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观念：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经济哲学反思

曹东勃

2018年11月30日09:17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回溯与考察40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货币观念的嬗变，有三点重要启示：其一，货币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也是文明进步的记载者，改革开放以来货币观念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时代的巨大进步，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其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其二，改革开放以来货币观念的嬗变，深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实践及其理论探索与制度创新的伟大历程，货币观念的变化反映的是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变化以及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之下，货币功能与货币观念逐渐成熟完善，变化的总趋势是进步的；其三，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和发展理念的矫正与创新，有助于在一个货币化生活世界中防范货币对人性与社会的酸蚀和异化，促进“人的社会本质”的复归，货币观念从单一到觉醒，从“货币的疯狂”到“货币的联想”，最终回归到“货币的理性”，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努力。

关键词：改革开放货币观念经济哲学

持续四十载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及其巨大变革力量，不仅极大改变了中国大地的物质形态和中国社会的内在结构，也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1]这样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变革时代，其鲜活经验和宏大实践所映射的时代精神状况，也值得我们基于历史和逻辑的双重维度，给予持续的理论观照和哲学透视。对货币观念的经济哲学反思之所以必要，至少基于如下四方面理由：其一，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内在地改变了各种社会质料之间的组合方式，也必然地映射着人对世界理解的物欲化；其二，货币交换表象背后的本质力量，是人的社会分工与社会交换、特定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交换；其三，纷繁杂多的货币形式变迁的根本决定力量，是社会制度形式的历史变迁；其四，货币交换规模、形态与货币化程度的变化，直接反映和量度着人性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方面。[2]

货币是价值的象征物，而“象征物是用来代表其他事物的，是被代表事物的抽象化产物。价值就是某件事物的重要性”[3]。货币出现在人类文明的演进脉络之中并最终登堂入室，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性构造，并不简单是某一物品自身演化的结果，而是映射着纷繁复杂的社会交往及其内在结构的深层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货币数量与经济体量一道扩张，货币管理体制和政策架构逐渐完善。人性借助于货币这个工具获得解放，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同步发生巨变。货币观念的变革，是经济社会领域历史性变革的写照。

一、1949—1978年：既重要又不重要的货币观念

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初步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开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阶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人确立新货币观念的重要时期。带有鲜明时代痕迹的货币形态及其功能设定，型塑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货币观念。

（一）没有票证，货币兑换受到限制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就产业结构而言，当时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农业国，城乡、工农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不匹配；就货币领域来说，承续的是旧中国恶性通货膨胀日积月累造就的极为复杂的局面。货币从城市流向农村，实物（主要是粮食）从农村流入城市。掌握了现金的农民无从消费，因为城市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工业产品）同农村生产的农产品进行交换。于是，农民手中的货币就转变为一种“流动性过剩”。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大宗物资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价格“剪刀差”的目的之一，就是对这种“流动性过剩”加以节制。以“反通胀”问题意识作为决策出发点和指导方针，固然有其特殊原因，却也在根本上对货币功能作了系统性改造，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设计是票证经济：以粮票为代表的各类票证，本身并不具备法定的流通功能和交易功能，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逐渐成为“影子货币”；人民币只有与票证搭配使用，才能完成交易行为。票证的出现是计划经济时期生产和流通领域统购统销政策必要的配套，也是一种准货币政策的产物，实际上成为购物的准入门槛。这个设计的根本逻辑在于：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物资的供不应求是常态，货币的相对超发也是常态；那么应对这种局面的简单办法，就是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在货币与实物之间再架设一道屏障作为“双保险”，人为筛选、过滤乃至限制需求侧，以便保障货币发行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基本匹配。票证经济的产生是特定历史背景乃至不可抗力的作用使然，客观上是以抑制人的欲望和需求为条件，强行“配平”经济增长的“方程式”。这种举措有其现实针对性，也会随着形势变化而显现出局限性。

（二）货币功能的局限决定了货币观念的半封闭性

票证是一种被计划的额度，而购买力的生成有赖于以货币形式计量的工资。货币没有被放置于一个交换活动十分充分的场域之中，因而其功能并不完整。倘若取消货币，面对实际存在的商品需求，既无法量度，又很难获得一种相对公平公正的价值尺度。更何况，即便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然存在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异质性及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货币需求，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集体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并非都能够简单采取划拨方式，而是必须通过货币结算的方式交换资源。这实际意味着社会主义仍然需要货币，与此同时，货币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货币也是万万不能的。

