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意义
2018年11月29日15:24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中国革命与改革的实践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两次独特的、具有全球性意义的重要贡献：一是毛泽东的第三世界革命理论，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国家通过动员贫困和受压迫的农民进行革命的战略；二是邓小平开创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道路。后者因对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广受赞誉，但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更为广泛的历史意义并未得到充分认识。中国的改革代表了苏联以及1950年代的中国所“没有采取的”一条道路。人们可以设想，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思想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中能够更早地得到贯彻，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发生很大的转变。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
1970年代末，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独特道路，为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一条大胆的新途径。当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仍然对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充满信心，还有其他十几个国家（从东方的朝鲜到西方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的经济也仍然在按照苏联在1930年代建立的模式运行。中国的做法是大胆地实践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流传已久的观点，即官僚社会主义存在缺陷，而使市场调控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指导互相配合将带来各种好处。除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外，唯一试图实施其中一些想法的国家是匈牙利，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后，卡达尔·亚诺什（Kadar Janos）领导了“新经济体制”改革。
在市场改革的头10年里，中国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典范，这些国家都在奋力应对正在缓慢扩散的经济停滞，而它们的经济是依照官僚主义的思路组织起来的。中国的大胆行动获得的初步成功在国外引起了关注，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启动市场改革。戈尔巴乔夫的努力受阻，苏联和东方阵营最终解体，至少部分原因是重振官僚社会主义的尝试被耽搁得太久。
1990年代，大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和大多数苏联解体后独立的国家——经历了严重而长期的经济衰退，而中国经济却加速发展。如今能够在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中找到一种可以效仿的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为数不多了，越南是其中之一，它一直紧随中国的道路，并因此而实现了繁荣。朝鲜和古巴仍然不愿实质性地走上市场改革的道路。
1980年代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几近消失，这使得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将中国改革道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贬低为一个次要的历史脚注。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出口主导的东亚高增长模式的变体，或者是一种异常成功的“转型经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道路体现出一些在东亚早期的经济“奇迹”中被证明是如此成功的特征。与俄罗斯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苦苦挣扎相比，中国的改革模式显得尤为成功。
但是，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Marxian socialism）的发展历程还有着更广泛的历史意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建立的，并为20世纪的很多国家提供了可供效仿的模式。中国道路的意义远远不止是一个脚注，因为它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传统从根本上提出了问题，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现代历史。中国道路代表着一条苏联没有走过的道路，苏联设计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其他许多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本文就这一历史意义进行了反思，并以一种反事实历史（counter-factual history）的视角对此作了简要的阐述，即如果苏联采取了类似于中国在邓小平领导下开创性实施的经济模式，那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就会大不相同。
一、官僚社会主义的起源
官僚社会主义的种子是很早以前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意之间播下的，特别是在他们最著名的文章《共产党宣言》中。在宣言结尾部分，他们宣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在其早期著作中，甚至在更晚的时期，即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著作《资本论》出版后，马克思从未认真考虑过这句话对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所带来的影响，而就消灭私有制而言，他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如何引导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认为，消灭私有制意味着所有生产资料属于国家所有，商品和服务将按照合理的政府计划来生产和分配。如何在现实中实现这一点？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内战胜利后面临这一任务之前，马克思、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追随者，甚至其他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一问题。
