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9日15:30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独特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国家发展目标的有效实现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兴趣。就理论视角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解读从发展视角转向了治理视角。就观察对象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更加开放的政治—社会结构和多元化的社会阶层成为了西方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就发展前景而言，在普遍抱有的“民主化”预期之上，更多西方学者开始预测中国政治将稳步保持现状。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预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中深化和拓展着对中国政治现状和发展的认识。他们还认为，中国政治发展在现实的方案选择和理论的完善发展方面对世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西方学者 改革开放 中国 政治发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研究一直是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冷战时期，基于两大阵营对立的总体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新中国在政治上被单纯地视为“他者”。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大多以现实的战略需求为出发点，具有很强的导向性。此外，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交流匮乏，海外学者研究中国政治的途径和方法类似于研究苏联政治体制的“克里姆林宫学”，即依据公开资料对政治体系的组成和运作进行描述和推测，并附以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预判。[1]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带来对外交流的深化拓展，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提出“要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2]。在这一要求指引下，中国的政治体制向着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和冷战体系的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主流。与中国合作的现实需求使得其他国家不得不更加具体地看待中国政治发展变化的实际情况，无法再简单地将中国归为“他者”范畴。改革后的中国是否会实现“民主化”转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与“国际主流”趋同，这些在现实政治目标的实现与理论的验证和发展两方面都成为了重要的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海外中国政治研究就是在这样的双重出发点上开启的。然而，实践表明中国并未走向西方期望的“民主化”，反而发展出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发展路径独特、深度融入世界的中国也为全世界的研究者提供了验证既有理论、提出命题假设的丰富资源。实力不断增强、制度自信不断提升、国际感召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则向全世界展现了政治发展的其他可能性。从这些方面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观察研究是复杂而多样的，犹如中国复杂的政治和多元的社会本身。
一、发展视角与治理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研究者和观察家认识、理解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视角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发展理论在学术界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成为了观察、理解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理论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实践从根本上挑战了发展理论，特别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改革没有遵循既有理论提出的政治现代化路径，但却实现了自身的发展目标。这使得西方学术界开始认识到，后发国家的核心政治问题是如何构建符合实际的政治体制，在此基础上建设足以实现自身目标的强大的治理体系和能力。更具有解释张力的“治理”视角成为了新的主流理论视角，开始取代以往的政治发展理论。[3]
（一）发展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发展
在改革开放起步的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政治学的研究我们过去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4]在“补课”的过程中，关于政治现实研究的第一课就是政治发展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1982年来华进行学术演讲时指出，政治发展是国家的发展和民主化，而“政府的权力效能和公众对政府的影响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5]。在当时，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也是以这样的理论视角展开的。政治改革将焦点集中在改进行政体制、党的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同时发展基层民主。[6]在观察到这些变化之后，海外研究者开始尝试用发展视角来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和动力。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教授罗德明（Lowell Dittmer）认为，中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视野，对应着不同的改革路径、方法和目标。第一种是经济发展主义，认为经济现代化将成为政治发展的基础。第二种是制度化的人格主义，目标是将实践中存在的非正规的规则和行为制度化。第三种是渗透模式，改革从基层的部分试验开始，得到高层领导认同后进行推广。在中国的政治发展中，这三种视野是共存的，可以同时并进。[7]麻省理工学院高级研究员高承智（George J.Gilboy）和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政治学者芮杰明（Benjamin L.Read）表示，中国政治的发展动力在于中国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多元利益主体和社会阶层的组织能力以及执政当局寻求改变的决心。这些要素是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变化，制度不断完善。为了回应社会压力，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改革，寻求扩大执政合法性和治理能力，推动中国政治发展。[8]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的普遍提升使得民众对党的领导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大多持有肯定态度。改革开放也使得中国各个阶层对政治问题的兴趣都普遍提升。新生群体的诉求可能改变政策甚至部分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繁荣是政治发展的主要动力，尽管这完全不意味着“民主化”。[9]
