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9日11:1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基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性发展目标而确立的文化自信战略，亦表现出从追求“文化翻身”、“精神富有”到建设“文化强国”的相应递进。这一在思想认识上自觉探索、不断深化的累进过程，为新时代构建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既要立足于当代中国实际，又要将中国文化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坐标；其首要前提是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确立价值观自信；在构建文化自信战略的过程中，需要协调好一系列复杂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劫后重生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战略随着“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递进，亦表现为从追求“文化翻身”、“精神富有”到建设“文化强国”的相应演进。这一演进过程不仅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战略的发展脉络，也为今天进一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一、“站起来”阶段：以“人民文化”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固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为了推翻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相应的，在文化上，就是要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等旧文化进行坚决斗争，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正如不推倒旧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人民就无法在政治上经济上“站立”起来，不推倒旧的思想文化体系，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文化翻身”，更谈不上树立文化自信。
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破旧立新的时代背景下树立文化自信，面临着一系列复杂问题。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然而，马克思主义毕竟诞生于遥远的欧洲，这样，就有一个如何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树立文化自信的本土文化基础的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历经百年屈辱重新“站起来”以后，必然要面对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如何解决以上问题，成为这一阶段文化自信战略的重心。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重要的战略成果。
（一）高举“人民文化”旗帜，确立人民大众的文化主体性。
文化“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就是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中国各地出现了“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出版社”“人民教师”等数不胜数的冠以“人民”字号的机构和团体，一扫千百年来贵族文化、地主文化的霸权，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崭新的“人民文化”。劳动人民文化宫（其所在地原为太庙）建成后，著名作家赵树理感慨万千，欣然题词：“古来数谁大，皇帝老祖宗。今天数谁大，劳动众弟兄。还是这座庙，换了主人翁！”[2 ]毫无疑问，“人民文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树立文化自信的最直接的表现和最深切的感受。
“人民文化”之所以能够普遍增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主体力量的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平等性和全面性。无论工人、农民，还是知识分子；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是“人民文化”的平等主体。同时，人民全面参与文化建设的全过程，他们不仅是文化的价值主体和表现主体，也逐渐成为文化的评价主体和创作主体。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创造富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中国现代文化。
在对中国革命实践作出深刻反思后，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这一命题在文化上的内涵，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践和文化传统相结合。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3]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同时又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这就要求以科学性和大众化为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古为今用”。这意味着既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丰厚文化遗产，也要对传统文化加以“科学性”“大众性”的改造，使其既具有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又与现代化相适应。
（三）提出“向一切国家学习”“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在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时，毛泽东果断摒弃了新中国初期单纯向苏联学习的文化政策。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4 ]这里的“好的东西”，即对于“人民文化”的发展有益的东西。毛泽东形象地说：“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5]周恩来指出，要“先把本民族的东西搞通，吸收外国的东西要加以融化”[6]总之，学习外国文化必须“以我为主”，“洋为中用”。
综上所述，从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这一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力图建立起一种迥异于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让亿万中国人受惠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民文化”。这种文化通过在国家层面和人民层面确立起双重的主体性，为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二、“富起来”阶段：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支撑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化自信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召开，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在这一阶段，随着中国国防实力的增强和与西方国家外交关系日益改善，国家发展的主要任务转化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由“站起来”向“富起来”的目标迈进。与此相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战略也有所调整。
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一方面使中国人民“满怀信心进入八十年代”[7]，但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挑战。这主要在于：首先，改革开放的推进必须以否定“文革”为前提，但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又需要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环境，这就有一个如何既否定“文革”错误，又维护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问题。其次，如何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能有效应对经济思维和市场机制对文化建设的负面影响。再次，如何既坚持对外开放，又避免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侵蚀，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国格”[8]。显然，这些都是攸关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问题。
为此，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积极应对，从文化战略的高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大举措，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9]在开始推动经济改革的同时，邓小平就提醒大家不要忽视文化建设。他严肃地指出：“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10]江泽民则进一步提出了“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11]的论断。显然，在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看来，“富起来”并不是一种“唯生产力论”，更不应以精神文化的荒芜为代价，相反，“只有物质和精神都富有，才能成为一个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民族”[12]。因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仅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而且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它“关系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3]。
（二）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作为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前提。