回过头来看，如下这一点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似乎与他们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唯一倡导者这一充满自信的自我表述存在很大的出入。在为争取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与对手展开论战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辩称对手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因为这些人提出的道德论点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解的基础上。但“消灭私有制”在何种意义上不是乌托邦式的宣告呢？可以说，它与那个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呼吁废除国家一样是乌托邦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强调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真正的“科学”理解的重要性，但令人吃惊的是，这样两位思想家却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在不依赖某种形式的私有财产和市场协调的情况下将如何运作。若是缺乏这种分析，呼吁彻底消灭私有制便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法。
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俾斯麦时代的选举政治中大获发展，但他们的知识分子领袖保留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主张在官僚管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中废除私有财产和市场调节。德国自由派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将官僚机构的全球扩张而不是阶级斗争视为近代历史的驱动力，预言性地揭露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上述论证中存在的不足。他认为官僚统治是对自由民主的威胁，而这一问题尚未被其所处时代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对待。韦伯指出，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并没有消除人们对投入和产出成本进行经济计算的必要性。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几乎没有掩饰的赞赏态度所强调的那样，〖JP2〗建立在私有制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企业擅长有效地配置资源，尽管整体上它们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毁灭创造了条件。在没有私有制和市场协调的经济体中，促进资源有效配置的机制是什么？效率方面的考量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似乎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重要。韦伯指出，即使在苏联建立之前，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也会使一种按照官僚主义思路组织起来的经济饱受资源配置不当和长期浪费的困扰。
在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第一次处理这些问题。在192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第一次真正面临着最终如何组织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短期内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这一时期，人们就如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市场配置与国家配置所占的适当比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公有制所占的适当比例，以及工业化应以何种速度和通过何种机制展开。尽管布哈林等人在争论中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以及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创造性的想法，但最终的模式是由斯大林决定的。新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将成为未来几十年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社会主义经济体的样板。它的建立被描绘成对资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最终也是对像布哈林这样主张混合经济的叛徒的反革命思想的胜利。新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几乎完全消灭了私营部门，废除了资源的市场配置，而通过国家计划进行分配，通过抑制城乡收入和消费品生产以及对重工业进行大规模(过度)投资，实施快速的工业化。
社会主义经济体的这种官僚主义模式最终建立在某些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的思想之上。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私有制和市场被视为是不平等、剥削以及其利益与社会主义的建立相冲突的社会阶层的滋生地。如果不尽可能快地和彻底地废除私有制与市场，就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死灰复燃、社会主义从内部被颠覆的危险。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斯大林提出的一个新观点，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称这是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最独特和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尽管这一观点并非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其基础。这种观点认为，废除私有制和市场并不能消除阶级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的思想仍然存在于“上层建筑”中，如果资产阶级的思想不被压制，其支持者不被消灭，那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仍然真实存在。这种观念被证明在1930年代后期的苏联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且很不幸的是，在一段时期内在中国也造成了破坏。最终，当苏联进入赫鲁晓夫(1956年)领导时期以及当中国进入邓小平(1981年)领导时期，这一观念被指责为是意识形态上的错误。
二、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源
