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观念：改革开放40年历程的经济哲学反思

张雄熊亮

2018年11月30日09:48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摘要：消费观念的嬗变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能级水平以及文化变迁的事实，同时也凸显了人性解放和自由的张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消费观念的变迁，再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资本—财富”发展逻辑所带来人心智的变化与提升。中国人终于告别了传统“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念，转向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消费欲望、消费冲动、消费个性、消费自由”的哲学程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观念迎来了新时代，出现了五种显著的追求进步的消费观念，即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共享消费、移动消费、网络化平等消费。

关键词：传统消费观念现代消费观念的萌动消费观念的现代性特质追求进步的消费观

一、消费观念的学理性追问

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早就对消费问题作出过重要论述。魁奈最早提出“消费与生产相循环的理论”[1]。在他看来，消费与生产是经济过程的两个重要范畴，他们犹如车之两轮、币之两面，通过循环而完成由生产带动消费，由消费促进生产的属性。马克思在合理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原理及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消费原理及其思想。他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科学阐明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原理：“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创造、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2]在这里，马克思强调了两点:第一，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关联起来，形成一个全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运动规律。第二，消费创造出生产的新需要，消费甚至与生产成为互为决定的关系，即“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3]。显然，唯物史观关于消费范畴的理解有着两点特征：一是消费并非平面、表象的存在，而是历史的、具体的与特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水平相契合的人类实践活动，与一定阶级关系、所有制属性和财富的多寡相联系。二是消费并非单面的、机械的具有历史决定论意义上的逻辑程式，而是与现实的生产、交换、分配等范畴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体。后来，经济学家斯拉法又提出另一观点：把经济过程看成是从“生产要素”通向“消费品”的“单行道”。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概念构成了一般的概念框架，隐含在斯拉法分析中的“生产和生产性消费”概念的一般公式是：劳动+物品→物品，换句话说，生产和生产性消费的方式刻画了通过使用物品和劳动生产出物品的过程。[4]经济学家凯恩斯又提出：“消费和可支配收入之间存在消费函数的关系。”他指出，消费和可支配收入都在国民收入账户中得到常规度量。在比较长的时间序列中，消费似乎是围绕着一个不变可支配收入率而变动。与此相对照，与衰退时期或横截面数据拟合的消费函数似乎表明这个比率（凯恩斯称之为平均消费倾向或APC）随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下降。换言之，这些研究估计出消费对可支配收入的导数（边际消费倾向或MPC）比APC小。[5]凯恩斯指出，消费函数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体系，消费的总量受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影响。实际上，凯恩斯为我们明确指出了消费从来就不是强制行为，没有哪个政府、组织和机构有足够的理由迫使消费者去毫无缘由地进行消费，影响消费行为的是消费能力与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买卖交换，更是一个复杂的心理、文化和社会关系行为。鲍德里亚则从分析当代西方社会以物的消费为中心的消费文化、消费意识形态着手，对人类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进行了哲学分析。他指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对于物，而且对于集体和世界而言），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映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6]在他看来，消费范畴已成为理解当今时代的概念性工具，消费者与物的关系已不是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而是人作为“全套的物”的有序消费对象及被强暴关系。消费实质上是用某种编码及某种与此编码相适应的竞争性合作无意识纪律来驯化人类的逻辑程式，它不是通过取消便利，而是相反让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进入消费符码、消费逻辑的游戏规则。

综上所述，作为经济哲学的消费范畴既表征了社会经济发展能级水平以及文化变迁的事实，同时也凸显了人性的解放和自由的张力。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人消费观念的变迁再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货币—资本—财富”发展逻辑所带来的人心智的变化与提升。

