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设》的创办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

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中国建设》是一本非常重要的外文刊物，由宋庆龄创办，中国福利会负责编辑，先后在上海、北京出版，以多种语言向海外发行。在较恶劣的国际形势下，该刊将新中国的正面形象及时传播到世界各国，赢得了对外交往上的一些主动，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新中国整体外宣工作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创办和发行过程中，周恩来和宋庆龄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福利会同仁及聘请的外籍专家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对外宣传；《中国建设》；周恩来；宋庆龄；中国福利会

新中国成立后，迅即遭到西方国家的多重封锁，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更强行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不允许以美国护照来华，禁止贸易和汇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国内的一切援华工作都告终止，援华会也被迫解散”（《爱泼斯坦谈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史志办公室编：《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4年第4期。）。与此同时，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不准来自北京的出版物进口，而其舆论机器对新中国的攻击更甚嚣尘上。为维护党和国家利益，毛泽东要求规范对外宣传工作，明确提出采取严厉措施管制对敌势力的宣传。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新中国采取一系列举动和措施，如停止同新中国无外交关系又无互惠协议的外国报纸、刊物、通讯社、广播电台的记者在中国的活动，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宣传媒体等。如此一来，向外国广大读者介绍新中国的真实情况，争取他们的同情、支持与友谊，就显得十分迫切与重要（《人民中国》(People’s China)是新中国创办的第一份外文刊物，最初用英、日、俄等三种文字在北京出版，但英文版和俄文版于1957年停止出版，重点放在对日宣传上。其后，《北京周报》于1958年3月4 日创刊，是当时唯一的英文新闻周刊，是中央级重点对外宣传刊物之一。）。《中国建设》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其中饱含了周恩来、宋庆龄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新刊物的关心。

一

宋庆龄对国际宣传工作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1949年12月，她在给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的伍云甫的一封信中建议：“出版一个月刊或者通讯以领导救济工作”，“建立国际宣传机构……向各国人民介绍中国人民在自力更生建设新国家中所取得的成就”（《宋庆龄书信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1950年，宋庆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作工作报告，认为国际宣传将是一件重要工作，“可以采取很多方式，如通过政府的正式报告及新闻报道；也可以采取非正式的方法，如通过人民间关系来进行报道工作；而后者更容易为帝国主义国家内的人民接受”，“让我们把中国真实的情况传达给全世界的人民” （中国福利会编：《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7页。）。6月17日，宋庆龄致函周恩来，其中特别提到国际宣传工作“对于我们将来怎样发展有很大影响”（《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304页。）。

针对外宣工作的困境，中国福利基金会曾开会讨论，如何以宋庆龄的名义展开人民外交？在目前可以进行的人民外交怎样？当向哪些国家，用怎样的方式，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会议得出如下结论：“对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应当通过工作，把新中国的成就介绍到他们国家，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关系，并且使他们知道中国所有民主人士都是拥护新政府的，以加强民邦阵营，而对于苏联，更应向他们学习；对于殖民地的人民外交，应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向统治者斗争，并与他们的进步人士和积极分子密切联系；对于西方国家的人民外交，中国福利基金会有许多国际朋友，在西方国家中不少进步人士，可将中国革命的伟大成就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向统治者斗争，倒向国际和平阵营，向世界大同迈进。” （《中国福利会1950年工作报告及目前工作问题讨论总结》（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5—1—18。）宋庆龄在国际上的威望和地位很高，不少友好人士对她都非常尊重，人民外交由宋庆龄出来号召宣传，就有可能发生很大的作用。

