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人生在这里有个大转弯

张学良公馆

编者按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其发生及其和平解决，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成为结束国内战争、走向全面抗日的转折点。那一处处西安事变旧址，像一幅幅三维幻灯片生动地展示着这段历史。为纪念西安事变80周年，本报从今日起推出大型系列报道“西安事变80周年旧址走读”。

“张学良将军公馆”“西安事变纪念馆”两块牌子一北一南分别挂在黑色的铁栅栏门的两边,大门南边还立有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10月29日记者来到位于建国三巷南的建国路69号门前，看到这些牌、碑，似乎面对一本即将打开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册。

原来是金家巷5号院

走进大院，院中的花木枝繁叶茂，院南有3座东西向一字排开的3层青砖小楼。3座楼大小样式基本一致，均为西式风格的高窄窗户，屋檐短得几乎没有，楼南北两面中间部分向外突出，使楼投影呈“中”字形，只是中间一座楼北边突出部分的屋顶采用了飞檐翘角、彩绘等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式样。

1985年7月在西北大学历史专业毕业就分配到西安事变纪念馆从事研究、展陈制作、资料征集等工作的研究馆员石八民向记者介绍， 此院由当时西安颇具经济实力的西北通济信托公司修建，于1934年下半年开工，1935年秋竣工。根据有关历史图纸，张学良公馆呈长方形，面积为11.567亩。

为发动对陕甘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国民党调东北军进入陕甘，并于1935年9月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常住西安”。就这样，张学良来到西安，租用了这座刚刚竣工的金家巷5号院，宿办合一，月租金约400元，此后人称这里为“张学良公馆”。

决定与共产党取得联系

按说张学良公馆中楼是该院的主体建筑，而且正对北边通向金家巷今建国三巷当时的正门，但记者看到张学良卧室、办公室都在西楼。

石八民推测，张学良如此安排可能出于方便、独立、安全等方面考虑。

西楼三层楼梯东面是个大套间，堂屋有办公桌、沙发、收音机、带着大喇叭的留声机等等；北边里屋，也就是楼中部向外突出的部分，为小餐厅；东边里屋为卧室。

初到陕西的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决心“完成‘剿共’事业”。然而，与红军交战短短三个月，东北军损失将近三个师。张学良懊恼，官兵情绪不安。在卧室门旁挂的一副网球拍似乎告诉人们，喜欢打网球的张学良，那时也没有心思玩它了。当时，日寇对华步步紧逼，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加之中共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口号，赢得东北军将士的赞赏，认为与红军作战“皆以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光荣”。张学良苦苦思索，不知该何去何从。他征求亲信们的意见。他们提出联络共产党，与杨虎城合作，共同抗日。但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政策不完全清楚，经和将士们商量，决定先设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堂屋东墙上悬挂有一张当时的全国地图，地图下边沙发前茶几上的烟灰缸里，似乎还遗留有当年张学良心中疑虑的烟雾。

“达成了逼蒋抗日的共识”

张公馆三栋楼相同，上二层的楼梯是露天的，在楼北侧东西两边各有一个，通向二楼中间的门。进一层的门在两楼梯交会的下方。东楼一层东西两侧各有两间房，虽然是半地下，但在灯光的照耀下，各个房间都十分明亮。石八民告诉记者，经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曾住在一层西侧南边的房间。

张学良有了联系共产党的想法后，便通过中国民众武装自卫委员会武装部长李杜，经宋庆龄推荐，找到了共产党员刘鼎，并派人前往上海将刘鼎于1936年3月20日接到西安，安排他住在驻守外地的东北军官员临时住所的张公馆东楼。刘鼎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红军的本质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通过深入交谈，张学良感觉刘鼎有学问、有教养，决定让刘鼎留在身边工作。

在刘鼎到达张学良公馆之前，张学良通过被红军俘虏的部下，已与红军取得联系，并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在洛川两次见面会谈，还约定将与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会谈。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到延安与周恩来、李克农会谈时，让刘鼎同行。会谈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双方互派常驻代表等协议。

会谈后，刘鼎随周恩来到了中共中央驻地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刘鼎作为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的统战工作。

就这样，张学良和共产党达成了逼蒋抗日的共识，用张学良的话来说就是“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 ”