邓小平坚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必须立足于“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基本点。“四项基本原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前提。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命题，增加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重要内容，是“四项基本原则”在新世纪的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兴国之魂”，是坚定文化自信的价值源泉。
（三）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指引下，继承弘扬革命优良传统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为了应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精神空虚问题，邓小平特别重视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同时，针对“文革”留下的深刻教训，他一再强调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14]。江泽民和胡锦涛则在弘扬革命文化的同时，提出了在新时期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问题。江泽民认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不仅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渊源”[15]，而且是文化自主和自信的基础。胡锦涛则进一步将中国传统的“和谐”智慧与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提出要建设“和谐文化”。[16]当然，与十八大后相比，此时党的领导人仍然较少公开提倡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来树立民族文化自信。
（四）既积极推进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又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精神污染”。
文化领域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口号。随着中国加入WTO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力图全面构建“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17]。这对于树立文化自信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在开启文化开放的同时，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注意到了西方文化渗透的风险，并及时提出了反对“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小平认为：“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18]陈云指出：对于那些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就以为中国不如外国的人，“要进行批评教育”[19]。江泽民则提醒道：如果“在文化艺术领域丧失独立性，最终就会成为外国特别是西方文化的附庸，这是非常危险的”[20]。
总的来看，在“富起来”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最为关注的是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化工作并非没有失误，但通过确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的战略，中国共产党防止了两个文明之间出现严重失衡。凭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中国避免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那样的悲剧，取得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三、“强起来”阶段：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基于这一重要背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而“强起来”就是这一目标的通俗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在党的十九大上，“文化自信”更是成为最引人注目的政治话语。“文化自信”受到高度重视，与这一时期文化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密切相关。这些问题主要是：其一，在国家层面，随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提出，如何建设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作为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撑。其二，在人民层面，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进一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其三，在国际层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了“挨打”“挨饿”的问题后，又要面对“挨骂”的问题，即改变中国在世界上“有理讲不清”的被动局面，提升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和软实力。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相应的文化战略。
（一）系统规划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蓝图，提出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在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
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体系，并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阐明其重要性。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1]在习近平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要在文化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实现高度发展，更重要的在于：首先，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让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在“强起来”的阶段，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则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22]。其次，应当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包括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文化扶贫、教育公平等工程。
（二）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全面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相比“富起来”的阶段对革命文化的强调，在“强起来”的阶段，习近平既大力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高度重视革命文化。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3]他还指出，要“把理想信念的火种、红色传统的基因一代代传下去”[24]。在他看来，无论优秀传统文化，还是革命文化，都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只有自觉到这些文化基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根深叶茂，文化自信才具有深厚的根基。
（三）推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学的研究表明，通过隐性、柔性的故事形式来讲道理远比直接讲道理的效果要好。习近平指出，所谓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波澜壮阔，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光辉灿烂，这都给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有利于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利于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总而言之，在“强起来”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坚信，只有努力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才能不断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而文化强国的强大，就在于它不仅坚守和铸牢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而且扎根于中华5000年的深厚文化土壤，并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四、经验与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构建文化自信战略的过程，是一个在思想认识上自觉探索、不断深化的累进过程。这一发展过程为新时代构建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一）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既要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实际，又要将中国文化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坐标。