当时中国福利基金会正面临新的选择，它在新时期的工作性质和内容也一直悬而未决，直到1950年4月全国救济代表会议召开，肯定了其存在价值，方进入改组阶段 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前身是1938年创办于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曾创办英文新闻通讯，及时报道皖南事变等，在对外宣传上有一定经验。。宋庆龄于5月25日致函周恩来，建议让中国福利基金会承担对外宣传工作，并希望周恩来对新的工作计划给予建议和补充，“要加强和进一步开展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比规划中国福利基金会对外宣传活动要容易得多。原因是这些计划实际都在进行，它们只不过是要探讨如何实现我们早有的想法的问题”，但“由于我们对宣传工作的看法还不明确，始终还在寻找完成这一工作的新的道路和方法”，所以“我们希望有特殊的荣幸来修改宣传工作计划”（《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38页。）。同日，宋庆龄在另一封信函中，提到国际宣传工作中经费问题、人员问题以及中福会与相关部门的联络关系问题，指出“国际联络工作必须遵循着外交政策，并成为中福会国际宣传工作中的特殊部门。中国福利基金会需要与外交部、新闻总署及‘救总’保持接触”，建议让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北京设立一个联络处，人员由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人员中调用或由周恩来推荐，它将直接向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主席办公室负责。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国际宣传组的人事问题，将通过周恩来的了解与同意而决定（《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76—278页。）。

国际宣传正是新中国所亟须的，中国福利基金会主动承担起这个任务。为完成对外国人民宣传与告知的任务，它采取多种方式，如通过政府的正式报告及新闻报道，以及非正式的方法如通过人民间关系来进行报道工作，而后者更容易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所接受（《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的报告——一九五〇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人民日报》1950年5月7日。）。在任何时候，宋庆龄总是努力将中国的真实情况传达给全世界人民。美国人认为，宋庆龄“是可以向美国人民讲述新中国的人——她是唯一可以替中国说话的人”，很多不同的组织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孙夫人什么时候来美国”，“期待她马上可以来的愿望能实现吗？” （宫洁菁：《耿丽淑致宋庆龄的四封信》，《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美国可以不让宋庆龄入境，却不能阻止她的声音入境。宋庆龄以中国福利会的名义，将她的正式演讲词寄给在纽约举行的新旧支持者的会议。在那时候，“倒不是她需要勇气在上海发表演说，而是美国人需要勇气在美国对她的演说做出反应”（《中国福利会五十年》，中国福利会出版社，1988年，第108页。），因为当时正处在麦卡锡主义和反对新中国浪潮高涨的时期。宋庆龄呼吁：“我们敢于正视困难，并且能够努力克服困难”，“我们是拥护和平和建设的民族”，“对于当时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战斗的人们，你们曾是一种经常鼓舞的泉源。现在我们想同样鼓舞你们……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伸出了友谊的手，越过海洋，紧握着诸位的手。有了统一的阵线，我们才能保卫和平”（《宋庆龄选集》上卷，第585页。）。

1950年7月25日，中国福利基金会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中国福利会章程》，其中第三章第十条规定设置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推行关于中国人民建设的国际宣传工作，从而将对外宣传作为一项职能工作明确下来。8月，宋庆龄在给伍云甫的信中，附上给周恩来的信，请伍云甫尽快呈请考虑。宋庆龄特意提到：“国际形势的紧迫性，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能的宣传阵地来反击美国侵略者。我希望你会批准我们前些时送交给你的国际宣传计划。”（《宋庆龄关于中国福利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的有关事宜给周恩来、伍云甫、中福会同仁的信及改组计划、初步总结》（195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5—1—16。）

9月下旬，宋庆龄再次致函周恩来，具体提出建立国际宣传机构的工作要点：在工作范围上，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处仅限于配合外交部的同性质工作，避免与其他机关工作相冲突；在工作地点上，中国福利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选择宣传资料和指导工作的任务，照“救总”规定设北京；刊物在上海印刷和分发，亦由中国福利会负责。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必须以国际宣传委员会所选定的资料和在他们所拟定的政策范围内来出版宣传刊物，以防止在政治导向上有所偏差。机构设在北京而刊物在上海发行，既可以取得完备的材料与确定的政策，又可以在具体操作上较为灵活机动；以中国福利会的面貌出现，资本主义国家便不易对该刊物产生“官方宣传品”的误会。（《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355—356页；《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285页。）宋庆龄自告奋勇地要求承担国际宣传任务，并积极筹拟国际宣传计划，这一方面固然是为中福会的前途着想，另一方面也说明她非常重视对外宣传工作。不过，因周恩来忙于新中国成立伊始的百废待兴，一直未能将此事提上日程。