二、1978—1992年：中国人消费观念的现代性萌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注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从当下中国人的欲望、需要、利益和生产实践出发，努力创造一个符合现实中国人生存与发展的制度环境与条件。这次会议的大讨论，与其说解放了人，不如说它更深层次地首先是解放了人的欲望，打开了中国人的欲望闸门。这场讨论反映在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的改变：一是由抽象的人向现实的人的转变；二是由过多的从完全被政治定义的人向重视政治人与经济人、欲望的人、需要的人、利益的人的转变；三是由阶级斗争为纲所组成的人群共同体向经济建设为中心注重生产和消费的人群共同体转变。由此引起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是：是从计划出发来定义人的需要和消费，还是从现实人的欲望需要利益出发来定义人的消费？这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个重要的原则和出发点。计划体制下中国人的消费观念要不要从根本意义上加以改变？如果被计划了的消费、票证与某种意义上特权的消费形式连同传统中国人的消费观念都应当被现代化中国航程的开启、现代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改革开放的动力牵引、追求人的全面发展所终止并彻底淘汰，那么中国人的现代消费观应当是什么？马克思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只有中国特色现代性的发育，工业化、货币化、市场化和普遍交往形式的扩大，现代性消费观的到来才会势所必然。

在这14年的历史过渡时期，中国现代性的发育经历了三个重大历史事件：第一，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探索适应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制度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的根本改变，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为使农民尽快致富和促进工业的改革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化发展战略做了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中既强调重工业，亦强调轻工业和农业的协调均衡发展。在基本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赋予新时期工业化“多层次、多部类、外向型、先进性”新的内涵。第二，以改革的活力不断打开经济发展的自由空间。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的重点由农村推向城市，由局部改变转向全面综合配套的改革。此时，商品化、货币化的经济发展趋势成为主潮。第三，社会主义发展的“市场化”取向成为历史的必然。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深刻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7]。这一判断强化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市场化取向，开拓了市场的发展空间，也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化取向的寓意、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创新特点以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的本质联系。如今看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创新之一就是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模式。有了这14年三大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实践变革，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给国家与老百姓带来了财富积累的效应，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变化使中国人的世界观放大、价值观现代化，从而也引发了中国人消费方式和消费观念的改变。

这一时期，消费观念的变化围绕着三个理论预设而展开：一是消费与人性解放的关系。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关注人的需要个性化与消费的多元偏好，破除消费的计划性、统一性和单一性制度形式。人性的解放，意味着要冲破传统计划体制的约束，拥有多向度的选择权，意味着对传统守旧思想的冲破。当中国人有了一些财富积累的时候，就开始思索如何有尊严地存在、如何有体面地生活。诸如此类的消费支出表现在：农村里有钱就建房，城市里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消费支出逐渐增多起来。二是消费与追求个性自由的关系。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表现为从人群共同体的族群意识向个性化显现的现代人转换，个性化是商业化社会发展的结果，商品的异质性、多样性正是由现代人个性化显现与价值选择的需求所决定的。习俗社会决定了消费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消费的从众行为，现代社会则以个人的理性选择和文化价值观的异质、多样性来决定个人消费偏好。因此，消费不再追求统一范式、统一习俗，而是个性化显现与张扬的表达。三是消费与私向化财富的关系。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带来了人本主义的拨乱反正，使具体的、可感的、个人的私向化财富观念得到确认，这是社会主义国家财富、集体财富和个人财富体系中应当拥有的认知图式。由于承认了个体财富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个体财富的体量在这一时期不断扩大，出现了“万元户”“百万元户”，越来越多的个人累积起了家庭财富。由于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带来了中国人个性自由的发展，消费偏好出现了个性化、自由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这14年间，中国大地上创造个体财富的力量不断地涌现，所谓的“经商热”“下海潮”就是积聚整合各种生产要素的力量实现个体财富的最大化，以满足由人性的自由解放而带来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个体财富的形态开始发生转变，由传统意义上物质形态为主的财富形式逐渐向以货币形态、资产形态为主的财富形式转变。个体不仅拥有实物的财富积累，而且也逐渐将财富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以实现财富的保值和增值。1990年12月19日中国股市开市，金融消费成为中国人大众式消费的又一新型偏好，投资理财热带来了金融消费热。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消费观念的现代性萌动，鲜明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由传统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消费观开始转向追求现代生活时尚及审美的消费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出现了时尚审美变化：男人蓝色、女人红色的统一审美观念发生转变，从咔叽布到的确良，乃至更加时尚的衣料与装饰品；由工业化推进带来的家用产品电气化、机械化的追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走进千家万户；初现端倪的移动通讯工具——大哥大、BB机，成为时尚身份的象征；由流行歌曲和交谊舞带来的对现代城市时尚生活的追求，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消费，大多数人在接受与追求时尚的路上。