从上述三个阶段看，“站起来”的阶段，主要立足于新中国、新文化这一最大的实际，从新旧社会的纵向对照来构建文化自信。在这一阶段，由于新旧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尚处于高潮，构建文化自信的过程相对顺利。“富起来”的阶段，则主要立足于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最大的实际，在中西意识形态的横向对照中来构建文化自信。一方面，中国要尽快“富起来”，必然要大力学习、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优秀文化；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渗透，以及中西经济实力反差带来的思想冲击，中国共产党又必须在文化安全上提高警惕，这一阶段构建文化自信殊为不易。在第一个阶段，基于确立社会主义文化主体性的需要，在第二个阶段，基于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安全的需要，在对待中华文化传统和革命文化传统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时，都更多地强调了后者，同时对前者则持以审慎的立场。[26]在“强起来”的阶段，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极大地增强了党和国家的自信，因而使这一阶段能够超出新旧社会比照和中西意识形态对照的相对局限的视阈，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坐标中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这一视阈转化，使5000年中华文化传统转换为构建文化自信的宝贵资源，同时有力地凸显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促进了中外文化话语的沟通和互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既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又要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视阈来观照中国文化的现实和传统，从而有助于作出更加清晰的战略定位和更加可行的战略规划。
（二）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要前提是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灵魂，确立价值观自信。
“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27]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建立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而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基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要确立这种价值观，必须处理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改革开放前，为了在中国建立现代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往往采取激烈批判的立场。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思想文化蜂拥而至，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马、中、西”并存的文化场景，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也日益深入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与此同时，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以及对文化建设中某些偏差的反思，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正面价值的认识也在深化。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人找到了文化自信的血脉和根基，中外文化的共存和比照使中国人增强了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但是，历史和现实都说明，只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才能真正树立中国人的价值观自信。“正是由于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所以才能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质资源，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使中国文化走上‘综合创新’的康庄大道。”[28]离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当代中国文化就会陷入复古倒退和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的泥潭。
具体到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对于文化自信构建的最大启示，就是要不忘“人民文化”初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工作导向。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属于人民。它必须深深地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29]。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以来，就将推翻“三座大山”的文化压迫，帮助广大工人农民实现“文化翻身”进而建立“人民文化”作为自己的职责。新中国成立后，亿万工农群众从文化奴隶一跃而为文化主人，正是他们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念和政策的坚定支持者，而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构建也因他们而获得坚实的群众基础。然而在当前文化建设中，仍然存在种种脱离人民的不良现象。例如，在一些东部发达地区，竟然出现向女性灌输“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腐朽思想的“女德班”；而在一些农村地区，“黄赌毒”悄然流行，封建迷信死灰复燃。这些现象都表明，建设“人民文化”、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仍然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
（三）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应当协调好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复杂关系。
在13亿人民心中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必须统筹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其一，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精神文明已经成为衡量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尺度。实际上，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中，“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0]。“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最终还须落实到使每一个中国人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富有起来和强大起来。其二，协调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在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应当坚持“哪个地区也不能少”“哪个阶层也不能少”“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让每个地区、每个阶层、每个民族都公平地分享到文化发展的成果，推进社会文化领域的公平正义。其三，协调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关系。中国是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且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的国度，但是，沉溺于夸耀过去的辉煌只能是一种文化上的懒惰和自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应坚持文化继承与文化创新的统一。所谓文化创新，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为源泉，以中华文化为土壤，以外来优秀文化为借鉴的综合创新。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作为中国标识的文化符号不再仅仅是孔子、京剧、茶叶、丝绸，而是像高铁、超级计算机那样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新技术，中国在世界上无疑将拥有更多、更坚实的文化自信。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58页。。
[2] 汪曾祺：《赵树理同志二三事》，载《北京青年报》1993年12月4日。
[3]《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7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7]《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8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
[9]《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
[11]《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621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2页。
[13]同上书，第382页。
[14]邓小平：《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15]《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3页。
[16]《胡锦涛文选》第2卷第538页。
[1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页。
[1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54页。
[19]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
[20]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江泽民思想年编（1989—200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页。
[2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4页。
[22]同上书，第106页。
[2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24]同上书，第194页。
[2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212页。
[26]毛泽东曾表示，中国的历史悠久，“有它的好处”，“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8页。
[2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第105页。
[28]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30]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作者：罗嗣亮，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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