二

周恩来显然清楚，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的不利形势下，尽快开展国际宣传的重要性，正如外国友人称赞，他“是一个天生的联络家，懂得媒介、同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以及接收国际新闻的重要性”（〔英〕韩素音著，王弄笙等译：《周恩来与他的世纪（1898—1998）》，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9页。）。早在1946年5月17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乔冠华主编的英文刊物《新华周刊》就在上海创刊。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外文刊物，先后共出版三期，其中曾介绍宋庆龄福利基金会的工作计划（《我党的第一份外文刊物》，《文摘报》1986年9月25日。），在当时的宣传斗争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6月5日就被国民党查禁。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局面彻底改观，开展对外宣传势在必行，事实上周恩来也已有考虑。从1950年10月开始，周恩来先后三次到宋庆龄的北京寓所拜访，表示新中国已成立一年，应当向全世界更多地介绍新中国的情况。他们商议以宋庆龄与各国人民建立友谊的长期经历和丰富经验为基础，创办一本对外宣传刊物（ 陈日浓：《〈今日中国〉杂志社》，《中国福利会史志资料》1996年第4期。）。宋庆龄完全同意，并认为这项未来规划“要绝对保密”。因此，所有工作规划的制定都是在宋庆龄的直接指导之下，在宋庆龄家里进行。（《宋庆龄书信集》（续编），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39—240页。）

12月31日，周恩来再次提出，由宋庆龄出面创办一个英文刊物。宋庆龄欣然接受，并与周恩来就办刊方针交换了意见，周恩来建议刊物为定期月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11页。翌年1月28日，宋庆龄与周恩来商议办刊具体事宜，周恩来同意中国福利会宣传刊物经费的预算计划，在具体执行时如入不敷出，可另行追加（《宋庆龄与周恩来谈话纪要》（1951年1月28日），上海市宋庆龄故居纪念馆藏。）。关于中国福利会宣传机构人事问题，拟请陈翰笙负责协助，并配备若干得力干部，成立办事机构，相关宣传材料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负责供给，希望刊物能在三四月间出版。在办刊人选问题上，周恩来和宋庆龄主要考虑陈翰笙曾在香港编过英文《远东通讯》半月刊，又有在美国从事宣传工作的经历。故而在1951年3月初，宋庆龄请陈翰笙等人在北京寓所商谈办刊方针。爱泼斯坦曾协助宋庆龄出版“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其时在美国正受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宋庆龄力邀他来华帮助创办新刊物。

《中国建设》的刊名是宋庆龄亲自选定的，因为孙中山曾办过一本名为《建设》的刊物。1951年6月，陈翰笙致函宋庆龄说：“赶在7月1日出创刊号是来不及的。虽然创刊号的文章和资料现在已经够了，但编辑还需要很多的时间。决定我们这本双月刊的名称是一件紧迫的事了；否则在和其他组织打交道时就会变得越来越不方便。‘China In Reconstruction’（建设中的中国）这个名称怎么样？”宋庆龄建议杂志取名为“中国建设”，意义深远，它意味着中国不仅在国内重建，而且还帮助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建设（《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17—318、319页。）。爱泼斯坦说：“这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一份刊名含有一个‘行为动词’的杂志。”（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273页。）8月，宋庆龄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建设》杂志首次筹备工作会议，对刊物的对象、任务、目标、风格及表现形式做了深入研讨，确定了编辑方针，确认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在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发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为突出民间团体刊物的特色，更能为国外读者所接受，“一般不刊载文件和政治报告的原文、理论、政治和军事文章”，要求做到内容充实、文章通俗，并配以插图或照片，而且“一般都署名”。（《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3页。）