第二，由大众式、标准化的统一消费观转向追求消费个性、消费自由的特点。人们注重消费个性、消费偏好、消费自由主要体现在：中国人穿衣从求同走向求异，开始有了不同的形式与款式，追求颜色的亮丽与款式的个性化；理发出现了时尚发型、发式的消费需求；住房消费也开始出现，城市商品房由单一的设计变成多样型的范式，农村则出现草房变成瓦房的消费偏好，逐渐走出了统一化、格式化、陈旧质料化的格局；对人生的教育计划构想所支付的消费也显示出了个性化，有的偏好出国留学，为出国留学支付各种培训教育费用，有的偏好学历升级，为补学历、文凭投入大量资金。

第三，货币化消费心理的发育使多数中国人由过去相信票证的消费，过渡到以货币形式满足消费欲望的心理偏好。由计划体制向有计划的市场体制的过渡，价格的双轨制使人们越发感到货币支付消费的重要性、通约性和普遍性，“货币对社会各种质料的组合,货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理解趋向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8]。这里诠释了货币功能对消费心理偏好影响的哲学道理。票证退场之后货币在市场上可以自由通兑消费品，进一步激发了人们消费的欲望，也催发了人们对货币占有的欲望，将货币的占有量作为通约商品权利大小的心理准则。

三、1992—2012年：现代性消费观念的充盈及异化

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是体制转轨、制度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建立健全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的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此时，影响中国人消费观念改变的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有两个：一是中共中央以文件形式正式宣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中国人建立现代市场意义上的消费观念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这就意味着中国人的消费不再取决于“计划性”，而是由市场来决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基于当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设计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战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项任务，从而为中国人现代消费观念的发育发展奠定了制度条件。自此，中国人消费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制度背景开始由传统的自然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消费不是由票据说了算，而更多地取决于货币的支付能力；消费不是由计划说了算，而是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消费不仅仅是刚性需求的满足，而是符合市场规则的马斯洛需求理论意义上有层次的满足；消费不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预设，而是由每个社会公民自由自主选择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与早期发展，给中国带来工业化、市场化、货币化快速发展的态势：从小规模的工业生产到新型工业化道路，从相对分割的地区市场到开放竞争的统一市场，从相对静态的货币形态到大河涌动般的资本形态，显露出市场让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要素都流动起来的积极功能，以及按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进行资源有效配置的优势本能，从而为现代性消费观念的发展提供了“生产—消费”“财富的积累与支配力—消费”的关键要素。二是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财力为国人现代性消费观念的充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不竭的动力。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现代性发展的规模已达到空前未有的水平，财富创造的速度迸发出国家与百姓消费观念的重大改变。充足的财力带来了购买力的冲动、消费欲望的升级、消费想象空间的放大，理性消费与非理性消费兼而有之。以生产带动消费，以消费刺激生产，这从根本上加速了中国人消费观念的现代性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实际上就是要对整个经济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外在形式进行彻底的变革。这种渐进式改革与创新，在政府收入超速增加、企业利润大幅增长的同时，使庞大而又较为丰裕的个体财富必然走向广阔充盈的消费市场。这一时期中国人具有现代性特质的消费观念的充盈，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消费的主体性趋强。基于消费者主体可支配的收入财富越来越丰裕，人们消费的主体性不断凸显，消费支出在家庭理财计划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在过去有效供给不足的生产主义时代，受温饱不足所困扰的老百姓并没有选择的消费主体权，一切消费似乎都是刚性的、被动的；到了较为丰裕的消费充盈时代，人们不再只是为解决温饱而购买，其消费行为已获得了主体选择权，消费既是主体个性自由的选择活动，也是个人主体性存在的自我确认，我的消费我做主。消费的主体性体现在人们关注身体维护、健康食品、美容化妆、旅游休闲、安全防范、未来预筹、流行歌曲，等等。去哪儿玩，说走就走；去哪儿住，拎包就住，这些来自主观需求，都是由主体欲望的冲动和意志自由表达的结果。这一时期人们积攒了足够的财富后，注重自我消费所带来的愉悦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主体性消费所带来的物品消耗与人的心理体验达到相互平衡的效果。