（三）商品交换规模的有限性决定了货币观念的单一性

货币的发展史也是人的社会交往范围和商品交换规模不断外扩的历史。计划经济时期“货币+票证”的方式对消费需求所做的人为限缩，必然限制了潜在的商品交换规模。没有大规模商品交换的生活实践，在票证经济的严苛门槛限制下，人们对货币符号的记忆和货币功能的开发使用，只能停留在较为淡薄和单一的状态。

二、1978—1992年：思想的解放带来了货币观念的放大

1978年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40年间至为关键的起步阶段。“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4]有了市场，货币功能才得以发育得更为健全;在市场体系中流通运转的货币，才不再只是一个计量单位和符号，真正成为完整意义的货币。“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宣示本身，也打开了货币功能进一步完善和延展的广阔空间，为其后资本市场的发育奠基。

（一）从“不要货币的货币”到“价格双轨制”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基于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批判，提出了“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5]这样一种构想。列宁晚年也曾就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作了若干重要阐发，一再告诫，那种“完整的、完善的、真正的计划，目前对我们来说=‘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6]。在社会主义欠发达阶段，必须充分利用商品市场，发展货币经济，“退一步，进两步”地迂回式前进。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30多年的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然累积了大量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票证尽管并不被视为具有法定货币的正当性，但票证经济的大行其道已在事实上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准货币体外循环系统”。凭借票证获得购买商品的计划价格与实际已经放开的市场价格之间呈现出尖锐对立，存在巨大套利空间。各类配置资源的要素“黑市”催生了“价格双轨制”这一“成败萧何”的特殊时代现象。

（二）工资增长：从冻结到解冻，货币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使人们看待货币的视角由静止转向运动，由窖藏、储蓄转向使用、投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孕育于这一阶段的邓小平理论贯穿始终的自觉追问。相应地，人们也自觉进入到对货币观念的意识与反思状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从根本上界定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成熟、不完善，也因此拒斥了那种急于消灭货币的激进主张。货币观念的觉醒与变革绝非孤立现象，其背后有着制度变迁的深厚基础。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简化计划指标，放松计划控制；二是扩大奖金数额，强化对企业和职工的物质刺激。企业工资管理体制的改革为工资同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增长提供了制度保证。几十年固定不变的“铁工资”逐渐松动，人均现金储蓄和银行储蓄快速增长；农业改革使作物增产，农民增收，跳出“生存工资”陷阱。发展经济学意义上一种良性的工资上升、工资和利润共同推动储蓄增长的新机制开始形成。[7]

（三）票证退场：从“屏障”到“摆设”，货币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计划的约束

改革开放后，票证经济及其配套的一系列支撑性制度结构渐趋解构。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吃“商品粮”的城市居民粮食消费降低，粮票结余；离土离乡进城务工的农民，则从“自给自足”转变为“吃商品粮”，这样产生了供求之间的默契。同时，双轨制下平价粮和议价粮价差的存在使得粮票持有者除拥有购买的资格凭证，还可凭票以相比市场价格更低的统销价格买到粮食，粮票交易存在套利空间。货币这把锋利的“尖刀”，将计划内与计划外资源配置的幕布划开一道口子。1993年底，粮价全面放开，粮票交易行为与粮票本身一道退出历史舞台，宣告了票证经济的彻底结束。从票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跃迁，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票证作为屏障加以拱卫的、功能残缺的货币，开始甩开“拐杖”、独立“行走”。作为一种准货币制度，票证经济的衰亡与货币经济的崛起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与此相适应的是，从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不再直接吸收储户存款，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一个稳定的货币管理当局和货币政策基本框架在摸索中初步建立。

货币在经济实践中日渐发挥重要作用，必然引发货币观念的深刻改变。正所谓赚钱的念头比钱本身更具刺激性，“那些投资取得收益的人的神经活动与那些靠可卡因和吗啡达到迷幻状态的人的神经活动并没有明显区别”[8]。在改革开放初期票证经济与货币经济双轨并存的状态下，人们在思想观念上逐渐生成对货币的客观化、数量化认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货币观念的觉醒已势不可挡。