杂志社成立了一个由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成员有金仲华、陈翰笙、钱端升、李德全、刘鸿生、吴贻芳、吴耀宗、唐明照、陈麟瑞等人（ 陈翰笙、李伯悌：《〈中国建设〉杂志的诞生》，《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156页。）。金仲华为编委会主任，陈翰笙为副主任，宋庆龄没参加编委会，但为杂志出主意并写稿，还出面找人大代表等著名人士约稿。《中国建设》开始筹办时，只有六名工作人员，李伯悌是记者，爱泼斯坦为执行编辑，邱茉莉管印刷，顾淑型是美术设计。编辑部人少，但要负责组稿、撰稿、翻译、通讯、联络、图片、设计和校对等。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03页。）刊物创办之初的条件很艰苦，在北京连个办公室都没有，不得不到公园里讨论工作（ 张彦：《爱泼斯坦》，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第11页。）。陈翰笙回忆说，因为没有办公地点，“创刊号是我与宋庆龄、李伯悌在北京一个公园的长凳上草拟的”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103页。）。李伯悌和一位女资料员常常带着资料到中山公园去写文章，杂志创刊号的许多文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 陈翰笙、李伯悌：《〈中国建设〉杂志的诞生》，《中国福利会五十年》，第155页。）。后来社址设在一个四合院里。

经过上下齐心一致努力，1951年12月17日，《中国建设》第一期终于印刷出来，“总理对第一期很满意。大家都说《中国建设》将是最受欢迎的杂志，大大超过《人民中国》”（《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第289页。）。宋庆龄进一步提出改进建议，“封面上除印明第几期外，还应加上出版日期；《中国建设》面向海外，为适应环境，必须装饰—番；如能用较短的文字和较多的照片，将使杂志更富有生气”，还提出要增加印刷数量，“我们必须用一切方法，尽一切努力使杂志过得硬”（《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402—403页。）。1952年1月，《中国建设》英文双月刊创刊号在上海正式出版并公开发行，刊载的文章有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为害》等。宋庆龄在其中发表的《福利事业与世界和平》一文指出，“世界和平与福利事业有着直接的关联。两者是相辅而行的，可以在同样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也可以因同样的原因而受到危害”，“福利事业在新中国所表现出来的空前进步，反映了我们对于和平的热切愿望”，我们所实行的福利政策是“直接从中国人民的需要中产生的”。