总体上，在政治发展视角下，海外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要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需要解决民权政府产生的合法性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运行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需要解决民权政府代表民众达成国家发展目标的能力与政治权力受到约束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由于政治发展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政治的西方式民主化，因而通过这一视角来分析和观察中国政治的发展自然难以全面解释中国政治的现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打破了政治发展理论对中国发展的预期，客观上也说明了这一理论视角并没有准确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和中国政治体制的自我革新能力。
（二）治理视角下的中国政治发展
治理理论发端于1980年代，缘起于政治学者在研究一些走上政治民主化道路的国家时发现，这些国家并未实现预期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反而无法有效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从而陷入混乱和衰退局面。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进入1990年代后，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因此治理理论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国家建构是当今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因为国家的软弱无能和失败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10]中国改革开放后进行的体制改革有效地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于是中国政治的发展也进入了治理理论的视野中。治理视角同中国改革时期的发展紧密相连，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治理压力是其关注重点，执政党的治理过程和政策是其核心分析对象。[11]
改革开放以来的体制改革促使国家放松对社会的控制，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方式在发生改变，各级政府开始采用多样化的回应方式。比如，建立规范制度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通过制度性机构吸纳政治参与，等等。有学者认为，市场化改革导致中国出现了治理危机，例如维权行为增加、收入分配不公以及环境问题等。如果当局不能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那么治理危机将最终导致党丧失执政地位。[12]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权化趋势也使得党对干部的监管更为困难，“一方面，分权改革为地方干部带来了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分权化也使得发现和惩罚滥用权力的行为变得更为困难”[13]。为此，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政治改革来有效应对这些新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治理模式就是“试点制”。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指出，中国“试点”式的政策制定过程，即先由地方试验，摸索出成功经验后再推向全国，并最终上升到体制制度层面的方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理方式，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效果的解释力要超过经济结构、国家的执行能力等因素。[14]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狄忠浦（Bruce J.Dickson）认为，中国政府治理的改善增强了公众对现状的支持，使之相信当局能够兑现提供公共产品的承诺，并由此抑制更为激进的“民主”要求。[15]
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体制发生的实质性变革以及国家治理能力的发展，对中国政治的观察开始更多集中于政治体系变革带来的治理能力和行为的变化。在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也是领导核心的首要政治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充分认识到“真正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还是要靠制度，靠我们国家在治理上的高超能力，靠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要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突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16]。从长期来看，以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为目标的政治体制优化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的路径和形式。
二、政治结构与政治参与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表现就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利益分化以及社会流动增强带来的阶层分化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出于快速发展经济的考虑，各级政府的自主性和动力都加强了，对政治系统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社会流动催生了新的社会阶层，也产生了新的利益诉求。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各个阶层都开始谋求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由此，政治结构内部的各层级和部分以及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中的参与者都开始积极地在既有政治系统中进行活动和博弈。党中央和中央政府为了适应这一社会变化，推出了许多增强自主性和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促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繁荣。同时，党也保持着对政治系统的有效控制。在这种动态性的平衡中，政治结构内部的关系发展和参与主体的变化成为海外研究者和观察家关注的主要方面。
（一）政治结构的变化
