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的伟大历史意义

摘要：1936年春，中国共产党为了奔赴抗日前线抗敌御侮，同时创造有利于中央红军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军东征。红军东征不仅壮大了自己，打破了敌人的封锁与包围；还成功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有力地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斗志。

关键词：红军；东征；抗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村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的部署和战略方针，“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省去。”[1]瓦窑堡会议是一次统一全党思想认识，根据新的形势确定党的方针路线和作出渡河东征英明决策的重要会议。

1936年1月28日至2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在陕北延长县召开了军事会议，进一步研究了东征的行动路线和战略方针，部署了兵力，正式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先锋军总部下辖左右两路大军。2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签发了《东征宣言》。2月18日，东征红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开到陕北延川，举行了东征誓师大会，随即开赴黄河沿岸，准备进行东征抗日。2月20日，毛泽东和彭德怀正式下达了渡河命令。是日晚8时，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从北起绥德沟口，南至清涧河口100里长的黄河岸线同时渡河，突破阎军防线，进入山西，开始了伟大的东征抗日。5月5日，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及全国各界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宣告红军东征胜利结束。

红军从1936年2月20日渡河东征到5月5日挥师河西，历时75天，胜利地完成了毛泽东给东征红军提出的到外线打击卖国贼蒋介石；配合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反内战高潮；壮大自己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三项任务，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准备。东征红军虽然只有两个半月，但所发挥的作用和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 

 红军东征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策略方针的成功实践

红军东征是发生于瓦窑堡会议之后的红军第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成功地实践了中央制定的新的战略方针。

首先，红军东征进行了打击蒋阎反动势力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实践。红军战争、苏区建设和土地革命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三项内容。红军东征继续坚

持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军队军事“围剿”的红军战争。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继续奉行剿灭红军的政策，纠集所部东北军、西北军及包括山西在内的数省地方军阀约20余万，对陕甘宁苏区形成了合围之势，妄图消灭红军。红军东征正是为了打破国民党“围剿”所采取的重大举措。战役发起后，阎锡山数年经营的、用于抵御红军东进的数百里黄河防线土崩瓦解，其参加“围剿”陕甘苏区的精锐部队撤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苏区的压力。东征战役在吕梁境内消灭敌军6个团， 重创了阎锡山军队的元气，打破了蒋介石对陕北苏区的“围剿”。同时，东征红军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苏维埃的创建工作。

其次，红军东征进行了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力量的实践。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共同签发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东征红军打到山西去，打倒阎锡山，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红军通过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实践，使人民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队伍，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 是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

第三，红军东征是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成功实践。红军东征肩负着国内战争和民族革命两大使命，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没有红军的苏区建设，即建立苏维埃, 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则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红军东征的即定目标就难以实现；同样，如果没有抗日救亡主张的提出，红军则不可能筹集到相当数量的款项，扩充数千新战士，红军东征也只能是纯粹的军事行动。而事实上，红军东征不但在军事上打垮了阎锡山军队，而且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打倒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宣传了抗日救国主张，筹集到相当数量的款项，扩充和壮大了抗日队伍。因此，可以说，红军东征成功地实践了党中央“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战略方针。

红军东征壮大了自己，增强了对付蒋阎和抗击日军的能力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经过遵义会议，是以直接对日作战为目的的，但是当红军到达陕北时，却面临诸多严重的困难：首先，从自然条件来说，陕北是全国

最贫困的地区，境内沟壑纵横、交通闭塞、土地贫瘠、经济落后, 加上兵匪横行， 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还有连年的天灾，使陕北人民更加贫

困不堪；而其时王明“左”倾路线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和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恶果，更使苏区元气大伤。其次，从发展前途来看，总共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人口只有40 余万。几乎所有的大小城镇均被敌人占领，整个根据地被分割包围，切割成几块互不连接的地盘，使根据地本身的巩固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再次，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仅剩下不足7000人，加上陕北红军也不过1.3万余人，虽然经过长征的考验，到达陕北的红军指战员，都具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强的必胜信念，但毕竟数量大为减少，体质和装备都很差，要真正与日本侵略者作战，显然势单力薄，难以胜任，急需扩红休整，筹款补充。而地瘠民贫、交通完全闭塞的陕北地区，仅能适应小量的红军武装割据，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也无力解决红军队伍的兵员补充和军需供给。

面对这重重困难，为了聚集抗日力量，挑起救国救民的重任，以党和红军现有的力量去发展和扩大陕北苏区，中共中央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果断地作出了渡河东征的战略决策。红军东征的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根据中央决议，红军东征到达吕梁及山西后，除与阻拦红军东征抗日的蒋介石、阎锡山军队进行了军事上的斗争之外，在所到之处，大力进行了筹款和扩大红军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红军的筹粮筹款工作，是经过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行的，而筹粮筹款工作，又推动了群众工作的深入，为扩大红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筹集的粮款和衣物，大部分补充了红军的军需，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群众。在整个红军东征期间，红军在山西不但解决了红军的抗日经费，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而且在兵员上得到了补充，疲劳的部队得到了休养生息，与经过长征刚刚到达陕北时的情况相比，实力大大增强了，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不仅可以对付蒋介石，阎锡山的军事“围剿”，而且成了以后华北敌后抗战的主力，真正担负起了抗日的重任。