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建设》受到海外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当时对外发行量最大的一份刊物，也是唯一能进入美国的中国出版物。在当时，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还不多，向国外发行遇到了种种困难。而欧美地区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是《中国建设》对外宣传的主要目标。因此，担任国际宣传处秘书工作的人必须是十分得力的。早在1950年5月，宋庆龄就致函周恩来，推荐耿丽淑为国际宣传工作的负责人，因为她曾在中国的基督教女青年会中任职，并加入“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回到美国后在援华会工作，“在美国最近的危机中，当美国援华会不再起作用而真正的进步人士都在坚决为中国和为美国维护正义的时候，耿丽淑小姐总是站在他们的前列”（《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288页。）。她对美国和欧洲的情况非常熟悉，在某些地区有许多个人关系，而这些地区是有组织推销杂志的一个难点，“我们必须利用每一种可能的途径，而其中个人的途径将是重要的。应建立起一支由耿丽淑和谭宁邦组成的负责促销的小组”（《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34页。）。耿丽淑也曾对宋庆龄表示：“如果你有事情让我做的话，我会迅速结束我现在的工作，以可能的最快的速度整理好去中国的行李。我在技术方面并不能干——但这是在今天的中国工作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我宁愿呆在中国，不去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倘若我能够发挥实际作用。”（宫洁菁：《耿丽淑致宋庆龄的四封信》，《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2007年第5期。）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希望《中国建设》能冲破阻碍，进入那些尚未与新中国建交甚至是敌对的国家。在宋庆龄和中福会的努力下，耿丽淑通过特殊途径从美国来到中国，担负起国际宣传处的工作。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开辟国外发行的渠道上，写信向世界各地的朋友介绍杂志，并亲自邮寄每期刊物，想方设法为杂志的海外发行打开门路。由于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杂志在开始进入美国时碰到不少困难，销售商有很大压力。美国不准中国的刊物直接邮寄，她就通过香港的朋友改换包装寄往美国 （肖岗：《耿丽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后来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制局规定任何订阅或购买《中国建设》的人均须进行登记，但这并不能彻底限制发行 （陈翰笙：《草创、艰辛成长和发展前景》，《中国建设》（英文版）1982年第1期。）。爱泼斯坦回忆说，我们的杂志“从一开始就以与美国人民建立联系为己任。那时候，情况要比现在困难得多。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政府禁止我们的杂志进口，除非收件人在文件上签字声明他要读这个‘共党宣传’。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建立了联系，帮助改变了这种敌对的形象，并且从那以来已被承认是受到广泛欢迎的中国出版物，只要我们的杂志能到达他们手里” （张彦：《爱泼斯坦》，第46页。）。在当时，只有《中国建设》能够进入美国市场，在美国的书店、报摊上公开出售，中国的其他英文报刊都做不到这一点 （鲁平口述：《在宋庆龄领导下创办〈中国建设〉杂志》，《百年潮》2012年第4期。）。

三

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中国建设》对外宣传的作用非常明显。到1952年底，《中国建设》发行范围达到118个国家，销数最多的是印度、美国、英国，其次是澳大利亚、缅甸、巴基斯坦等国。来华外宾也称之为很好的刊物，表示要设法在他们国家推广。据驻外使馆反映，《中国建设》在国外博得好评，苏联的《新时代》转载其图片；英国权威报纸《曼彻斯特卫报》称之为“绝好的宣传杂志”（《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社、文化馆、图书馆、保健院、中建社等单位情况概述和工作总结》（1952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5—2—50。）；日本和平促进会来信要求发行日文版。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国际栏主笔古达德曾建议出法文版，出席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拉丁美洲代表希望能看到西班牙文版。马尔加什的一位读者说：“《中国建设》为发展中国家努力从不发达状态中解放出来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一位匈牙利读者来信说：“你们的杂志办得很好。通过它，人们可以了解这个伟大国家的历史、文化和当前的政策。”（《宋庆龄在上海》，学林出版社，1990年，第125页。）

1953年，由于世界和平民主进步力量的成长，各个国家进步同业的协助，以及《中国建设》在编辑出版推广发行方面的努力，到年底，每期在国外发行已达2.2万余册。转载或介绍该刊的有16个国家的37种期刊，“其中印度和美国各有五种期刊转载了文章，智利的《人民中国》30页中转载的竟有18页之多”。（《中国福利会托儿所、中国建设社、时代社、剧院、保健院1953年工作总结》（1953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5—2—70。）1956年，《中国建设》共出版62.3万册，在中近东地区还打破了发行空白（《中国福利会1956年工作概况报告》（1956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5—1—132。）。1957年，销量虽有所下降，但开辟了泰国、希腊、新几内亚等国的销路（《中国福利会1957年上半年度工作概况》（1957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5—1—145。）。固然，转载或介绍《中国建设》的多半是倾向社会主义的期刊，但是这些期刊联系了各国数目相当众多的人民。因此《中国建设》在宣传效果方面，已经取得了直接和间接的积极影响。