政治结构主要体现为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以及内部成员（主要是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中央出台了许多方针政策以增强地方发展的积极性。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的实施使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对独立的财权和事权，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之前中央政府对政治系统实行全面管制的局面。然而，这也带来了各级政府目标的不一致和政府管理的分权化。从政治体系内部来看，职能分工和治理专门化造成了领导人权力的分散以及部门之间事实上的利益分化和制衡。[17]由于政府管理的分权化，基层的官员更易被利益“捕获”。此外，由于利益的不一致，政策甚至法律的执行也会产生偏差。所以，对于中央而言，使基层官员与中央保持一致，以完成中央部署的各项发展目标是必要的。改革开放期间，中央政府五次推行以精简人员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海外学者认为，这一措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在中央政府层面，领导层希望控制整个公务员系统的规模。其次，中央政府也将政府规模的控制作为影响地方政府、维持稳定的手段（特别是在内陆及民族地区），用来争取地方政府的合作。[18]
中央也通过对各级政府官员实行有力的意识形态教育以及以反腐败为主的监察来实现对干部队伍的有效管理。西方学者倾向于认为，在改革开放后，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渐削弱。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则认为，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并没有消失，但是其性质和作用发生了变化。[19]尽管效果不似从前，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历任最高领导人都会提出一些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供党员和政府官员来“深入地学习、领会、贯彻”。反腐败斗争同样是维持政治结构有效性的重要措施，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历任领导人的重要工作，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更是将反腐败斗争推向了一个高峰。马卡比·克礼（Macabe Keliher）和吴新超认为，开展反腐败体制机制改革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的两个关键举措，包括由中央直接对监察巡视机构进行垂直管理以及增加中纪委在反腐工作中的自主权，保证了对官员的有效管理。[20]墨宁（Melanie Manion）也认为，在这次反腐败运动中，中纪委及其直属机构减少了许多与反腐败不相关的公务。除了提升专业化水平，这次反腐败斗争采取多项举措，有效阻断了双重领导的影响，从而增强了纪律检查的层级结构。[21]
总体上，海外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套自我强化的约束体系来监督和管理官员，有效应对政治结构的变化，在保持整个系统的一致性与活力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这种做法的效果与法治是相近的，尽管也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这一体系目前取得的效果有赖于最高领导层的目标与意志，在未来也是如此。[22]
（二）政治参与主体的变化
改革开放为中国社会带来的最深刻变化之一就是社会流动的增加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为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而参与到政治过程之中，出现了许多创新性的参与方式，甚至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这种多元化和多样性之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用既有的理论都无法全面解释”[23]。由此，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生阶层影响既有政治系统的方式就成为了海外学者的关注热点。有学者认为，根本性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新的社会空间，成为了新的主体实现政治参与的平台，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是以村民自治为主的基层自治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空间的出现。此外，新的主体也被纳入既有的体系之中，具有了更强的影响政策过程、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
关于农村改革带来的政治参与，有学者认为，改革使得“政党—国家”体制对农村基层生活的直接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以往国家和集体控制经济资源以及进行再分配的权力逐渐转向个人、家庭，从而带来了权力的分散化，瓦解了以往的乡村管理体制。改革也使得官方机构的权力和有效性衰退，政治上农民越来越原子化。[24]随着实践的发展，学者们认识到，基层党支部通过对集体资源以及人事安排的严格控制，特别是党支部成员在村民委员会的交叉任职来保障党组织在基层的控制力。这样既使上级政府和党组织维持了基层民主的权威性，同时也增强了上级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金山爱（Maria Edin）通过对乡干部管理体制的研究发现，改革使原来的干部管理体制更加有效。上级政府通过提拔那些政绩较好的基层干部，使其同时担任更高一级政府的职位，或者让不同地区和级别的干部之间相互调换，从而加强了对地方干部的管理。基层政治体制的改革并非是单向的分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国家”体制只是从一些空间退出，在政策执行领域则变得更加科学、高效。[25]
互联网作为近年来最重要、最活跃的新生社会空间，其与政治的关系受到了学者的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空间和技术的发展对公众的意见表达和参与起到了扩展作用，能够使民众参与到政治议程中，促使新公民话语的形成。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的政治议题受到其他政治体系和议题的影响。[26]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传播学学者兰迪·克鲁弗（Randy Kluver）认为，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中国的互联网政治。在儒家文化语境下，更加强调社会空间的秩序与和谐，因此对新生社会空间的管理（特别是对政治表达的管理）更受到政治系统的重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强调等级秩序，当局会优先把互联网的政治表达纳入管理之中。[27]
