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心态维度

事件造就历史的深度, 构成时间的本质。“心态”虽是一个长时段概念, 然而推动群体心态变迁者终是事件, 重大事件更会引发群体心态的急遽转变。改革开放40年来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 更是国人心态发生巨大变迁的年代。可以说, 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是群体心态结构的解体与重建。因而, 改革开放史不仅要研究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 而且应当将之与心态史研究结合起来, 多层次地揭示和把握这段历史。

心态是真实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推动历史变迁的一股既定力量。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但所有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人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 “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 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 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结果, 就是历史” (3) 。而且,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往往也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 具有相同心态的群体对类似事件常常会作出类似的反应, 而拥有不同心态者对同一外在现象则往往作出不同的意识反应。之所以存在这种反应的类似或差异, 原因即在于社会存在与意识反应之间存在“心态”这一选择系统。人们对同一社会存在作出怎样的意识反应往往取决于心态, 群体心态就是意识领域中的“社会实在”。故此, 心态史学既不是唯物史学的对立物, 也不是它的替代物, 而是历史诠释的一种路径, 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言:“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研究与了解, 思想体系的历史的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4) 其实, 在最早的中共党史著作———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 》报告中即设有“精神方面”“党的内部精神状况” (1) 等标题, 实际上已开启把心态史研究引入中共党史研究之先河。

心态是由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群体所共享的、最基本的、具有长期稳定性的一种心理实在 (2) , 是处于同一群体中的成员感知和思考世界的一般意识—行为模式。心态史研究就是要考察和分析特定时空不同群体中成员所共有的心态结构及其演变, 它所研究的往往是当事人尚未明确意识到的、非个人的一般意识和行为。正因为心态的一般性和共有性, 研究者往往要深入普通人的世界观, 据以探究群体普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态度。

改革开放所引发的社会变迁带来的是人际伦理的巨大转型, 是生存意义实现方式的急剧转变, 也是人们心态结构的再次重构。改革开放前, 整个社会弥漫的是“非黑即白”的革命心态和极化思维。之后, 随着社会转向多元发展, 革命心态也随之逐步瓦解, 人们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开始发生变化。在充满解放感、理想主义盛行的80年代还存在着的工人群体以单位为依托的共同体意识以及互帮互助的社会风气, 到90年代随着市场化时代的到来和单位制的弱化便开始消失了。个体解放的无上喜悦与回望田园的情感取向相交织, 高扬的理想主义被无情的商业逻辑所穿透。身历其境者不免对市场化时代社会的分化和人性的冷漠怀有一种失控的恐惧, 以致感叹“个人同国家之间的隐秘的‘契约’本身失去了政治意义, 变成了一种单纯的行政治理和经济奖惩的关系” (3) 。其实, 无论是意气勃发的奋斗精神还是弥漫于社会的群体性焦虑, 或均可视作理想主义介入现实的方式从“参与国家推动的大历史计划” (4) 向以个体为本位实现自我价值转换之际的若干反应形式。所以, 这一时期心态史研究的一大课题就是纵向比较革命年代与改革开放时期以及此一时期内部不同时段群体心态差异及其成因, 要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利益格局深刻变动的深层动因去把握群体心态的嬗变, 也要注意群体心态转变对于社会变迁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此其一。

其二, 意识形态是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影响心态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改革开放时期, 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是意识形态与群体心态的关系。革命心态主要源自革命意识形态的塑造, 那么在人们多元化心态的形成中意识形态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人们对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观念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当下的人们是借助意识形态来理解现实并付诸行动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态来重释意识形态?或者说, 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开放实践到底有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主义主体?新时期党员群体心态也值得特别关注。研究者需要探讨新时期党员队伍的整体精神气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普通党员、中层干部以及高层干部等群体心态有哪些差异?为何在一个强意识形态组织内会发生这样的心态差异?或者更值得深究的问题是, 革命者特别是职业革命家心态的形成是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共同作用的结果, 而在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存在一定差距的情况下该如何塑造党员群体应有的心态?

