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9日12:12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堪称中国奇迹。然而，在对实现中国奇迹的道路进行阐释或者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走道路的性质进行评价方面，却存在诸多偏颇之论。与此类偏颇之论不同，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从未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当今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正是因为改革开放进程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靠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事实上，中国创造了中国方案，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发展道路的新选择。
关键词：改革开放 变与不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世人瞩目的成就，堪称中国奇迹。这一历史性成就将中国置于世界的聚光灯之下。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无法再忽视中国，也无法再轻视中国。在世界重大议事议程中，中国变得不可或缺。
然而，即使当今世界每个角落都充斥着关于中国的讨论，但是真正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哲学、政治和经济——的人并不多。在西方，尤其是发达国家，中国的形象常常是由一些媒体、政治人物和所谓的中国研究专家呈现出来的。这些看法在赞叹或惊愕于中国奇迹的同时，在对实现中国奇迹的道路进行阐释或者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走道路的性质进行评价方面，却传播了一种有失偏颇的、带有讽刺意味的和刻板的政治观点。这些偏颇之论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走上了一条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得益于中国回归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正在逐渐放弃社会主义，虽然中国仍然坚持着社会主义的某些原理，但是内部的市场力量和开放带来的外部力量都证实中国背弃了社会主义。
在本文中，我们既会讨论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所发生的重大变革，同时也会讨论其仍然坚守的基本原理，目的是对西方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偏颇之论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呈现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固有的社会主义发展逻辑。
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变革
（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启。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农民必须将生产的一定数量的农产品上交给政府，国家负责盈亏。然而，由于普遍的生产力低下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在以人民公社作为基本组织形式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遇到了区域封闭、激励缺失、生产不足等发展困境。1978年12月，安徽省小岗村的18名农民签署了一份“秘密”协议，这份协议使他们重新获得了在集体化农业生产中已经丧失的生产热情。根据这份“非法”合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土地被划分给单个家庭，由家庭自主单独耕种。农户在承诺将向国家上交一定数量的农产品后，可以自己保留盈余。作为中国农村第一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小岗村成为点燃中国改革的火炬手。
此后，中国政府开始支持十多项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关的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逐渐被取消。这一改革推动了市场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建，使得不同商品的价格能够得到自由调节，劳动力可以相对自由地流动。一方面，这一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另一方面，由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由生产所衍生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也满足了城市工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不过，人民公社的消亡也带来了其他的复杂情况，农村的一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出现了新的问题。尽管农村改革在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改善农民的生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家庭为基础的生产逐渐暴露出各种缺陷。农民的收入普遍低于城镇地区的收入；与城市相比，农村在生活条件以及教育和医疗资源方面存在显著差距。从1990年代开始，这种情况促使大量农民流动至城市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他们一方面在城市中获得了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却面临着很多难题。
对于中国农村的生产体制改革，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中国在开始脱离社会主义。法国汉学家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就认为，自那以后，中国农业就进入了“乡村资本主义”，而“农业的社会主义特征通过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权而得以象征性的维持”。其他人，如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把自己置于‘市场社会主义’之外，而在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原则上已经接受集体所有制和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在未来被私有制所取代……。只要平等获得土地的原则得到承认，并且其有效实施仍然有效，……那么旨在影响依然不确定的发展进程的社会行动就还为时不晚”。换言之，白吉尔认为，农村地区已经属于资本主义，维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只能使其具有社会主义的表象；阿明认为，中国正在偏离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如果农村改革仍然坚持土地的集体所有制，那么中国就能够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白吉尔和阿明都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视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复归。实际上，他们忽视了如下现实逻辑，即中国只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一步说，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启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创新性探索。对中国来说，公有制不只是象征性的。集体农业生产的退出不是为了放弃社会主义原则。相反，生产的具体实践有其自身规律。一方面，中国的整个工业基础薄弱，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技术封锁；另一方面，由于指令性计划经济没有遵循价值规律，生产力还不够高，饥饿的农民丧失了积极性。在生产力普遍低下的情况下，正是为了应对农业的整体效率低下和农民缺少激励的问题，中国政府才允许和支持个体以家庭为单位使用集体土地来独立生产。农业生产中的这种变化不仅不是向资本主义的复归，相反，它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规律是一致的。这一逻辑可以通过今天看到的现象而得到进一步佐证：重新启动的合作社广受欢迎并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在新时代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生产将会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特殊的作用。
（二）市场化改革