《中国建设》的办刊方针与国家大政外交紧密相连。1952年7月，宋庆龄致函爱泼斯坦，建议刊登报道大规模卫生运动的文章，并公布由周恩来下达的新的医疗工作指示，把它同劳动保险法联系起来，以显示千百万人正在实际享受免费医疗待遇及其发展方向（《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429页。）。《中国建设》虽由中国福利会出版，但政治影响并不限于此。由于它和宋庆龄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把这本期刊看作是新中国的代表，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政治性的。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这个内在的政治责任的分量，那么我们的工作将会得到很大的促进。任何出错不仅会对中国福利会或者杂志本身造成损害” （金仲华：《致宋庆龄的信》（1952年4月12日），《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97年第1期；《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43页。）。宋庆龄深知对外宣传无小事，她与《中国建设》的往来通信十分密切，内容不仅有关于办刊方针的大事，也关注着编辑和出版的每一个环节。有一次，可能具体工作出了疏漏，宋庆龄在给杂志社的回信中用了“Sloppy”这个词，意思是拖沓、草率、不负责任，这个词在英文里是比较严厉的。据知情人回忆，宋庆龄性情温和，写信用语一般都非常亲切有礼貌，从不轻易发脾气，这是唯一的一次 （刘东平：《永不凋谢——来自宋庆龄故居的新发现》，《今日中国》2003年第1期。）。由此看来，宋庆龄并不是一位“好好先生”，为提高杂志的质量，保证按期出刊，非常讲求原则。

她选用的耿丽淑、爱泼斯坦等人和陈翰笙夫妇一样认真负责。耿丽淑在担任《中国建设》改稿人期间，对每期稿件都仔细审阅，写出具体修改意见 （孙乃、学春：《我以我生献中华——访美籍专家耿丽淑》，《人民日报》1981年6月2日。）。爱泼斯坦看到《中国建设》上一篇介绍陕西风俗民情的文章，居然只字未提陕北曾经是革命根据地，更没有说明今天的风俗民情与当年的革命传统之间有什么关系。他很有意见：“‘立场’似乎已经变成一种过时的概念了。我们当然不能搞教条主义，但也决不能陷进自由化的模式，好像一个人甚至应该避免有一个立场似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明确的政策，我们就应该这样去做；我们要宣传中国的革命，宣传人民共和国；我们要真实报道，而决不应该掩盖缺点；我们应当适当交待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样，我们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假如我们没有忘记我们的基本立场，我们就可以坦率地说明拖我们后腿的缺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加以回避或辩解”（ 张彦：《爱泼斯坦》，第12—13页。）。

为适应新的政治需要，陈翰笙建议改组编委会，“中国福利会主席下设编辑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下面设行政办公室（以代替原来的编辑委员会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负责人应明确说明由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兼。在编辑委员会下面，再设一个编辑办公室（代替原来的编辑部），此办公室的负责人应明确说明由编辑委员会的副主任兼。这样，编辑委员会的权力不受影响并能充分发挥。另外，通过编辑委员会的主任和副主任，编辑委员会可以对中国福利会主席负责”（《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54页。）。1953年1月26日，宋庆龄对中福会工作做出指示：“《中国建设》暂出双月刊；经周总理同意，中福会聘请外籍工作人员；中国福利会系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2月，关于中国福利会对中国福利呼吁会以及其他一些美国友好组织的态度，外交部指出，目前我们已不再期待各类国外援助，因为在目前反动的共和党政权统治下，美国朋友很难发表对中国的公开言论，因此，我们极力鼓励中国福利会保持同中国福利呼吁会和其他友好团体间的出版物的交流（《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366页。）。《中国建设》的作用进一步增强。3月，为减少两地办公的拖沓浪费、提高工作效率，杂志社除推广组外，全部从上海迁至北京。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宣传部进一步指示，《中国建设》既着重于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报道，所以文字内容必须具有教育性、引导性和启发性，可不强调时间性，以避免与《人民中国》在报道方面的重复。至此，《中国建设》的方针和任务更显明确。周恩来还曾决定刊物所录用的稿件要由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审阅，但由于章汉夫工作繁忙，决定由陈翰笙审稿即可。