三、1992—2012年：从高涨的货币经济到多向度的货币观念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描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蓝图，20年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深度融合。这20年的发展速度之快、效益之高、处境之险、过程之艰难，都令人叹为观止。这一段历史时期既是改革一路爬坡过坎、势如破竹的攻坚期、加速期，也是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渐累积的潜伏期。货币功能的酸蚀效应诱致货币观念新的变化，“货币万能论”有所抬头。

（一）货币化生活世界的到来

货币化，即“通过货币进行（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的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增加”[9]。今日中国蔚为大观的货币化图景，其关键的成长阶段始于1992年。这一货币进程包含如下代表性变化。第一，夹杂了货币因素的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让国人对货币的力量有了最为直观的认识。在完全废除票证“防火墙”的状态下，1994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攀升到24.1%这样的历史高位，又在随后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跌落到1999年的负增长状态（-1.4%），单位产出的货币数量即广义货币供应量/国内生产总值在1995年突破1，2015年突破2，并还在持续上升。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生活体验反映出的货币力量的操控与失控，是最生动的教材。第二，中央银行的真正独立和货币政策工具的充实完善，让国人越发认真理解和看待政府与市场这对根本性关系在货币领域的体现。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行，正式确立了央行的法定地位。此后，央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为代表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手段，更加深入地对宏观经济发挥影响。存款利率、国债收益率等数字指标的涨落浮沉，成为人们观察日常经济生活、作出财务判断决策的重要参考变量。第三，从大宗产品价格到生产要素价格的全面市场化改革，把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沉睡物”逐一唤醒，真正将人们带入一个货币化的生存世界。土地长期以来是无价的，并非价值连城，而是无偿划拨和转让。但城市的快速开发使土地稀缺性急剧上升，其作为最根本生产要素的价值与价格被重新确定，乃至于成长为支撑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1998年推行的住房货币化改革，则把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拖拽进货币的牢笼。此外，还有权力的货币化（腐败）、生命的货币化（矿难死亡赔偿）、失业的货币化（买断工龄），等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市场以货币为尺度，重估既存世界中的一切价值。

（二）“第一个平等主义者”：货币对人性的解放

货币的存在激发了人类创造和获得财富的欲望，推动了社会形态的更替和人类历史的演进。货币作为经济活动中的“润滑剂”和财富的象征，促进了现代市民社会的发育。它既促进自由劳动者的形成，也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赖。货币将分割在不同时空之中的陌生个体，基于各自利益，黏合在同一经济链条之中。吉登斯把货币“翻转时空”的这种伟力称为“脱域”：货币是“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是象征标志的一种特殊类型，它对从总体上现代经济活动之脱域是极其关键的”[10]。劳动力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能完全实现自由流动，因为存在大江大海的自然地理约束和移民法案的人为立法限制；劳动者所创造的、凝结了“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商品，却可以货币为纽带“借船出海”，融入全球性的大规模商贸活动之中。经济学家认为，衡量经济市场化的最重要指标，就是提高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的程度。[11]货币对资源的配置和对价值世界的“祛魅”，拓展了人的行动空间和行动能力，解放了人性。在这个意义上，货币的确是第一个平等主义者，它取代了旧的特权。