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个显著的社会变化就是中国私营经济的迅速崛起。企业主作为有强烈动机和有效资源来实现与维护自身利益的群体，自然热衷于参与政策过程。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将关注焦点投向了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对政治系统和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代表的提案基本上都与个人的利益休戚相关，他们有效地充当了自身行业的游说者。被纳入政治体系、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也的确给这些企业带来了明显的好处。根据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者洛里·特鲁克斯（Rory Truex）的研究结果，企业家担任人大代表后，其所辖企业的资产回报率比平均水平高出1.7%—2.3%，边际营业利润高出5.7%—8.5%。[28]有学者肯定了这种变化，墨宁就认为，各级人大将新生的企业主阶层纳入政治结构之中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必然举措，也增强了体制结构安排、激励系统和体系性约束等人大组织应具有的特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党和行政机构对政策过程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人大也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权力参与者，摆脱了以往留给观察者的只是“橡皮图章”的印象。通过这种方式，各级人大有了更强的代表性并将其制度化，这当然不是西方式的议会民主，而是一种改革实践，是过去30多年中国政治规则变革与政治发展的一部分。[29]
通过改革开放，党、国家和新生的社会阶层共同推动了中国政治的变革和发展。有学者认为，改革之后的中国，民众对政府的权利不是以选举的方式体现的，而是体现为“政治协商”[30]，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呈现出一种协商式的结构关系。[31]这种“政治协商”不单纯指一种既定的制度，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既有政治结构之间、政治结构内部主体之间以及新生社会阶层和代表与既有结构之间的实际关系和互动方式。这种总体上的协商机制提升了改革政策的制定和推进的合理化程度。当然，中央保持着对大政方针的主导权。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中央的目标和政策选择仍然会是决定性的因素，包括是否进一步提高现有政治体系的活力和民众参与水平。
三、稳步走向民主与稳健保持现状
由于中国与日俱增的国际影响力以及在根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西方国家始终存在的差异，外界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发展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海外研究者和观察家的态度是“和而不同”的。出于自身利益目标、价值偏好和理论自洽的要求，很多海外观察者都认为或者希望中国最终有如他们的估计，稳步走向西方式民主。然而，一个稳定且发展的中国是当今世界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有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结构下，将采取哪些措施来实现进一步的政治发展，适应经济和社会变化的新要求，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这就形成了海外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两种预期：稳步走向西方式民主和稳健保持现状。
（一）中国政治体制将稳步走向西方式民主
尽管以“民主化”为核心的政治发展理论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已经不占据核心地位，但是在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期方面，“民主化”的理论解释和预判仍然很有市场。有学者总结了海外学界认为中国“必将”向西方式民主转型的几种代表观点。一是“经济转型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将带来新生中产阶级对西方式民主的必然要求。二是全球化理论，认为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趋同会将中国裹挟进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漩涡中。三是社会功能论，认为为了满足社会快速发展不断提出的新要求，政府必然进一步走向自由化。此外，还有政治—经济矛盾说，认为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存在严重矛盾，政治必将改革。[32]这些观点既受到经典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也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现实的观察。一些学者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的作用，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持续性表示怀疑。美国学者裴敏欣认为，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共产党确实提高了自己的执政水平，但如果没有经济上的持续发展和政治上的控制，其执政效果则会不断降低。[33]日本学者菱田雅晴在分析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时，提出了“双重民主”观点，即控制较弱的社会领域率先实现“民主”发展，进而影响政治体系。小规模的改革日积月累，将影响未来的政治发展，最终中国很可能像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那样走向“民主化”。[34]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指出，许多研究表明在面对经济衰退的情况下，民主的体制才能够更有效地实现稳步过渡而不是加速衰退。民主化的发展能够使中国趋向平稳增长，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在面对经济改革困境时保持稳定。[35]
然而，随着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其自身制度的合理性以及对民主话语的重塑效应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中介和新全球秩序的诞生》中指出，中国绝对不会走西方民主化的道路，只会选择一种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崛起将彻底动摇西方的思维方式。沈大伟也在其著作《中国的未来》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制度的最新看法。“民主有很多形式，不能一概而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中国采用美国式的民主。” [36]更有学者指出，中国对自身体制的“民主”界定吸引了一些国家，希望借用这样的辞藻来界定自身的体制。[37]还有学者从文化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建立了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也在创建中国式的“德能民主”，它明显区别于西方的“选举民主”。[38]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后，海外研究者和观察者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民主化”预期仍然存在，但也更趋于理性。他们认为，这种转型即便实现，也会是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由内部发生的，而非外部能够强加或影响的。中国政府的形式和未来取决于中国文化塑造的“公共选择”过程，而不会是受另一种文化影响的制度和过程。[39]中国现存政治体制的发展本身就为民主体制和话语提供了一种对照，甚至可能是一种补充和发展。