在推广工作上，“特定的时期内选择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为重点，俾杂志可以突破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动派的封锁，而达到符合于编辑方针的读者手中”（《中国福利会中国建设社1954年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195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号C45—2—91。），曾先以美国、英国为推广发行重点，接着以印尼、日本、印度等国家为重点。推广方式主要为赠阅，希望通过对《中国建设》有好感的人士给杂志打开销路，同时自己开展发行工作，不再由国际书店代理，建立关系的国内同业有50余家。《中国建设》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杂志的图片工作，特别是彩色封面、封底和画页。适当选配的彩色图片给杂志增色不少，增强了宣传效果。此外，组织专家、学者为杂志撰写专稿，构成了这本对外宣传刊物的另一大特色。《中国建设》每期都必有几篇反映中国主流生活的重点文章，早期多半由陈翰笙亲自策划，而且常常由他亲自执笔。例如，在杂志创刊的头几年，他所写的文章就包括以下这样一些重要题材：《土地改革根除了封建主义》《继土改之后，实行互助组》《工业化开始》《中国经济的道路》《走向农业集体化》《人民治理国家》《中国最大的海岛：台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含义》《新成立的100万个农业合作社》等 （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16—117页。）。自1952年到1963年，他在杂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共有26篇之多。

《中国建设》的业务主管部门一直没有明确，虽然新闻总署于1949年10月成立，下设有国际新闻局统一管理对外新闻传播工作，但1952年2月新闻总署撤销，职权由另设的外文出版社负责。由于《中国建设》和宋庆龄关系的特殊性，其归属出现问题。直到1958年9月，在对口管理的方针下，编委会决定直接接受以廖承志为首的国务院外事部门的政治领导，因为“目前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我们的国家大跃进如此之快，以至我们不能很好地跟上形势，充分反映我们人民新的精神风貌。我们正在尽最大努力适应任务要求，鼓励我们的全体工作人员在工作上有所跃进”，并表示极其需要宋庆龄对于如何改进杂志进行指导、建议和鼓励（《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第444—445页。）。对此，宋庆龄表示：“非常高兴能做出安排让《中国建设》归国务院所属的、由廖承志同志任主管的外事办公室领导。完全同意和支持更多地报道一些政治斗争这个方针。”（《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547—548页。）但周恩来担心这样会影响国际宣传效果，他通过办公室主任齐燕铭转告《中国建设》编委会负责人唐明照：“《中国建设》报道中国目前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情况，就已经具有了政治的内容，不要‘政治化’过多，改变了它原有的风格。”（《中国建设创刊35周年纪念册》，中国建设出版社，1987年，第8页。）

从1955年1月起，《中国建设》改为月刊。宋庆龄在英文版第1期发表《第一个五年》，阐述了194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恢复、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以及内政外交方面的成就，“人民一旦获得了解放，摆脱了枷锁，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的成就鼓舞了亚洲，鼓舞了那些依然处于殖民地地位还未独立的国家。1957年，在创刊五周年之际，《中国建设》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受到很多国家读者的欢迎。印尼总统苏加诺、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政界领袖吴努、南非黑人领袖莫西·科坦、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休利特·约翰逊等人都发来贺电。周恩来为《中国建设》创刊五周年亲笔题词祝贺：“继续做好同各国人民增进了解和友谊的工作。”他随后又对这本杂志的编辑方针作了指示：“要以社会主义为范围，以生活为内容，积极地、正确地报道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在1958年对该刊的内容赞扬道：“《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做。”（《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第228页。）

