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
赵付科
纪念活动有独特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举行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纪念，又有对主要节日的纪念。它们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与界定、科学体系的概括以及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与界定
（一）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其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最初萌芽到这一科学概念的最终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就似一根红线贯穿在这一过程之中。
1940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泽东青年干部学校”。5月3日，在五四运动21周年前夕，“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该校副校长冯文彬在报告中要求全体学生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理论” ①。接着，王明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演讲，他也提出了毛泽东“理论” ②。这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最初萌芽，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纪念活动中首次涉及毛泽东思想概念这一问题。
在整风运动期间，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撰写了一批纪念文章，其中都从不同的角度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了阐述，而且在此基础上开始考虑为这一理论命名的问题。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发表了由邓拓撰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其中说：“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一年的斗争中已经把马列主义民族化、中国化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就是毛泽东主义。”“毛泽东主义，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③“毛泽东主义”的提法，虽然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毕竟是对毛泽东理论和策略的一种概括，在当时引起了全党的关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22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 ④在此基础上，1943年7月8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的纪念文章中，首次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⑤这一界定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反映毛泽东理论著作本质特征的科学概念，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以后终于形成。王稼祥提出的观点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概念逐渐被党内外许多同志所接受和使用。
（二）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界定
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有其特定的内涵。纪念活动在推动这一科学概念形成的过程中，也不断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使其更加科学。1940年，王明在其《学习毛泽东》的演讲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毛泽东“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 ⑥这实际上已经触及毛泽东思想的实质--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1942年7月1日，陈毅在《伟大的二十一年》纪念文章中指出：“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设，进行实地的中国社会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⑦这一界定虽非全面，但抓住了毛泽东思想的“结合性”、“实践性”和“独创性”等特征，为以后更为科学地界定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思想翌年7月，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的纪念文章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作了集中的阐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内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所作的第一次较为集中的概括和界定。他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他还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22年的革命实际经验联系起来，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 ⑧。这实际上蕴含了毛泽东思想是吸取全党经验教训的成果、是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意思。王稼祥的这一见解很快被党内许多同志接受，“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⑨。
1945年4月，党的七大首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 ⑩这可以说是我们党在总结历次纪念活动对这一概念内涵界定的基础上，得出的较为科学的结论。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党一直沿用着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所作的概括。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揭示和恶意的歪曲。粉碎“四人帮”后，需要重新审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了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但当时又有人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针对这些问题，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首次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论断，从而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思想”区分开来，由此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并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11]这说明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过程，已经达到了新的科学高度。
198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的日子里，《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2]这一概括正确地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同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党的集体领导和毛泽东个人作用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胡耀邦再次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过去是、现在和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民伟大斗争的胜利记录。”[13]
二、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概括
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经历了从初步概括到进一步概括再到完整概括的过程。
（一）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初步概括
最早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进行概括的是王明。1940年5月3日，在《学习毛泽东》的演讲中，王明对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作了初步的概括，认为毛泽东在建设苏维埃政权问题上、在建设工农红军的事业上、在创造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上、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创造”[14]。1941年，《解放》杂志为列宁逝世17周年刊发了《掌握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纪念文章。文章指出，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经过20年的革命实践，“不仅已经正确地把握了创造性的马列主义，不仅已经学会了娴熟而正确地把马、恩、列、斯底学说应用于中国的环境，而且在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问题上，已经向前推进了马列主义，已经给马列主义底‘总宝库’提供了好多新的贡献”[15]。文章主要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关于革命军事战略战术的问题、关于中国革命政权的问题等四个方面介绍了毛泽东“新的贡献”。
这一时期，纪念活动在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概括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进行概括时还没有明确使用“体系”这一概念。第二，主要是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这个角度进行的概括，而不是直接对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其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还未明确提出。第三，概括得不够全面，主要侧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等方面的内容。正由于这几个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纪念活动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概括还仅仅是初步的。
（二）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进一步概括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1周年，1942年7月，党的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撰写了一批纪念文章，对毛泽东思想体系作了进一步的概括。陈毅的文章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动力和前途以及革命战略策略、组织和领导革命战争、苏维埃政权建设、建党、思想方法等方面阐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开始触及到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陈毅进而指出，毛泽东“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16]。邓拓的文章指出：“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理论与策略的统一完整的体系。”[17]这一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其次是政治科学中的国家和政权的思想，再次是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1943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的纪念文章中，号召党员、干部必须“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18]。