（二）中国政治体制会稳健保持现状
在“民主化”的期待之外，更多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预测是基于现实考虑的。海外观察家认为,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能够实现并维持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能够满足社会发展产生的新要求，因此总体上稳步保持现状的可能性很大。美国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Nathan）就认为，当前中国政治体制在改革期间保持着活力，本身并不寻求改变，但却带来了实际的变化。这一体制产生了称职的领导人，实现了规范化的政治继承，形成了有效的公共政策，获取了公众的支持。[40]李侃如（Ken Lieberthal）则指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政治改革，如果他们提出的目标能够切实实现，将是中国政治模式和经济运行的突破性进展。[41]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稳步保持现状更有可能导致体制的相对僵化。知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在评估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时指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仍将掌握权力，但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走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42]
一些海外学者给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提出了建议。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表示，惯性很可能是政治中最重要的力量。为了维持现状，国家需要找到凝聚政府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在实现政治转型之前还会经历一次大的冲击，这次冲击将会和平发生，也将会是中国和平的自我突破。[43]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Jeffrey A.Bader）提出，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政治体制的发展要保障经济改革的持续；二是必须稳步推进、保障人民的权利，同时发展出一套中国自身的体系。能否有效应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不断深入带来的问题将是中国政治体制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
还有学者认为，在政治发展的道路上，自身认同对于发展目标有着重要影响。[44]中国政治体制的维系和发展更多取决于政治精英如何看待并选择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制度体系。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中国国力的增强，精英和民众都对当前中国的道路、制度、文化有了更大的自信，领导集体有信心和能力来应对或者重塑当今国际社会流行的政治价值和话语。中国的政治精英不谋求全球化带来的“历史终结”，认为对国际社会而言，政治上的多元性要优于单一性。中国政治的发展使得国际社会的政治体制保持了多元性，为外部的观察者提供了不同的关注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政治精英保持并不断强化着“制度自信”，认为中国能够建设一种不同于西方民主的、有效的政治体制。在保持中国政治体制的内核的基础上，政治精英们也会考虑吸收西方民主体制的一些元素，将其作为“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但是决然不会完全照搬。
四、结语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和评价，可以看到西方研究者和观察家在预期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始终存在的张力中深化和拓展着关于中国政治现状和发展的认识。这种张力的存在，一方面源于西方学者对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优越感，另一方面也是囿于既有理论话语体系在分析和观察中国现状方面的局限性。这种源于西方古典政治理论的“政体思维”已经成为了西方研究者在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和政治发展时的逻辑起点，[45]不同于西方的体制都会被界定为“负面的”或者“不合理的”，其现实合理性和发展前景都会受到质疑。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成功实践既有效回应了改革开放之初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话语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也促使西方学者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开始反思自身的政治理论话语，甚至政治体制本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成果向全世界充分表明，以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为核心目标，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主要目标，结合本国实际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才是最有效的改革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46]这一论断准确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以及未来发展的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政治也将按照自身发展目标的实际有序发展，不断深化改革，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稳定的体制保障。
注释：
[1] 路克利：《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研究——对话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3] 褚松燕：《全球视野中的中国政治发展》，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9期。
[4]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
[5] 罗荣渠：《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362页。
[6]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曹洪洋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7] Lowell Dittmer, “Three Visions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38, No.4-5, 2003, pp.347-376.
[8] George J.Gilboy and Benjamin L.Read, “Political and Social Reform in China: Alive and Walking”,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1, No.3, 2008, pp.143-164.