其三, 每一时代都存在多种心态而非一种心态, 需要对不同的群体心态进行比较研究, 厘清不同时空的社会群体为何会对同样的历史事件 (如市场经济) 产生不同的反应, 形成不同的精神状态和集体记忆, 进而揭示出这些社会群体之间相异的心理动机与利益诉求。相关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快慢恰与成就动机的强弱相应, 且经济增长的快慢总以成就动机的强弱为前兆。” (1) 这一结论显示, 开展群体心态研究对于研究者深入理解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有裨益。据经验观察, 不同地域群体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动机确实存在明显差异, 特别是浙江、福建、广东一代居民的经济成就动机明显高于北方居民。再如, 亨廷顿“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 (2) 这一论断所揭示的正是社会变迁与群体心态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中国这类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来说, 无论是就地域还是行业而言, 改革开放走的都是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子。在这一过程中, 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之以前总体得到提升, 但在某些区域或某些行业中的部分群体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 有的群体会选择抗争, 有的群体则会选择忍受。那么, 这种抗争或忍受行为的群体心态差异及其成因就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另外, 社会心理是分阶层的, 不同阶层心态有别。改革开放以来备受关注的一大问题就是阶层分化, 特别是贫富分化。可以说, 当前社会一种底层心态已经形成, 且这种底层意识具有严重的弥散化倾向, 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的一分子或有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一员。而自认为处于底层者往往具有更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不公平感, 与其他群体的互信度较低, 也往往具有积极参与到群体性冲突中去的激进倾向。总之, 心态是推动社会变迁的催化剂, 是影响社会经济变化的重要变量。无论是横向的区域、行业心态还是纵向的阶层心态都值得深入研究。

心态隐于内心而显于表征, 心理事实可以通过社会事实来彰显。心态史学正是通过研究由群体互动而形成的外在表征来探究人们的心态模式。研究者可以通过比较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群体言行的外在表征———如人们对于时间、法治 (权力) 、生命 (死亡) 、家庭 (婚姻) 、儿童等等诸方面的观念和行为变化———来探究群体心态的变迁。在这方面, 诸多心态史名作已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如法国史家勒高夫名作《商人的时间和教会的时间》即从中世纪人们时间观念的变化入手, 剖析了整个中世纪人们的心态变化。改革开放时期流行的“时间就是效率”“时间就是金钱”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的时间观已判若云泥, 其中无疑也展现着人们心态的变化。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 在向现代法理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法理型政治正在逐步挤压运动型政治的空间, 人们的权力观和法律观也正在发生变化。在通过权力观和法律观来研究心态方面, 两位法国史家布洛赫和芒德鲁的写作手法可资借鉴:前者《国王奇迹》一书通过分析国王以手触摸为瘰疬病患者治病这种仪式, 指出民众对“国王神迹”的信仰正是源于对神圣王权超自然性的信仰;后者《17世纪法国的法官与巫师》一书通过考察一项法律原则从被人们基于习惯而遵守到被质疑直至被摈弃的历史, 来揭示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

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力实施以及社会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等因素, 当下人们对于儿童以及生命的观念较之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儿童的培养以及对于自身健康的关注几乎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心所在。同时, 对于死亡的心态也正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在此方面, 法国心态史家菲利普·阿里埃的《童年的世纪》、《我们死亡的时刻》和《私人生活史》 (与乔治·杜比合编) 以及勒高夫《炼狱的诞生》等作品均可借鉴。新时期家庭的社会伦理观念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改革开放使得人们的伦理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个中缘由值得深入思索。法国史家勒华拉杜里所著《蒙塔尤》利用审判记录揭示出一个小山村居民面对爱情、婚姻、死亡时的态度和宗教信仰, 为考察新时期微观层面的伦理变迁提供了参考。

图书“具有流通商品和文化载体的双重属性, 既能够将它作为生产出来用以交易和谋利的商品来研究, 又可以将它作为通过图像和文本传递意义的文化符号来研究” (1) , 故而, 通过统计分析图书的类别、传播甚至阅读方式, 研究者也可以揭示人们的心态变化。法国史家孚雷《十八世纪法兰西王国的出版业》一文通过研究18世纪法国书籍的生产、传播、分布情况, 揭示出法国大众心态的世俗化趋向 (2) 。法国史家夏蒂埃则更注重阅读方式与人们心态的关系, 认为自由化的阅读方式会发展出一种批判的态度, 将人们从对先前表象的依赖和顺从中解放出来 (3) 。法国史家阿兰·科尔宾则认为, 相比于客观条件, 时人对现实世界的感知之于其行为的影响更加重要, 而文学作品比档案材料更好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感觉, 因而主张通过文学作品来体验时人情感以揭示其心态 (4) 。在这方面, 荷兰学者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堪称佳作 (5) 。语言是人类交往的基本手段, 一切皆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人们心态的变化当然也会在日常生活中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表现出来, 这就需要研究者深入日常生活, 搜集习语俗说, 从民众的言行举止中破译语言符号的意义密码。