西楼二层东侧有一间三四十平方米的会议室，摆了一圈沙发。会议室虽然很大，且三面有窗，但因有两层落地窗帘，显得很清净。

张学良和杨虎城数次“面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但均无效。1936年12月8日中午，再次“面谏”无效的杨虎城从华清池返回西安后，即到张学良公馆会议室，与张学良商议对策。张学良说：“我们为了国家，对蒋介石也算仁至义尽了，现在只有干的一条路了。”

1936年12月11日，就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张学良命令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负责在临潼战斗的全面指挥，129师师长周福成指挥外围战斗，105师第2旅旅长唐君尧指挥内线战斗。给骑兵军第6师师长白凤翔和善于野战、枪法很准的第6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布置任务时，张学良告诉他们：“你们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张学良在向卫队一营营长王玉瓒下达“请蒋”任务时说：“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

张学良给“扣蒋”行动的各级指挥人员布置完任务后，当晚11时多，在会议室又召开了相关官员紧急动员会，然后带领大家一同前往杨虎城的新城公馆指挥“兵谏”。

达成“联合红军抗日”协议

记者来到东楼三层。其北面突出的那一部分，作为一间不大的会客厅，三面有窗，窗明几净，东西相对摆放两个单人沙发，中间茶几上有两套青花瓷茶碗。

张学良、杨虎城1936年12月12日扣押蒋介石后，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大计。12月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当晚，就是在这个小客厅与张学良会谈的。周恩来的到来，使张学良一下子有了主心骨。张学良为了便于和中共代表随时交换意见，同时为了中共代表的安全，将东楼全部安排为中共代表居住、办公。

12月23日上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会议室，进行了一次谈判。周恩来代表中共提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主张。12月24日，在此会议室，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继续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如今这间会议室里，有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宋美龄、宋子文谈判场景的硅胶塑像。游客至此，喜欢拍照留影。

化解矛盾分歧

东楼三层楼梯东侧，为一敞开的20多平方米的大客厅，当时作为中共代表的餐厅，中间摆放着木桌和8张高腿圆木凳。

由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被扣押，南京方面大兵压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出现不稳迹象。为了宣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重要性，1937年1月27日晚，周恩来在此进行过耐心开导。东楼三层大客厅东北角，有一条东西向走廊。走廊南边为两间客房。东头一间就是周恩来当年宿办合一的卧室。不大的房间里面摆有一张单人床、一个半截柜等几样简单家具。透过窗台下办公桌上的台灯，令人不由自主就会联想到当年周恩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呕心沥血的情景。2月4日晚上，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与留守西安的工作人员一起，迁出张学良公馆，住进设在七贤庄一号院的红军联络处，坚守西安，继续处理西安事变相关事宜。

今年将举行相关活动

当年作为张学良副官及秘书办公的中楼，如今成为《千古功臣——张学良将军生平展》的陈列室，而小楼北面、当年作为承启室和门卫室、警卫住室的平房，则成为《历史的转折——西安事变史实展》展厅。

石八民告诉记者，1937年三四月间，东北军离开西安时退租了金家巷5号院。出任西安行营主任兼第十战区司令官的蒋鼎文曾租用张学良公馆。之后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将张学良公馆租给福记和合面粉公司等单位使用。1941年春，泰记和合面粉公司接收了福记和合面粉公司，仍租用张学良公馆的东、中两楼。1954年，泰记和合面粉公司将张学良公馆的所有房地卖给中共西北局行政处。之后，中共西北局在此设立了陕西省委干部招待所。1982年，张学良公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9月，陕西省政府成立西安事变旧址管理处（筹备处），开始对张学良公馆进行调查、搬迁、维修、制作展览等工作。1986年12月6日，西安事变50周年之际，张学良公馆对外开放。多年来，他们除了举办前述两展外，还配合抗战胜利、纪念甲午战争、反腐倡廉等，引进了一些其他地方或纪念馆的展览。今年是西安事变80周年，他们还准备做一些相关活动。

石八民说，张学良是在这里发生思想转变。西安事变的酝酿、策划、发动、和平解决也在这里进行。张学良公馆所承载的丰富的文化内涵，仍需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去宣传。

记者感受最深的是，中共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始终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千方百计、费尽心血。张学良公馆是重要见证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