只有否定那种将市场和私有制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教条式的看法，社会主义者才会开始思考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国的市场改革实际上根源于苏联和东欧，但这些国家一直未能打破那种认为市场和私有制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苏联式教条。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开始似乎有人试探性地指出了官僚主义模式带来的浪费和低效，此时，人们日益认识到官僚主义模式主要适用于强制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但存在很多日益突显的缺点。斯大林之后，苏联的经济学家们开始认为，他们的模式缺乏节约资源的机制，而且正在产生令人无法接受的低效和浪费。苏联经济学家开始认为，价格、利润和竞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确实占有一席之地。这些观点在东欧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那里受到了更加公开的欢迎，特别是在那些工业化水平已经高于苏联的东欧国家。这些观点在中国也有其支持者，尤其是孙冶方，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发表了论文支持这些观点。尽管对官僚主义模式进行了尝试性的、有限的批评，但是除了在1960年代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想法几乎没有取得什么发展，而南斯拉夫在退出苏联集团后，在实施这些想法方面比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要走得远。不幸的是，苏联集团固守市场和私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中绝无立足之地这一教条主义观念，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此时中国已经开始走上改革之路。
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中国很快就不再教条式地坚守官僚主义模式。中国对源于苏联集团的那些旧的但被忽视的改革理念兴趣激增，同时重新对西方经济学发生兴趣。但自195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成功的快速工业化模式不再是苏联模式，而是来自中国在东亚的邻国，尤其是日本和韩国，这是中国领导人非常感兴趣的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模式。1988年，日本进入了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第三个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韩国也处于类似的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之中。东亚模式有三个显著特点：它从“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开始，将土地平等分配给农户；它所信奉的国家产业政策侧重于出口，并以日益先进的技术夺取市场份额；它实行“金融抑制”——货币汇率受控制，银行存款利率低，从而为工业提供廉价信贷。
东亚模式的吸引力和苏联官僚主义模式的回报率下降从图1所示的相对增长率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在1950年的起步水平远低于苏联，也略低于东欧国家的平均水平，但到了1976年却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还多。在1950年远远落后于欧洲社会主义经济体的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也正在迅速赶上。尽管中国地处东亚，但远远落后于其他几个东亚经济体，如图1所示，中国的进步微乎其微。
图2对中国在邓小平改革之前的增长轨迹进行了更清晰的评估，它通过与另一个贫穷的亚洲大国印度的对比，描绘了中国的发展。这种比较揭示了几个有趣的事实。一是，1950年中国比印度穷得多——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印度的2/3。二是，政治秩序的巩固和新国家的建设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此期间，中国实行了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配给农户，并释放出新的生产力。
到1957年，中国的发展水平已经赶上印度，甚至似乎将印度远远抛在了后面。不过，1958年，集体化的最后阶段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建立起了苏联式的集体农庄——人民公社，其所导致的饥荒堪比1930年代早期苏联发生的饥荒。此后，中国的经济快速恢复，但是由于1960年代后期的政治动乱，其发展再次落后。到1976年，中国经济再次赶上了印度，但是两个国家都依然比较贫困。在巩固了其苏联模式后，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快速发展停滞了20年，认识到这一点是令人清醒的。这并不是中国领导人在1950年代初期乐观地采用了苏联制度时所希望看到的经济发展轨迹。中国的领导层采纳了图1和图2所包含的证据，他们以务实的态度决定进行改革，这是他们的功劳。
最先开始的、也是最激进的改革是在1980年代初完成的，就是解散人民公社体制，恢复家庭农业。这是伴随着中国革命最初几年发生的激进土地改革的重现。正如19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一样，也正如日本和韩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公平的土地分配释放了新的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复苏的第一个阶段。
国有企业改革始于19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方面，其改革逐渐采用了源自东欧的“非正统”思想。但这些改革收效甚微，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改革阶段，当时，国有部门迅速重组，缩小规模，规模较小、生产率较低的企业被关闭、合并、出售或私有化。剩下的国有企业被合并成规模更大、更具竞争力的企业集团，然后进行重组，通过在国内和国外的证券交易所上市来进行融资，最终成为进入世界最大企业行列的国有龙头企业。国有部门的就业人数在1978年占到非农业劳动力的80%，到2015年已经减少到低于20%。
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是否定了苏联的官僚主义模式的核心原则。第一个激进的步骤是在1980年代放弃了人民公社体制，第二步是在1990年代国有企业在国家主导下进行重组和缩减规模。这些步骤否定了作为苏联官僚主义模式基础的教条主义，但它们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土地没有被私有化——家庭获得了土地的使用权，但没有完全的所有权。国有企业的重组是逐步的和有计划的，不同于俄罗斯和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大规模私有化，后者导致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具有战略性的资本密集型部门仍然由国家所有和控制，银行体系和经济中的资本配置几乎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国家保留着异常强大的管理资源的能力。国有资产总额超过了年GDP的300%，远远高于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34%)。国家保留了近40%的工业资产的所有权，拥有了非常强大的管理经济资源的能力，并且有着完善的产业政策，国内和国际资本市场不受控制的运作对中国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通过市场进行的经济交易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私营部门不断扩大，最终在规模上超过了国有部门。在建立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在重新思考财产和产权的概念以及市场与政府计划的结合，形成了一种替代1930年代在苏联形成的教条主义传统的新方案。