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振奋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东征红军到吕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以所向披靡之势，冲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以扎扎实实的地方工作，戳穿了蒋介石、阎锡山的欺骗宣传。

在党和红军的发动和领导下，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抗日救国会，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和抗日游击队，积极参加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精神为之大振。同时他们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和国民党、阎锡山的军队完全不同，广大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打消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疑虑，从心底里拥护党的政策和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是以抗日救国为目的的作战行动，它使国人看到了红军抗日的诚意和红军的实力，从而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斗志。红军东征的胜利，“引起了华北、华中民众的狂热赞助，上海许多抗日团体及爱国人士鲁迅、茅盾、宋庆龄等均有来信，表示拥护苏维埃中央主张，甚至如李济深也发表拥护‘通电’冯玉祥主张抗日不打红军，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的斗争，上海拥护我们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公开刊物多至30余种，… … 马相伯、何香凝在上海街上领导示威游行。”[2]

东征还有力地支援了“一二· 九”运动，为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红军确定东征之时，正是“一二· 九”运动的高潮之际。红军东征胜利不久，“一二·九”运动正向深入发展。1936年5月底，在全国各地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基础上，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的代表。救国会呼吁国民党：立即“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东征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有了更大的发展。东征之后，全国共同抗日的呼声越来越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越来越广泛。东征使全国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看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中流砥柱。

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到张学良和杨虎城    

红一方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发动东征战役，既声援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又促进了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山西20多个县的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号召和动员群众抗日救国。党的正确主张和东征战役的进行，动员了山西民众，也动员了全国民众起来抗日救国。在东征战役进行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主动发出信件，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这个工作对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西北首先取得重大的胜利。

“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体现了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和打击反动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发展革命势力的策略思想。在新的全国大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为扩大红军力量和巩固苏区根据地，准备东出直接对日作战，毛泽东提出应大胆地采用“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到外线去打击卖国贼阎锡山，调动他入陕的四个旅兵力，避免新的“围剿”，是正确的决策。通过东征战役，可以说达到了打击阎锡山、逼蒋抗日的目的。

事实证明，党中央做出东征的决定，是符合主客观实际的科学决策。这是因为，第一，工农红军要把抗日的烽火推向华北，迅速实现直接对日作战的目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自己的抗日决心，就必须打通山西这条必经的通道；第二，东征山西，就可以避免与南面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发生冲突，有利于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力争实现西北地区“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第三，陕北根据地地瘠民贫，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不利于红军的发展壮大。而东征山西可以解决红军面临的兵源、钱、粮等部队的给养问题；最后，山西重要的地理位置，是理想的抗日根据地，东征山西可以开辟新的吕梁山抗日根据地，作为推进华北抗日战场的战略支点，并与陕北根据地相互依托。基于以上几点，红军东征山西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也是可能的。由此可以看出，红军东征，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战略行动，而是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以武装斗争为依托，通过军事斗争的手段，与统一战线互相配合，促成实现党的政治策略的具体行动。

红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后，所向披靡，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威力并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以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了我党抗日救国的真诚愿望。张学良、杨虎城从工农红军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前途，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并向我党提出进一步进行谈判合作事宜。为此，中共中央在山西东征前线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与张、杨谈判的问题。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教堂内进行了彻夜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进行了讨论。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学良认为蒋尚有民族情结，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表示如果蒋介石确要降日，他一定弃蒋决裂；但如果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就有可能促使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走上抗日道路。我党慎重考虑了张学良的建议，客观分析了国内形势，认为要早日实现最广泛的全民族团结抗战，避免大规模内战爆发，内耗国防实力，防止日本火中取栗，有必要把统一战线的范围扩大到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一切抗日力量。而此时的山西战场，援晋的国民党中央军已达10万之多，并对东征红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中共中央遂果断决定回师西渡。

随着红军胜利结束东征，我党对蒋、阎由军事打击转变为政治攻势为主的方针。红军回师陕北后，5月5日即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声明“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3]通电中将原来对蒋、阎“卖国贼”的称呼改为“蒋氏”、“阎氏”，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而改称“南京政府诸公”，表明我党由“抗日反蒋”开始向“逼蒋抗日”方针转变。“逼蒋抗日”的方针赢得了包括东北军、西北军在内的全国各界、各阶层人民的拥护，最大限度地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影响，这也是东征战役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

小结

红军东征达到了我们党的初衷，既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有力地打击了蒋阎等反动势力；又通过东征期间的宣传，对当时的抗日力量进行了声援，提高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斗志。红军东征期间，中国共产党成功地运用统一战线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等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分化瓦解了敌人内部，团结争取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壮大了抗日队伍，充分显示了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法宝的威力。正如程子华所讲过的：“东征战役是在党的政治路线指引下，运用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两个基本武器克敌制胜的一个范例。”[4]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该文入选“纪念红军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