[9] David A.Owe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Authoritarian States: An Initial Study of Interest in Politics Across Social Classes in China”, Asian Politics & Policy, Vol.5, No.2, 2013, pp.211-225.
[10] 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黄胜强、徐鸣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11] 李春峰：《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的基本认知：基于教科书的分析》，载《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8年第2期。
[12] Minxin Pei，“China's Governance Crisis”，Foreign Affairs，Vol.81，No.5, 2002, pp.94－109.
[13] Melanie Manion，Corruption By Design: Building Clean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96.
[14] Sebastian Heilmann，“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 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The China Journal, No.59，2008, pp.1－30.
[15] Bruce J.Dickson, “Updating the China Model”,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4, No.4, 2011, pp.39-58.
[16] 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载《求是》2014年第1期。
[17] 闫建：《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载《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8期。
[18] Yuen Yuen Ang, “Co-optation & Clientelism: Neste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China's Single-Party Dictatorship”, Studies in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51, No.3, 2016, pp.235-256.
[19] 沈大伟：《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吕增奎、王新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
[20] Macabe Keliher and Hsinchao Wu,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tic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5, No.1, 2015, pp.1-14．
[21] Melanie Manion, “Taking China'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Seriousl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Vol.4, No.1, 2016, pp.3-18.
[22] Joseph Mazur and Anca-Elena Ursu, “China's Disinterested Government and the Rule of Law”, Asia &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4, No.2, 2017, pp.376–382.
[23]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2011, p.253.
[24] Gordon Whit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owards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apitalism? ”, Modern China, Vol.13, No.4, 1987, pp.411-440.
[25] Maria Edin，“Remaking the Communist Party-State: the Cadre Responsibility System at the Local Level in Chin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1，No.1, 2003, pp.1-15.
[26] 曹小杰：《中国互联网政治研究的海外学派：知识生产图景及代际转向》，载《新闻传播与研究》2017年第2期。
[27] Randy Kluver，“Political Culture in Internet Politics”，in M.Consalvo ＆ M.Allen (eds.)，Internet Research Annual，Vol.2，New York: Peter Lang，2005，pp.75-84．
[28] Rory Truex, “The Returns to Office in a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8, No.2, 2014, pp.235-251.
[29] Melanie Manion，Information for Autocrats: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Local Congress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pp.16-17
[30] 方绍伟：《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柯雄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264页。
[31] Tony Saich, Governance and Politics of China, pp.250-261.
[32] 路克利：《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研究——对话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
[33] Minxin Pei，“Is CCP Rule Fragile or Resilient?”, Journal of Democracy，Vol.23，No.1, 2012, pp.27-42．
[34] 小岛朋之：《日本的中国政治研究》，载罗伯特·艾仕、沈大伟、高木诚一郎编：《中国观察：欧洲、日本与美国的视角》，黄彦杰译，浙江联合出版集团、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0页。
[35] Edward Friedman, “A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4, No.12, 2003, pp.103-123.
[36] 转引自宋鲁郑：《沈大伟对中国政治制度的错误估计》，载BBC中文网，2016年4月5日。
[37] Andrew J.Nathan, “China's Challeng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6, No.1, January 2015, pp.156-170.
[38] 方绍伟：《中国热：世界的下一个超级大国》，第264页。
[39] 同上书，第238页。
[40] Andrew J.Nathan, “Authoritarian Imperman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20, No.3, 2009, pp.37-40.
[41] 王文：《美国的焦虑：一位智库学者对美国的调研手记》，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7—169页。
[42]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第77—80页。
[43] 路克利：《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模式与中国研究——对话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载《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
[44] Daniel C.Lynch, “Envisioning China's Political Future: Elite Responses to Democracy as a Global Constitutive Norm”,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1,No.3, 2007, pp.701-722.
[45] 王绍光：《西方政体思维和中国政道思维》，载《经济导刊》2014年8月5日。
[4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作者单位：谢光远：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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