在此我没有必要详述中国自1980年代以来取得的显著经济进步——因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图3描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并展示了不同改革阶段的影响。必须指出，这一上升轨迹几乎是紧随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就展开的。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改革对臃肿而低效的国有工业部门造成冲击，这一趋势加快进行。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在图1中看上去几乎是水平的，而在2000年之后几乎是垂直的。图2中国与作为参照系的印度形成的对比更为显著。图4重新描绘了截止到2010年这两个亚洲大国的发展轨迹。中国最终在1980年与印度分道扬镳，到了2010年，尽管印度自身的经济发展也在加速进行，但中国已经把印度远远甩在了身后。
三、未走的道路：历史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鉴于中国否定了1930年代的苏联模式的教条主义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主张彻底消灭私有制的呼吁也的确带有乌托邦色彩，人们很容易作出如下设想，如果苏联在1920年代关于工业化的争论得出的是不同的结论，那么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会有多大的不同。如果中国的经验可以作为指导的话，在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混合制经济很有可能会让新苏联走上另一条发展轨迹。诚然，在大萧条和欧洲法西斯主义崛起的背景下，苏联经济不太可能复制半个世纪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斯大林领导下的强制工业化是1945年击败纳粹和在欧洲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尽管如此，教条主义地否定市场和彻底消灭私有制的思想在苏联延续，并削弱了随后对其官僚主义模式的缺陷的反思。
苏联真正失去机会是在1950年代，那时赫鲁晓夫视自己为改革者，严厉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专注于加速苏联的经济发展。然而，他完全不具备邓小平和其他中国改革设计师的想象力和灵活性。赫鲁晓夫永远无法摆脱苏联经济思想的教条主义的、依稀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基础，因此他未能实施任何有意义的改革。结果，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时代，经济停滞和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带来的严重透支最终导致苏联解体。邓小平的成就与赫鲁晓夫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种合理得多的设想是，中国式的改革真的有可能改变1950年代和1960年代苏联的经济并转变其历史发展轨迹。战后欧洲迅速开始重建，并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如果没有将自身与资本主义经济隔绝开来而只在苏联阵营内部寻求自给自足，那么恢复过来的苏联工业将从参与世界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就像中国在若干年后所展示的那样。人们很容易去指责赫鲁晓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明显缺乏创造力和想象力。虽然中国领导人确实有日本和其他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作为榜样来激发他们的反思，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领导人理所当然地要对其继承的苏联遗产进行反思，要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重大改造。
从许多方面来看，赫鲁晓夫时期是苏联使自身从其官僚主义经济所带来的重负中摆脱出来的真正的最后一次的机会。当戈尔巴乔夫意识到体制必须改变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榜样力量所激发的)，已经太晚了。尽管存在种种缺陷，苏联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苏联领导人为自己的超级大国地位感到自豪，他们与美国及其盟友处于冷战的紧张关系中，他们对存在风险的改革兴趣不大，地位稳固的精英阶层在这一体制赋予他们的特权中享有既得利益。戈尔巴乔夫开放苏联经济的最初努力受阻，并犯下了一系列重大错误。他最初的经济改革设计不合理，实施仓促，导致经济恶化。他在开放政治体制方面的赌博之举使得各种种族民族主义力量失去控制，导致苏联四分五裂。
四、结论
我认为，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启动并由接下来的其他领导人继续实施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这一贡献可以比肩于毛泽东的如下贡献：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性改造，从而解决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进行农村革命的问题。由于否定了导致1930年代苏联的官僚主义模式的教条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国重新提出并进一步发展了在苏联和东方阵营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市场改革思想，并将它们与国家主导的东亚工业化模式的特征进行了融合，当然，中国对东亚模式的特征进行了选择性的调整。这一创新的历史意义并没有因为1980年代末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而减弱。
我曾指出，如果在更早的时期对社会主义思想进行类似的创新，那么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轨迹将被改变，甚至有可能避免1989年开始的历史性崩溃。人们还很容易就如下问题展开设想，即如果中国领导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对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进行类似的创新改造，那么这会给中国历史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中国没有在1956年完成其社会主义改造，而是逐步走向混合经济，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或者，如果中国在1960年代早期，即在大跃进导致经济困难之后，就改变其发展道路，今天的中国又会是什么样子？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将是完全不同的。
(作者单位：魏昂德（Andrew G.Walder）：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梅沙白：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