其次，消费的人本性趋强。“从强调把人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注重人性的发展与进化来说，它是一般意义的人学的延伸和具体化，人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是经济学最根本的价值前提。”[9]在这里，可以看出经济哲学意义上消费范畴的价值前提就是将人的生命和生命的质量放在首位，消费的人本性就是要体现以人为本，把满足人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人的自身价值提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消费的前提是以人为本，将以人为本落实到公民的基本权利上，如公民的就业权利、教育权利、医疗权利、社会保险权利、失业保险权利、住房权利等，只有保证了公民的基本权利，才能实现消费的效率与公平相统一。因此这一时期确保公民权利的消费越来越成为整个社会消费总量的重要部分。二是以人为本的消费原则部分解决了这一时期人民群众的某些消费不足问题。如亿万农民的消费不足在政府有关政策的调控下，逐渐有了改观；日趋老年化社会的银发群体消费不足的问题，政府通过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并举、国家投入与市场配置相结合的方法，生产并提供大量为老年人服务的公共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老年群体的消费欲望和消费感受。三是有助于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的消费受到关注。尽管局限在一定的人群范围里，但中国人在理解财富作用的意义上，有了新的转变：省吃俭用的消费观，被“为人所用”的消费观替代；当下积累财富的意义不仅在于未来的应对，更在于当下生命意义的放大和精神意义的享用，为此消费，才是人与财富关系的哲学解答。消费因不同的人群而异，因不同人的财富积累而异，因不同人的消费偏好而异，因不同人的文化需求而异，因不同人的身体状况而异。这样的消费观念变化比起计划体制下的大一统、整齐划一式的消费，更显人本性。