很长时间里，计划和市场被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根本区别。在前苏联，1929年后，斯大林逐渐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建立了完全基于集中和计划的经济体系，“取消商品关系[价值理论] 并以生产计划、分配计划以及最后通过需求计划取而代之”。前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建立正式的经济关系，也没能解决由外部和内部因素引起并累积下来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以苏联模式为蓝本逐渐建立了完整的计划经济体系，并以此建立了国家的工业基础。然而，与前苏联一样，中国人民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始终不能得到满足。整体上说，那时中国仍有8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1978年后，中国逐渐建立起基于市场化原则的新的资源配置体制。199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JP+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术语被正式用来描述中国所实行的市场化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利用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实践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诸多争论。许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是不相容的。根据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的观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包括左翼在内的不少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看法。他们在分析中国时没有考虑到如下事实，即中国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其生产力发展相对不足。
这种分析逻辑与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是完全相悖的，它无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传递出的理念。面对前苏联和中国所共同面临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给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带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当时的情况时曾说：“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1] 在邓小平看来，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引入市场是提高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加速经济增长的关键。他认为，计划和市场只是手段，既可以用于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总之，“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2] 。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邓小平在中国所开启的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建设阶段的构想并不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 当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的意思是指当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时，只能以计划为基础。同样，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必须全部地和直接地实行公有。相反，在这个过程的开始，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不是直接地消灭资产阶级的生产，而是在引入更多共产主义条件的同时，逐渐限制资产阶级的生产，在支持无产阶级所有权的同时逐步削弱私有制，使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企业转变成为国有企业。换句话说，在一定时期内公有制和私有制将会共存，以便社会主义可以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建设自身。
（三）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试图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然而，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政治理念之间的冲突使得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时常出现争端，这些争端甚至会导致合作中断。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则使得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全部社会主义国家奉行封锁甚至制裁政策。复杂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在利用世界先进技术、调配国际资源等方面处于窘境。作为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缺乏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机器以及技术和科学知识，这一现实促使中国向资本主义世界敞开大门。
1979年，中国政府首先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以便获得外商投资。这些特区的成功促使中国不断开放更多的经济特区。最初的目标主要是为各种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获得一些外商投资，建立研发中心，以及获得一些外汇以用来增加进口。邓小平把外国资本家的投资看作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也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因为这是一种将外国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进而支持“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方式。
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开放表明它放弃了社会主义，而且，虽然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但中国将像以前的欧洲强国和当今的美国一样，必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例如，法国哲学家、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接受《人道报》采访时说：“今天的中国想要的是财富、权力、统治、霸权和帝国主义。”巴迪乌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世界市场，掠夺非洲——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与他们的观点相反，事实上，应该予以关注的是，中国在扩大开放和变得更加强大的同时，坚持基于双赢合作的包容性态度，而不是试图主宰世界或走向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通过把本国经济发展与世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寻求一种新时代的互利合作，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建立多元关系，从而给世界各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发展有助于和平，而和平将促进发展，两者是相互联系的。这是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努力创造和维护一个可以确保中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和平的国际环境的原因之一。这对于实现世界人民的共同繁荣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正如习近平多次强调的那样，共同的经济发展必须具有包容性、创新性、可持续性、高效性、动态性、公平性、有效性、均衡性、协调性和相互关联性。尤其是，它的基础在于合作共赢、互利共享，在于国家之间平等、公平、公正的政治、经济和领土主权，在于国家之间（无论其大小、强弱、贫富）的平等和包容性，而不用考虑其经济、政治、军事或文化力量的对比。这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可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
当前，中国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进一步推动对外开放。近年来，中国发起成立了新发展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的融资机制，并发起或积极参与诸如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拉美加勒比共同体论坛等区域性合作组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中国践行中国特色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例证。这一雄心勃勃的倡议有利于中国，也为在“共同贡献和共同利益”原则下参与进来的所有国家（约60个）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建设基础设施可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巨大需求并改善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国存在的生产过剩问题。新时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强调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语言和经济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双赢合作和对话。这意味着包容、和平合作、互相学习、互信、尊重主权和共同繁荣，而非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实行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
