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发展初级农业社及整顿巩固工作

粮食供需紧张的矛盾，通过实行统购统销政策暂时得到缓解，但不能根本改变农业生产落后于工业发展的状况。党中央认为，解决粮食紧张的问题，只能是大量增加粮食生产。但小农经济潜力很小，在农业中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不是近期能办到的。因此根本的出路在于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并在合作化基础上适当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从另一方面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国家要同上亿户农民直接打交道，核定各户余粮，动员各户交售，工作非常繁难。这就需要“把太多的小辫子梳成较少的大辫子”，把单门独户的农民基本组织到合作社内，以便切实做好粮食征购工作，保证工业建设对大宗粮食和农产工业原料的需求。正是基于这一点，党中央、毛泽东把农业合作化与统购统销作为改造个体农业的两大重要措施紧密结合，这对加快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起了直接推动作用。

为了积极推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3年10月至11月间召开全国第三次互助合作会议。会前，毛泽东同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又不搞社会主义，那就要两头落空。他说，粮食、棉花、肉类、油脂和大城市的蔬菜供应，现在有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会议期间，毛泽东看了会议简报，再次同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谈话，对1953年春季纠正互助合作局部冒进倾向的工作提出批评。他说，这大半年，缩了一下，稳步而不前进，这不大妥当。“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也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条件成立的合作社，强迫解散，那就不对了。他强调说：“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影响。‘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就是说，“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他进一步指出：有句古语，“纲举目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一切都有统属了。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会议着重讨论如何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议定1954年春农业社由现有的1.5万个发展到3.58万个。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报党中央修改后，于12月公布执行。这是继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第一个决议之后，又一个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决议》强调，农业个体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高涨的需要之间日益暴露出很大的矛盾。为着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逐步克服农业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党在农村工作中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接受的道理和方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决议》指出，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民所表现的生产积极性具有两重性质，从农民是劳动者这种性质出发所发展的互助合作积极性，表明农民可以引向社会主义；从农民是小私有者和农产品出卖者这种性质所发展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表现出农民的自发趋向是资本主义，这就不可避免地在农村中产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决议》要求把农民的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引到互助合作的积极性的轨道上来，以克服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倾向，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决议》认为初级社已经在试办和初期发展中显示出优越性，证明它是引导农民过渡到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社的适当形式，是领导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要求各地把农村工作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兴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4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的传达贯彻，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同时展开，在农村很快掀起一个大办农业社的热潮。不久，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多个。4月，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各地办社经验，议定下一个冬春农业社发展到30至35万个。10月，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又追加指标，要求1955年春农业社发展到60万个，1957年组织50％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使初级社在全国主要农业区成为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会议强调，合作社的发展，应该是全年准备，分批建社，避免冬季短期突击。但这时，农业社已由年中的13万个增加到22.5万个。到12月，中央将第四次互助合作会议的文件批发下去的时候，建社要有“充分准备”的精神还未来得及传达，全国农业社总数到年底已增加到48万个，发展势头越来越猛。

在农业社迅猛发展的同时，1954年秋收后的粮食统购工作开始进行。由于当年长江流域各省遭受特大水灾，全国粮食生产计划没有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并未削减，各地下达计划时又加了码，结果，粮食收购比原计划多购了100亿斤。加上合作社大发展中工作不免粗糙，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一些地方出现非正常的杀猪宰牛、不热心积肥和备耕等现象。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极为重视，于1955年1月至3月相继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指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等文件，加强对农村工作的指导。

党中央全面分析了造成农村紧张的原因，指出：其中固然有少数富农和其他不良分子的抵抗破坏，但从整个来说，实质上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中农群众对于党和政府在农村中的若干措施表示不满的一种警告。如有些地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搞得过粗过快；过早过急地实行牲畜折价归社，估价偏低又不按期付款；农民对统购统销工作心中无底，感到粮食增产多少，国家收购多少，留的数目太少（口粮偏紧，牲口饲料不足）；对于许多统销物资的供应，城市松，农村紧，农民也有意见。中央认为，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发展生产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决定环节，农村工作一切措施的推行，都必须围绕发展生产这一环节，都必须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必须避免对于这种积极性的任何损害。根据对农村形势的分析，中央决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确定1955年至1956年的粮食年度，国家征购粮食的指标为900亿斤，并对粮食购销实行“定产、定购、定销”政策；同时，还对耕畜保护等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在此期间，各地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势头仍增不减，1955年3月达到60万个。3月中旬，毛泽东听取邓子恢等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的汇报后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指示：应当实行分别不同地区，停止发展、实行收缩、适当发展的“停、缩、发”三字方针。3月25日，邓子恢会同中央第二（农林水利工作)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商得浙江省委同意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发电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提出收缩农业社的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第二办公室同时派员到浙江了解情况，帮助整顿农业社。

4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汇报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方针，决定当年秋收前对农业社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首先要搞好生产，保证增产。4月21日至5月7日，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提出的方针。这时，全国已发展到67万个社。邓子恢在会议结论中谈到：“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止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根据中央方针和毛泽东谈话的精神，这次会议决定1955年农业社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同时把互助组办好。

会后，各地加紧对农业合作社进行整顿工作。东北、华北、华东各省（除内蒙古外）一律停止发展，全力转向巩固。中南、西南、西北各省，认真巩固已建立的社，有准备地在巩固中继续发展；山东、河南等省将原订过高的计划适当收缩。在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如河北、浙江的个别县，对现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了合理的必要的减少。对于那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如不能继续办下去则改为互助组。在整社工作中，各地注意正确处理社内的重要经济问题，认真掌握土地产量和报酬的评定，特别注意私有牲畜入社问题，对过去牲畜作价归公未按协议分期付款的社员，在通常情况下依议付价。对社员自留地过多，或不准自留的两种偏向也注意加以纠正。整顿农业社的结果，浙江省压缩了1.5万多个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山东、河北两省各压缩几千个社，陕西、河南、吉林、云南等省合作社还有所增加。另外，各地对1955年春群众自发办社而领导没有批准的“自发社”，采取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的办法，在整社过程中，有很大一部分“自发社”得到批准。去掉原有合作社中一些有名无实的挂名社，收缩与发展相抵，全国共保留65万个社，总共减少2万个社。

在整顿合作社的工作中，也存在若干过头现象。如一些不该压缩的社也压缩了，有的地方把适当收缩搞成了解散，工作草率，善后处理未做好，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但总体来看，这次整顿农业社是完全必要的，效果是好的。自愿互利的政策与广大群众公开见面，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农、贫农关系得到很好的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的政策水平也有了提高。原来办得好的社，社员满意，更有条件把社办好。问题大的社，农民转为互助组或转为单干经营，解除了顾虑，加大了对生产的投入。1955年夏收，全国保留的65万个农业社中，有80%以上增产。1954年到1955年上半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两次较大发展及随后的整顿工作表明，这一阶段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积极、稳步和健康的，为实现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