农民普遍有惜售心理，国家无法按合理价格大量收购到粮食，以平抑粮价；另一方面，粮食市价高于牌价较多（在主要产粮区高出牌价30%—50%），私营粮商见有利可图，大肆抢购、囤积，有些地区的稻谷几乎全部被私商买走。部分城市居民见粮食供应紧张，价格看涨，也参与抢购增加储存。这些因素汇集起来，致使1953年夏收后国营公司的粮食销售量远远高于收购量。尽管国家动用了大量库存，仍然供不应求。

粮食市场紧张的原因，固然有农民惜售和私商抢购囤积的影响，但根本原因仍是粮食生产的增长和收购量的增长赶不上粮食销售量增长的速度。1953年粮食销售量的增加，主要是全面开始工业建设以及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这种紧张状况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出现粮食供销严重脱节的混乱局面，有可能牵动物价全面上涨，使几年来国家努力实现物价稳定的成果付之东流。尤其是当年7月至9月，各地出现粮食危机。这三个月共收进粮食98亿斤，超过原计划7亿斤；销售124亿斤，超过原计划19亿斤。9月新粮上市，总的形势还是收购的少，销出的多，供求关系日益紧张，不少地方开始发生混乱。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也出现面粉供应紧张的情况。这一状况引起党中央的严重关注。

9月间，陈云连续十天召集中财委有关负责人开会，专门研究粮食购销办法。鉴于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经过逐个比较多种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反复权衡利弊，陈云向中央提出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在城市实行粮食配售的建议方案。

10月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粮食问题，陈云在会上作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目前全国粮食情况非常严重。如不采取坚决措施，粮食市场必将出现严重混乱局面。其结果必将导致物价全面波动，逼得工资上涨，波及工业生产，预算也将不稳，建设计划将受到影响。解决粮食问题最好的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配售，严格管制私商。其基本理由是：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粮食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有矛盾。只要通过征购把粮食搞到手，其他问题就好处理了。

毛泽东作会议结论。他说：农民的基本出路是社会主义，由互助合作到大合作社（不一定叫集体农庄）。现在是“青黄不接”，分土地的好处有些农民已开始忘记了，他们正处在由个体经济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过渡时期。我国经济的主体是国营经济，它有两个翅膀即两翼，一翼是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改造），一翼是互助合作、粮食征购（对农民的改造）。粮食征购、整顿私商、统一管理这三个问题势在必行。因为小农经济增产不多，而城市对粮食的需要年年增长，配售问题也势在必行。

10月10日，全国粮食会议在北京紧急召开。陈云在发言中指出，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他比喻说，好比挑担子前面是一担“黑色炸药”，后面是一担“黄色炸药”，“都是危险家伙”，但是不采取这个办法后果更坏。如果把本来就不多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就无法进行工业化建设，改变不了落后的局面。会议经过讨论，确定将粮食征购定名为“计划收购”，粮食配售定名为“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具体政策为：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由中央对粮食实行统一管理。10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11月19日，政务院下达《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

根据中央的《决议》和政务院的《命令》，全国农村于1953年12月份开始进行统购工作。首先进行宣传教育。教育党员和广大农民认识到，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是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引导农民走向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在管理体制上，严格实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在实施方法上，各省都抽调、训练数万名干部，深入到农村进行计划收购工作。经过大量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在实行征购的第一个月内，便扭转了购少销多的局面，粮食收购量比1952年同期增加38%。从1953年7月1日到1954年6月30日的粮食年度内，包括农业税在内，全国实际收入粮食784.5亿斤，超过全国粮食会议计划的29.3%，多收入75.5亿斤。购销相抵，国家库存粮食增加50%左右，一举改变了1952年至1953年粮食年度内销大于购的严重失调现象。这一系列有力措施，终于使全国渡过粮食难关，供求关系十分紧张的形势开始缓和下来。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力求将农民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将农民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但由于粮食的计划收购牵涉到农民保有和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的自主权利，在收购过程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一度很紧张。这主要是因为初建的购销制度缺乏严密的调查统计工作的基础，全国购销指标虽然大体符合实际，但分配下去，难免发生区与区不平衡、户与户不平衡的情形。尤其要估实粮食产量，弄清粮食余缺情况和余粮数量，是相当困难的。有的该购没有购足，有的又购了过头粮。另外，由于征购任务紧迫，工作繁重，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地方发生过严重强迫命令等偏差，个别地方还发生抗征闹事的事件。粮食的计划供应，则牵涉到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由于工作上的缺点，一些地方有的该销没有销够，不该销的反而销了，引起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关注，出现“家家谈粮食，户户要统销”的局面。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党和政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很快提出粮食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即在每年春耕以前，以乡为单位，将全乡粮食的计划产量确定下来，向农民宣布国家将向本乡征购和销售的粮食数字，使农民结合确定的指标，知道自己生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个人留用多少，缺粮户供应多少，心中有底。，使统购统销工作得到改善。

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央根据有计划经济建设的需要，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从1954年9月起，我国城乡开始实行棉布、食用油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从1955年11月起，全国城镇统一实行粮食及粮食制品凭票定量供应的办法。由此，我国粮食、食用油脂油料的统购统销进一步制度化。

历史地看，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是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必须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项政策不仅稳定了市场，在不高的水准上解决了全国人民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吃、穿问题，而且基本满足了初期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的需要。同时，统购统销和互助合作相互联系，作为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从根本上排除、代替了私营批发商在粮食、油料、棉花、纱布等重要物资方面的阵地，加强了国营经济与农民的联系，促使广大农民走上合作化的道路，也带动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应看到，统购统销制度在客观上割断了农民历来同市场的联系，限制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总的来说，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在我国实现工业化的初期是一个适合当时需要的积极举措。实施这一政策20多年的实践说明，它对供给和支持经济建设，保证人民基本生活安定，维持物价和社会秩序稳定，每逢灾年调集粮食赈灾度荒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