三、改革进程中坚守的基本原理
（一）土地公有
新中国成立前，在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其控制的中国农村地区奉行的是土地属于共同利益或公有财产的思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历经数年的土地改革，土地被集中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手中。在农村，土地被重新分配给农民用于农业生产，逐渐形成了以人民公社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土地使用方式。农产品一部分上交国家，另一部分留存公社，实行平等分配。在城市中，土地经由地方政府批准后按照地方政府设定的各项目标进行划拨使用；划拨的土地无需任何费用或补偿金；使用期限不限；使用权不得转让、交换、出售、捐赠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被用于配置资源和非公经济的发展，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解除房地产开发面临的限制，1988年中国政府对宪法第10条进行了修正。依照法律规定，宪法的这一修正使得土地使用权的转让成为可能。从那时起，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被分开；国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而使用权归私人或企业所有。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经济体制内，不同类型的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彼此竞争（主要是国家所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甚至相互渗透。但是，在整个改革进程中，土地始终保持集体所有。
许多自由主义者和国外支持资本主义的人都认为中国应该将土地私有化。在他们看来，土地私有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将给中国经济注入活力。西方左翼很少持有这种观点，他们更加看重土地公有对于社会主义的重要性。除了那些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而土地的集体所有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还有阿明这样的学者认为：“这种‘中国特色’（土地的公有制）——其结果是非常重要的——完全使我们无法将当代中国描述为‘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道路是以土地转变为商品为基础的。”不过，阿明也认为，在中国，土地的使用“有可能强化朝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这最终会导致土地的非商品地位遭到质疑，也有可能构成社会主义发展的一部分”，当然这取决于使用土地的方式。
自由主义者从来不试图去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主张土地国有化或土地公有。在马克思看来：“土地国有化将彻底改变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并最终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到那时，阶级差别和各种特权才会随着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4]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意味着对生产者的剥夺以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离，尤其包括生产者与土地的分离。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土地的垄断，而资产阶级自身在土地上不生产任何东西，只是为生产者提供工资来改变和改进土地的用途。将土地问题与建立在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联系起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如下一段描述了：“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5]
中国现在当然还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但它正在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目标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创造性地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是始终坚持土地国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特征之一。中国的土地法规和政策是有效的，坚持土地所有权归属国家，在本国范围内维护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基础；使用权上的灵活性则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各生产单位获得了平等的权利和竞争活力。当然，过去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将土地租给私人企业以达到赚钱的目的，导致了土地的滥用，并同时产生了一些腐败问题。为此，中国政府积极提高透明度，制定更加公平的补偿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这些问题的出现。总之，中国的土地法规和政策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特征，也促进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
（二）民主政治制度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在经济体制上突破了计划经济思维的束缚，走上了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之路。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并不相同，但是西方的自由主义者认为，它毕竟是“向前发展”了。于是，他们翘首以待中国的政治体制也按照他们的意愿发展。自由主义民主的支持者认为，要想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采取西方的民主模式。法国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民主的学者艾米莉·弗朗基耶尔（milie Frenkiel）甚至说，中国想要建立一种适合其特定情况的民主这一事实是“对民主的一种附带条件的思考，因此民主的定义被扭曲了”。
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民主观念将西方民主当作唯一的和普遍的民主模式，因而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是专制或独裁。按照自由主义思考民主的逻辑，中国当然不符合其标准。然而，实际上，中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形式、本质、实践和目标上是不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民主的。
对于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优于西方的民主之路。所谓的普选绝不能单独用来评价或证明一种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相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值得推荐。一方面，如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6]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强调民主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强调民主程序的实际效果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强调民主程序落实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我们只是通过考虑其程序，或者采取极端的做法，只看投票权，来判定一种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这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分析该程序是否实现了它所想要实现的目标。
另一方面，“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治理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机关各个方面、各个层级的工作上来，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来”[7] 。换句话说,民主不能是抽象的，而必须是具体的。民主的做法必须具体体现在治理上、工作上以及人民在民主治理中的实际获利上。民主必须具体到人民的生活中。事实上，人民的基本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他们的生活水平必须不断提高，这样一来，人民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才能得到发展。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更多强调程序而较少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自由主义民主的不同之处。