这一时期，纪念活动在对毛泽东思想体系进行概括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已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并从“体系”这一角度对毛泽东思想进行构建。这较前一时期是一大发展。第二，除了对基本内容进行概括外，还涉及到了贯穿这些内容之中的“思想方法”，为后来对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概括奠定了基础。这又是一大发展。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发展，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从1942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延安领导全党开展了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了深刻的总结。毛泽东反复强调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并且号召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具备和掌握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这就为纪念活动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的思想方法”起到了促进作用。二是延安整风使全党的理论水平得以提高，这为纪念活动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概括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第三，对其主要内容的概括虽较前一时期有所发展（如党的建设理论），但还是不够全面和系统。
（三）纪念活动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完整概括
1945年4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建国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逐步增加了简单化和绝对化的成分，出现了语录化和教条化的倾向，并造成了恶劣的影响。针对这一现象，1977年7月，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邓小平着重指出：“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19]为此，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前夕，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进行了完整的概括。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这一《决议》。《决议》
着重从六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独创性的理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政策和策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同时指出了贯穿于上述各个组成部分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中共历史上迄今为止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所作的最为全面、完整、系统的分析和概括。
三、纪念活动对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推动
（一）纪念活动为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重视并善于成功地总结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纪念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国际共运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通过纪念活动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为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为纪念十月革命11周年，1928年12月出版的《布尔塞维克》发表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之经验》的纪念文章，文章从小资产阶级问题、革命转变问题、党的领导作用、革命的客观环境等方面，阐述了十月革命对于中国革命的借鉴意义。为纪念巴黎公社62周年，1933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系统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并且认为“学习巴黎公社的经验与教训，以公社宝贵的经验来武装自己，这是纪念公社的任务，也是无产阶级争取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20]。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21]从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以及党的生日的纪念中，中国共产党吸取了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二）纪念活动为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文本基础
“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2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非常重视这一工作。以纪念活动为契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出版工作的开展。1933年3月14日，是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于1933年2月17日作出了《中央关于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的决议》，决议要求各地组织群众召开纪念大会，报告马克思学说，编译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等小册子。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生120周年纪念日，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马列学院机构小而精，却设了编译部，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陆续翻译了《马恩丛书》12种、《列宁选集》20种，达几百万字。[23]为纪念恩格斯诞辰120周年，1941年出版的《解放》第122期，刊载了《恩格斯传略》的译文，向中国读者介绍了恩格斯的生平。1925年1月，《向导》出版了“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特刊”。为了悼念斯大林逝世，中央编译局于1953年9月首先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第1卷，以后陆续出版，到1956年4月出完13卷。借助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纪念的系列活动，诸多经典作家的重要文献得以编译、出版，为全党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教材，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积极的效应。
毛泽东的著作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而其中的很多著作则是以纪念活动为契机完成的。据笔者统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有七篇文章（《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纪念白求恩》、《必须强调团结和进步》、《团结到底》），《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有四篇文章（《整顿党的作风》、《祝十月革命二十五周年》、《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三篇文章（《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革命进行到底》、《论人民民主专政》）都是与纪念活动有关，有的是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而作，有的是为纪念重要历史人物而作，有的是为纪念重大节日而作。此外，《毛泽东文集》中也有许多文章与纪念活动有关。这些文章在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本基础。
（三）纪念活动为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做好了组织准备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在中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首先要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而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总结在中国实际斗争中所形成的经验。因此，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全党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延安马列学院等学校，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从而为推动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做好了组织准备。
《红色中华报》1933年3月12日，有一则“纪念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斯共产主义学校三月十三日开学”的报道，报道内容是：“今年是马克斯逝世的五十周年，中央局为了纪念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广泛地有系统地来传播马克斯所创造的共产主义，故集中了党团政府工会的力量，创办一个大规模的苏维埃党校，大批训练新的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的需要，彻底改造和加强党团政府工会的工作，争取战争的胜利。”[24]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设立，为广大学员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的基地，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较高马克思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强的干部。
1938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20周年之际，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延安马列学院“是我党创建的第一所攻读马列主义理论的比较正规的学校，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作出了很大的贡献”[25]。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都是给马列学院学员作的报告。毛泽东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章，马列学院都要组织学员认真学习和讨论。通过学习和研究，学员们受到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深入了解了中国社会情况，对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政策也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进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综上所述，党的纪念活动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科学界定了其内涵，系统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不应忽视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这一视角。
注释：
①⑥[14]参见1940年5月7日《新中华报》。
②参见《中国青年》1940年第2卷第9期。
③[17]参见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
④参见1943年7月6日《解放日报》。
⑤⑧参见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
⑦[16]参见1942年7月1日《解放日报》。
⑨参见200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
⑩[1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334页，第300页。
[11] 郑德荣《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1页。
[12] 参见1981年7月1日《人民日报》。
[13] 参见1981年7月2日《人民日报》。
[15] 参见《解放》1940年第123期。
[19]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
[20] 参见1933年3月8日《红旗周报》第16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80页。
[22] 参见1943年5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
[23] 肖东波《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史纲（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页。
[24] 参见1933年3月12日《红色中华》。
[25] 吴介民主编《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山东财政学院政法学院）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