（三）“交易型人格”：货币对人的侵蚀

经济体制借由货币经济进入巨大历史转型的轨道之后，人的精神心理和思想文化相应也发生了巨大波动。改革之初，整个社会充溢着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深刻思索和痛苦追问，而几乎每一个社会思潮背后，都游荡着货币的幽灵。自我意识觉醒，个体化趋势凸显，个人价值受到空前关注，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货币经济重构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货币深深嵌入市场社会，一切化为赤裸裸的交易行为，一切行为以赤裸裸的利益交换来解读。当所有事物的价值个性被“货币”量化，货币也就遮蔽了生存的本真意义。第二，货币的正能量是推进平等，货币的副作用则在于异化人心。货币客观上打破了等级特权，抛弃了消费品按照地位分配的规则，确立了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新规。“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12]货币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人的平等和自由。但是，货币也把人的主体性从其丰富的需要与规定中抛离，最终落脚到对货币数量的无限向往和追求。这是货币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13]第三，建立在货币价值通约功能之上的“等价交换”，遮蔽了物相对于个体的独特意义。赋予一个特定物超凡价值的源泉，在于其个性化的特殊体验：既超越了前现代时期生产与交换均未充分社会化的自给自足状态，也超越了现代工业经济场景下市场尚未出清、供求力量尚在胶着博弈的状态。它实际上反映了具有某种后现代特点的、市场充分出清后的“私人定制”产品的价值决定过程，其价格的最终决定尺度不仅在于其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更在于其作为意义的交换或意义的均衡基础上所确定的价值。[14]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货币经济深度发展带来货币观念的理性化矫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就货币经济与货币观念而言，这一时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一方面是对内更加聚焦于服务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表现为货币功能应互联网时代所作的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是对外日益崛起为一种主权国家的重要标志，成为一种主权货币和IMF框架下具有特别提款权的国际通用货币。在经济开放的新格局中，货币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功能与定位被重新审视。党中央基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实践和1998年、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洞悉货币的深层本质，下决心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与金融监管，终结那种呼风唤雨、一夜暴富的资本奇迹、货币神话，给货币戴上“紧箍咒”。

（一）货币经济深度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实践的深度推进，既充分激活了国人对货币撬动经济社会运转的磅礴伟力的无限想象，也让众人见证了货币由一种局限于本国时空范围之内的地方性货币，渐进开放汇入到全球货币浪潮的宏大进程。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以货币经济为基础的大国经济显示出强有力的资本实力。在不断深入的技术革命与日益激烈的国际货币战争、资本竞争中捍卫本国的货币财富与币值稳定，成为新时代货币经济深度发展的重要课题。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五方面。一是货币的开放性。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其价值，因而简单限制货币的流通速度和范围并非明智之举。哈耶克在20世纪70年代即已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设想，在大数据时代转换为各类主张货币“去中心化”的实践。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比特币，其实质便是将货币流通所支撑的社会经济运转体系的信用基础和信息中心，由代表国家权威的央行体系解构为一种相互确证的交易信息与个人信用担保的网状体系，以此支撑商品交易的运行和货币币值的稳定。比特币现象及其在全球引发的关注与争论，提示人们不断正视和注意应对货币的开放性趋势。二是货币的安全性。货币固然需要流通，但在现实中又的确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属性，并不能无远弗届、畅通无阻。以国家视角来看货币观念，中国人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深刻意识到当今世界货币战争风险的现实可能。三是货币的虚拟化。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正在赋予货币本质以新的内涵。虚拟货币、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等层出不穷的货币形式创新，不断挑战人们的传统货币观念。当人们无须接触纸币的实体，只在短信提醒、存款余额等数字化的意义上建立起货币与自身的关联，这实际上意味着货币把商品交换抽象化之后，自身也被进一步抽象化，这种二重抽象最终抽离任何实体，定格为数字本身。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成为一种“数字化生存”。货币发展到虚拟货币、虚拟经济阶段，超发货币和通货膨胀的阴影却始终如影随形。在大数据时代、“无现金社会”中，全球资本金融体系穿过技术的隧道，抽象性更强、脱域性更大。资本的主体定位异质多元，运作方式虚拟迷幻。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预见性的确惊人：“在发达的货币制度下，生产只是为了交换，或者生产只是由于交换。因此，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15]四是货币的社区性。货币在本质上是与交换、交易相关，而且是从物物交换中抽象升级的结果。但是，近年来全球多个区域多种替代性票证的出现、存在和壮大，其实质是对现存传统货币制度的一种反动和挑战。这些挑战者有一种雄心，希望借助于重建货币的“地方性”来重建社区共同体。这些社区性、地方性的货币已不简单是一种价值计量的单位，也是一种可兑换为劳动时间的单位。时间银行、航空里程、通话时间、数据流量……凡此种种，本质上都是一种专项专用的替代性货币。货币的地方性或社区性提醒人们反思和追问货币的本质和初心，将冷冰冰的货币重新拉回与人们密切相关的地方性社会交往之中，让货币创造、财富创造与劳动时间重新建立关联。五是货币的道德性。以欲望膨胀、奢侈、炫耀为特征的消费社会降临后，货币符号反映的人们对货币占有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折射的社会分化状况，开始引发全社会对于货币本质的一系列道德追问，在追求美好生活、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过程中，重新激活货币的道德属性。