当然，中国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进步，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还不完善，还需要在多个方面不断改进，但它绝不会放弃其特点和优势。正如习近平所说：“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工人阶级的国家领导阶级地位，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促进人民依法、有序、广泛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8]
（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遭到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和中国研究专家的批评，并直接被视为是不民主的。然而，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多党竞选并不意味着不是专政，一党执政也并不意味着不是民主。多党选举本身并不是选举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有可能加强民主的手段。同时，民主的手段可能成为阶级统治或阶级专政的工具。当前的现实是，没有多党选举的国家可能比存在多党选举的国家更加民主。让我们以两个发展中国家——海地和古巴——作为例子。这两个国家具有类似的历史、地理和环境背景。海地有多党选举，而古巴没有。然而，在古巴，虽然国家贫穷，但几乎每人都有房可住，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大多数人受过教育，没有人死于饥饿。但是，在海地，许多人生活在贫民窟，就医非常困难，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受过教育，许多孩子没有机会上学，许多人遭受饥饿，甚至因饥饿导致死亡。为什么两国的发展如此不同？这种差异源自其民主的性质（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所决定的政治取向，而其民主的性质又是基于其国家的性质（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法国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列塔（Michel Aglietta）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积极方面。他说：“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社会之中。财政权力一直处在控制之中。就像以前的帝国一样，该党能够避免共同利益被集中化的金融利益所捕获。为了保持其权力的合法性，党与人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关系。一方面，政府必须知道如何满足其人民的愿望。经济改革为城市地区的工人阶级带来了实际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的提高……。另一方面，党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更新其成员结构以实施新阶段的改革，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吸收城市精英方面，党一直能够自下而上地进行彻底的成员机构更新。教育方面的巨大投入培育了一个能够处理客观信息、对出现的紧张局势进行分析并以非常专业的方式转变政策的官僚机构。”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中国共产党忠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但是，党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完成经济的社会化进程并使财富达到一定的水平。”在他看来，这是建立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共产党认为其自身必须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此外，安德烈阿尼认为，“中国共产党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并不是该党提出的一个永恒不变的教条，而是一个必要的历史过渡”，目的是使中国不偏离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避免资产阶级可能发起的反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过渡阶段采取多党选举将带来毁掉革命的风险”。
关于民主观念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批评，实际上导致了错误的问题。共产党不同于其他一切政党。从成立之初，共产党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和最高理想。试问：除了共产党，还有哪个政党旗帜鲜明地代表着无产阶级、旗帜鲜明地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能够保持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同时坚持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避免可能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并将其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
四、结语
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的一段特别的时期。1980年代初，面对危机，西方世界纷纷走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之路。曾经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90年代初的解体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开始进入低潮。可以说，苏联的垮台影响了世界上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心。与此同时，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持者不断重申，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而且没有别的选择。
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为了维护旧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以及经济殖民主义的利益，竭力想把中国奇迹解读为“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胜利，而非社会主义的胜利。导致左翼中存在各种偏颇之论的原因从立场和逻辑来说则更加复杂，不过它们也明显体现出其深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关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性质的评价或界定上，我们的观点与那些偏颇之论截然不同。我们的分析表明，中国从未背离社会主义道路；当今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正是因为改革开放进程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4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是通过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事实上，中国创造的中国方案为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道路上的一种新选择。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最新表述和具体实践都表明，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的经验和智慧。
注释：
[1] 《邓小平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页。
[2] 同上。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页。
[6]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
[7]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六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3页。
[8]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5年4月28日，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8/c_1115120734.htm 。
（作者单位：福佩吉 (Peggy Raphalle Cantave Fuyet)：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张忠胜：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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