心态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诠释问题为导向的研究路径。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 均统摄于问题本身, “没有问题, 便没有史学” (6) 。史料的价值也随“问题意识”的更换而变化。进而言之, 就心态史而言, 史料并无新旧优劣之分, 也无档案资料与非档案资料高下之别, 重点在于是否有益于问题之理解。这与以政治—军事事件和档案材料为中心、强调对事件的描述而非分析的传统史学确实存在差异。然而, 心态史学并不排斥传统史学。心态史学离不开事件史, 事件史绝不是理解历史的外围因素。相反, 事件与人物作为历史的聚焦点往往构成历史发展的“例外状态”, 发挥着奠基性的作用。在历史研究随着领域的扩大而呈现日益细碎化的趋势下, 事件史或正可发挥其提纲挈领、防止碎片化的作用。更重要的是, 重大事件的爆发会造成历史见证资料的剧增, 这些资料“便如同一块石头投入水塘, 把人们平日见不到的东西从底层翻了上来” (7) , 从而有助于研究者观察到平时处于隐匿状态的心态特征。况且, 心态史学也是以传统史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只有在政治史、经济史以及社会史得到较为充分研究的基础上, 才便于开展心态史研究。没有对改革开放时期各领域较为充分的研究作基础, 要作好这一时期的心态史研究是不可能的。法国心态史学众多成果主要围绕中世纪这一时期绝不是偶然的, 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居隆所言:“只有在中世纪史这个领域才能较好地开展对精神形态史的研究, 因为中世纪的各个问题都已探讨得很详尽, 有条件研究这个时期人类的精神形态。” (8)

在此意义上, 心态史学是建基于史料之上的, 基本的研究理路仍属于史学。于此, 心态史学便不同于心理史学。心态史学所研究的对象虽然也是心理现象, 也不排斥心理学方法, “但它并不从中概括任何理论规律, 而是将这些心理现象当作历史事实来加以收集、整理, 乃至加以叙述和解释, 这与以从事理论概括为主旨的历史心理学是不同的” (9) 。也就是说, 心态史学既不是超越经验层面的逻辑演绎, 也不是史料的堆积罗列, 而是要从对史料的分析中揭示人们的心态模式。简言之, 前者是从人们的言行等表征史料出发阐释群体心态模式及其变迁与影响, 后者则往往是从心理学的某些基本原则并结合社会文化来探究群体或个人言行与观念之动因。

另外, 心态史研究的是人们具有共享性特征的意识—行为模式, 这往往离不开计量。人们的世界观比较隐蔽, 用其他方法是难以把握的, 但“在长时段中形成的数字系列使人们的行为模式表现了出来” (1) 。但研究者需切记, 数字也是史家制作的表征, 利用数字是为了阐释问题, 且如何诠释尚有较大自主空间。当然, 根本困境在于, 人们的世界观本身就是模糊的, 是不可能完全用数字或材料来明白呈现的。故而, 心态史虽不失真实, 但不可能精确。科学性不一定取决于方法, 真实性不一定取决于数字。计量之外, 还应“体验”。研究者需要借助移情的天赋, 由外而内, 感同身受地置身于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中, 模拟、体验他们的意识与行为, 才易感受他们的心态。

心态犹如大河的河床, 更能反映社会观念和价值最基本和最底层的存在。由是, 群体心态往往成为一个时代新传统的载体。推进改革开放史从纪念走向研究, 提炼新精神, 型塑新传统, 杜绝走老路, 防止走邪路, 应是我辈学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当然, “史学家只是在一个相对真理的世界里行动着” (2) 。心态史可以弥补经济社会史等过于重视物质条件之不足, 但既不能用经济诠释一切, 也不可用心态解释全部。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12年, 第146页。

2 [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著, 孙岳译:《历史学宣言》,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 第2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302页。

4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 北京三联书店, 1961年, 第272页。

5 参见蔡和森:《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提纲) 》,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人民出版社, 1980年, 第20、22页。

6 历史学的“心态”不同于社会学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主要是指对某些具体事物或当下事件的一时反应, 社会现实发生变化, “社会心态”一般也会紧接着发生变化。而历史学的“心态”则具有长期的稳定性, 可代际传承。

7 张旭东、徐勇:《“重返八十年代”的限度及其可能》, 《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8 贺照田:《当前中国精神伦理困境:一个思想的考察》, 《开放时代》2016年第6期。

9 转引自罗凤礼:《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 《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

10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 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 第31页。

11 转引自洪庆明:《从社会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纪法国书籍与社会研究》, 《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12 参见[法]雅克·勒戈夫、皮埃尔·诺拉主编, 郝名玮译:《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 第318-319页。

13 参见[法]罗杰·夏蒂埃著, 洪庆明译:《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 译林出版社, 2015年, 第85页。

14 参见沈坚:《法国史学的新发展》, 《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

15 [荷兰]约翰·赫伊津哈著, 何道宽译:《中世纪的秋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

16 转引自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 台湾远流出版公司, 1988年, 第48页。

17 [法]乔治·杜比著, 马胜利译:《法国历史研究的最新发展》, 《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

18 金重远:《法国史学界一瞥》, 《法国研究》1985年第3期。

19 罗凤礼:《再谈西方心理历史学》, 《史学理论》1989年第4期。

20 [法]菲利普·阿里埃斯:《心态史学》, [法]勒高夫等主编, 姚蒙编译:《新史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年, 第176页。

21 [法]格雷尼桑著, 无其译:《法国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3年第1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8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