（二）扶正祛邪：新时代货币观念向“人的社会本质”复归

消解货币拜物教、实现人的社会本质的复归，是马克思念兹在兹的重大关切。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提供了一个对今人理解货币观念极富启发的参考路径。他在充分肯定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的制度原则相对于“落后的德国”具有毫无疑问的进步性之后，更加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非但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货币带来的精神困窘，反而会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障碍。马克思从世俗化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犹太人问题的根由：“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礼拜是什么呢？经商牟利。他们世俗的神是什么呢？金钱。”[16]市民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利己主义。市民社会的异化土壤，让沉湎于资本神话与增长奇迹的人们由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而至资本拜物教。解决犹太教问题也就是在解决市民社会问题，而这只能通过全人类解放，使原子化的个人在类生活中重塑集体认同，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意义上，犹太人的解放意味着市民社会成员的解放，“社会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17]，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8]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之变意味着：单纯依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单纯寄希望于市民社会和资本逻辑，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货币化生活世界的精神思想与文化心理问题。所以要持之以恒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因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19]。新时代更加需要对发育至今的现代性货币观念进行扬弃，弘扬正气，坚定正念，扶正祛邪：第一，继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正确的义利观、成功观、金钱观，反对庸俗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第二，继续加强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和作风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对货币经济条件下的腐败现象严厉惩治，对基于货币观念的异化而形成的诸多庸俗甚至错误的价值取向防微杜渐、教育引导；第三，在利用与激活金融市场创造活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整顿规范秩序。

五、余论

本文围绕货币功能和货币观念之间复杂的历史勾连与相互作用，对改革开放及其铺垫阶段的历史加以回溯和解读。尚有两点未及展开，作为余论提出。

第一，货币这种阶段性的发展，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不能随意跨越。从人类普遍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从新中国货币发展轨迹来看，货币的本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票证。作为国家发行的票证，它还承载着更多的政治内涵：初期是产品本位而非金银本位，根据产品储备规模决定票证发行规模，这与计划经济相匹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逐渐深度参与并融入国际大循环，于是出现了票证本位和美元体系的对话；今天，我们更加强调货币作为国家和执政党信用的载体。货币仍然是一种票证，不过是从对应于具体产品的票证，转换到对应于普遍产品或服务的票证。货币的这种本质特征是否为人们所感知，或者说有没有进入货币观念之中？这是值得思考的。

第二，在后现代状况下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社会本质的复归”，需要更加宏阔的视野。货币观念变迁既与货币功能嬗变相关，也与同步展开的很多过程相关，而这些过程并非都能被还原为货币化过程。当下风险社会、信息化、个体化等新趋势，仍与市场化高度相连，却也有了更大距离。货币曾经在历史进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今时今日，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将人的观念的构造，认定为是市场化、货币化的单一结果？货币对传统社会的瓦解甚至“暴力拆解”造成了市民社会诸多病症，也受到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思想家们的诸多批判。人们普遍相信通过社会的整体改造，就可以改变人的处境。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人的解放”，所要回归的“人的社会本质”之社会，是相对于市场而言的；而在后现代状况中实现“人的解放”，所要回归的“人的社会本质”之社会，也许更应该是相对于个体的孤独而言。今天的个体所受的压迫是弥散性的，在强调回归“人的社会本质”的社会性方案的同时，需要更加注重后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存在状态及其精神困境。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4页。

[2]参见张雄：《货币：一种哲学向度的思考》，载《哲学动态》2003年第8期。

[3][美]塞加尔：《货币简史》，栾力夫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前言第20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6]《列宁全集》第2版第50卷第130页。

[7]参见胡景北：《农业土地制度和经济发展体系：对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史的一种理解》，载《经济学》2002年第1期。

[8][美]塞加尔：《货币简史》，第60页。

[9]易纲：《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1页。

[10][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1] 参见张雄、鲁品越主编：《中国经济哲学评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155 页。

[13] 参见曹东勃：《通向犬儒之路：人类价值系统的现代嬗变》，载《现代哲学》2012年第4期。

[14] 参见姜奇平：《后现代经济：网络时代的个性化和多元化》，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48—4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0卷第16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页。

[1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1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3期

(责编：刘斌、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