再次，消费异化的抬头。西方非理性消费主义思潮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大陆的影响甚嚣，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种病态的消费观蔓延，由感觉至上主义引起的市场消费，过分强调物品的表象、体验、外在形式，从而扩延到对消费文化及审美的抛弃，片面地用感觉的表象作为消费唯一取舍的标准。二是单纯地追求肉体、欲望、身体的消费，从而把消费的灵魂、精神、崇高简单地还原为动物式的需要满足。三是单纯地追求符号、品牌和物品样式的刺激与消费，毫不思考物品的有用性、耐用性，奢侈消费风靡，盲目地追求物品的更新率，尤其是影像消费系统被遮蔽的虚伪性，给市场消费带来种种幻象。由“庞大的商品堆积”的景观，将消费者卷入到物的场景中，消费者对物的符号、图像、符码极度崇拜导致消费异化的出现：一是消费者与消费品关系的异化。在消费领域，“客体被掏空了意义和物质内容。主体也随之被掏空，乏味而缺乏感性”[10]。被掏空了意义的客体与被掏空了情感的主体之间再没有那种和谐交融。消费品对消费者而言只是物化、符号化、形象化，消费者对这些具有价值表征或审美趣味的消费品“冲动购买”“不停歇地买”“用完即扔”，甚至“买而不用”。[11]这20年间，尤其是后几年，“庞大的商品堆积”已经让许多消费者成为物的占有者，而不是使用者，对物的占有已经让消费者主体性的情感被“掏空”。二是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社会关系的异化。在鲍德里亚看来，“物品变成了系统的符号，这种身份转换，同时也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它变成了消费关系”，“我们看到，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12]由于“物”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实现自身的增值，而“物”的增值又要在具有可变性、流动性的竞争中竭力保持紧张的不平等关系，这就导致人与人，即消费者与其他消费者之间“原子式”关系的存在。[13]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追求进步的消费观：“理性—绿色—共享”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4]。新时代的“新”意味着中国人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这一时期，影响中国人消费观念改变的历史事件有三个：一是中国梦发展战略的提出，强化了中国人消费观念的“人民性”。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由此，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有了中国梦发展战略的引导，具有两方面的进步意义：（1）社会主义提倡的消费观从国家来说，就是以人民消费为核心内容，为满足人民消费提供制度保障和条件，为多数人消费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提供法律保障。消费的人民性，内含着消费的公平、正义、平等的要义，有着共享同乐的价值偏好；消费既要服务于纳税人，更要服务于平民百姓、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关注弱势群体。（2）人民的梦需要人民踏实肯干的精神，人民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自己美好的梦。由此，中国人的消费观念应当提倡在积极参与劳动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消费，正当的消费来自于真实劳动成果的分享，而不是不劳而获的非劳动框架中的奢侈浪费，这是消费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提倡人民消费观，既是进一步推进中国人现代性消费观念的文明化，又是对前一时期消费过度、消费狂热、消费奢侈等非理性倾向的矫正。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为构建中国人科学理性的社会主义消费观提供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价值坐标。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价值观既容纳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精髓，又兼容了世界文明的优秀价值理念；既体现了现代文明真善美的追求，又提供了国人思维与存在的价值标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提供了至少两个方面的进步内涵：（1）核心价值观是我们行为的准则和范式，其提倡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准则，客观上要求消费也应当遵循平等、共享、合理合法的价值原则。（2）价值观是人们行为做出选择的重要依据，具有真善美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一切行为（包括消费行为）的根本依据。消费什么、如何消费，从不当到正当，从模糊到理性，从集体无意识的从众行为到有明确的正当动机和目标，核心价值观都给予了消费的正确答案。三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社会主义消费观念走向更深层次的辩证、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进一步推进文明消费观的过程中全面贯彻落实了新发展理念：第一，以创新为驱动，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不断创新必然引发消费观念的更新和消费形式的更替。创新对消费的驱动作用表现在：消费空间的不断放大，消费欲望的不断激活，消费方式的不断创新，消费内容的不断扩大，消费想象力的不断丰富。总之，创新有助于在更高意义上实现人的幸福感和快乐感。第二，关注社会利益关系的矛盾差异和不平等原因，从制度上、政策上和舆论导向上确保“消费体现协调、协调促进合理合法消费”。第三，告别传统的人与自然相对立的消费模式，建立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消费。第四，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让消费从国内走向国外，从国外走向国内，双向有机合理合法的消费流动，既增强了世界交往，又满足了中国人民不断扩大消费空间、品味世界不同文化的消费需求，让消费转换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带动下，国人的消费观出现了追求进步的新趋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共享消费、移动消费、网络化平等消费逐渐显现。

理性消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理性消费，就是消费者在满足消费能力的条件下，做出合乎理性的消费行为。当前，国家已加大有助于理性消费的制度安排，破除市场幻象，引进科学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把消费建立在讲科学、讲规范、讲法律、讲文明的基础上。如对大众的金融消费建立更加严明的监管市场。一方面通过打假的方式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证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通过各种舆论和信息公开化给消费者知情权，通过媒体的导向提倡追求真善美的消费，克服过分的非理性消费行为，不提倡冲动消费、激情消费、盲目消费、奢侈消费、过于从众心理的消费，提倡消费的科学根据、事实根据、真实需要根据。