四

《中国建设》的对外宣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50年代的特殊时期。它刊登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文章，如金仲华《厉行节约就是更快地建设》、潘国定《我们驾驶第一架客机去拉萨》、张静之《百折不挠的中国铁路建筑工人》、白·戴维逊《新疆的故事》、叶周《上海的跃进》、耿伯介《竹子——中国最有用的植物》、向达《一位伟大的中国航海家》以及朱锡莹《旧治疗法救了性命》等，涉及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公众生活、经济、社会、教育与文化、艺术、科学与医学、传统、中国的各个民族和宗教、体育、旅游等，大都用最写实的文笔报道中国的国情和民风。此外，还有一个栏目是如何学说汉语，非常受欢迎。

总体来说，《中国建设》是同新中国的成长一起发展的。正如周恩来所评价的那样，它通过展示人民的真实生活来反映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情况，试图同所有的国家发展并巩固友谊。宋庆龄以她的长期经验和独特资格，积极组织出版这一刊物。周恩来、陈毅一再指示中福会及中国建设杂志社的成员，要尊重宋庆龄的领导，告诫他们：《中国建设》既是以宋庆龄名义办的，说话就要用她的口气，真正像她说出来的，不要把它办成共产党的机关刊物，要好好学习她写的文章，要避免说教，让事实来说话（《宋庆龄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会文集》，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第5页。）。它的创刊号许下这样的诺言：要记录下中国的进展和问题；文章要有权威性、可靠性；特写要生动活泼；照片要有代表性，图画和图表也应如此。

《中国建设》也是宋庆龄的主要言论阵地，在她的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宋庆龄为该刊先后撰写了30多篇文章，其中6篇介绍全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全面成就的，6篇是关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的，4篇是专门论述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2篇是关于孙中山的成就和抱负的，5篇是专门谈论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的，1篇是阐述战胜封建主义传统的必要性的，4篇纪念性文章——其中2篇是特意为《中国建设》创刊纪念日而写，1篇是为中国福利会成立40周年而写。文章内容上自国家建设、世界和平等重大问题，下至具有历史意义的回忆、纪念，她本人的视察报告，以及对妇女和儿童福利事业的关怀。

宋庆龄要求《中国建设》继承从“保卫中国同盟”时期就坚持下来的“真实报道的传统”，向国际上如实地传送有关新中国各项成就的信息（《宋庆龄纪念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页。）。刊物的对象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情中国”“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人士”，因此避免使用过多政治性强的材料，政治色彩较淡，主要采用工农业经济建设和文化艺术方面的内容，通过人民的生活来宣传新中国，使其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直至进入普通家庭。编辑部成员几乎不用中共党员和官方人士，杂志原则上统一于党的领导之下，但在内容和风格上则根据受众的不同而有所调整。它以人民团体——中国福利会的面貌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受到普遍欢迎，争取到对新中国的理解和各项政策的大多数支持。

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自1960年起，《中国建设》除英文版外，陆续增出西班牙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俄文版（1978年停刊）、德文版、葡萄牙文版（1963年底停刊）和中文版。杂志社纳入外文出版社，1963年改设外文局。为了服务于世界残疾人，又与中国盲文书社合作，创办出盲文英文版，以便新中国的信息及时传达到海外盲人世界（ 张椿年、陆国俊主编：《陈翰笙百岁华诞集》，第118页。）。《中国建设》七种文版的主要文章都是一样的，但其他报道和特写（约占整个篇幅的20％）有所变动。在此基础上，它的读者面更为广泛。

在新中国初创阶段，国内条件比较有限，国际形势十分恶劣，资金、技术、设备和专业人员等各方面都非常缺乏，这些客观情况限制了中国外文外宣期刊的规模、数量和办刊水平。《中国建设》积极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西方国家的舆论封锁，将新中国的正面形象及时传播到世界各地，赢得了对外交往上的一些主动，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取得了广泛影响，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发展也逐渐步入正轨。它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案例，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整体外宣工作不可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杂志创办和发行的过程中，周恩来等中共高层领导和中国福利会聘请的外籍专家作出了重要贡献，宋庆龄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多方沟通并协调具体工作，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

（本文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2002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