绿色消费。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持续扩大升级，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快升级、消费拉动经济作用明显增强的重要阶段。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体现在消费观念偏好已经由单纯对“物”的占有，转向“质”的提升，绿色消费成为居民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提升的首要标准。绿色消费品不断丰富，规模不断扩大，正如新时代绿色消费所表征的居民消费现象：“节能家电、节水器具、有机产品、绿色建材等产品走入千家万户，空气净化器、家用净水设备等健康环保的产品销售火爆，循环再生产品逐步被接受，新能源汽车成为消费时尚，共享出行蓬勃兴起。”[15]过去那种陷入“商品物堆积”的景观已经转变为注重对商品绿色、健康消费的关注，物的符号不再是人们关注的对象，绿色、节能、循环再生产被纳入消费观念之中。这也是对现代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回应和矫正。

共享消费。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大数据、云计算、第三方支付和各类平台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共享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共享产品的出现，也孕育着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即共享消费。共享消费是借助互联网技术，将消费品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进行分离，把消费品的使用权按消费者的需求进行重新组合，从而极大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在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使消费品释放出群体共享价值。[16]这里的共享消费涵盖了两层意思：其一，共享消费的共享价值不再仅限于个体分享，而是大众群体的共享；其二，共享消费将使用权转移到所有权，让更多的人能够使用更少的物品，节约了生产成本，减少了资源消耗。在共享消费中既要体现人民的共享价值，也要体现维护与监管，才能确保共享消费有序进行。这里不以货币多寡为共享条件，人人都可获得便利的出行工具，以共享消费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为例，2016年中国共享单车市场规模达到12.3亿元，用户规模达到0.28亿人。预计到2018年，中国共享单车市场规模将达178.2亿元，增长率为735.8%，用户规模预计在2017年将达2.98亿人。[17]

大街小巷的共享单车解决了短途出行的便利，让人们享受共享经济的低成本福利，互惠互利的共享经济空间与制度形态注定使越来越多的消费品由“我的”走向“我们的”。

移动消费。现代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得信息高速流动，出现互联网、移动端的消费，将厂商、消费者、信息三者融合在一起，发挥其扩大市场空间、加快商品流通以及开发消费欲望偏好功能，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据商务部数据统计，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络零售市场快速发展，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7%，对消费增长形成了强有力的拉动作用，在当前我国消费转型升级中扮演着引领者和加速器的角色。过去30年美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未来30年相信也将是世界经济的领先引擎，但中国会是新的重要引擎。过去30年，美国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未来30年，中国这个增长中的市场会根本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图景，而这种改变来自中国巨大网络化、移动终端的消费市场。巨大的市场，渴望品质消费的消费者、先进的支付、便捷的物流，将虚拟与实体经济有机地融合，这就是移动终端上的中国消费将给全球贸易带来的无限活力，推动世界经济新发展。

网络化平等消费。网络化消费、移动终端消费带来了消费形式的新亮点：平等消费。网络化平等消费就是指高端消费人群的偏好和低端消费人群的偏好，在网络化工具的作用下，在科学、健康、理性观念影响下趋同，尽管消费差距依然存在，但消费差距的数量呈现逐渐缩短的趋势。网络化平等消费更多地体现在某些领域消费机会的平等、消费过程的平等、消费结果的平等。一方面，高消费人群随着生活观念科学化、健康化、医学化影响，不再以消费价格的高低作为自身消费的标准与需求，好与贵不一定适合自身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因此消费的标准更趋理性化，消费的价格偏好明显呈现最大化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低收入人群随着互联网市场的放大，能用较低的价格购买实惠满意的商品，从根本上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标准和满意度，如收入不高、财富不多的群体也能够购买手机、电脑、汽车等商品。

五、结语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不同发展阶段的消费观念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我国生产力的高速发展，生产关系的合理的变革，上层建筑相应的调整与改革，使当代中国人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化，使中国人民生活实现了小康。

作者单位：张雄：全国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熊亮：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责编：刘斌、颜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