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

〔美〕J·D·阿姆斯特朗 著 张星星 译

国共合作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确实是十分成功的，它在革命胜利以后成为统一战线学说的典范。当毛泽东撰写那些内容丰富的文章时，他总是根据不同的时间考虑一些特殊的问题，并常常根据不同的条件，或文章针对的特殊对象，强调不同的重点。但无论怎样，他的文章中还是贯穿了许多关于统一战线的普遍性问题，这足以证明将其称之为“学说”是恰当的。下面，我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分为理论、战略和策略三个部分加以阐述。

统一战线的理论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是十分重要的，这可以从它同党的领导、人民军队一起被称为革命的“三大法宝”一点得到说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69页）同时，统一战线作为毛泽东十分喜爱的一个概念，在理论上也具有突出的地位。对毛泽东来说，统一战线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实用策略，而是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符合的理论。这一点最清楚地表现在毛泽东论述辩证法的重要文章《矛盾论》当中。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把统一战线的概念融合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整个意识形态。

在《矛眉论》中，毛泽东遵循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法规律的公式。他的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理论：没有任何东西是静止的，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劝和变化之中。因此，要认识一个特殊事物，就要了解引起它变化的内部动力；要发展地看问题，而不是静止地看问题；要了解支配事物变化的基本规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可以用“矛盾”作出解释。“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同上，第276页）

接下来，毛泽东论述了矛盾理论的四个方面，每个方面都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尤其是包含了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看法。首先，毛泽东分析了“矛盾的特殊性”。在文章的这一部分，毛泽东试图与他所说的“教条主义者”论战，照辩证法看来，这些人没有考虑到每个具体条件下的特殊环境。他的主要用意是把这个问题纳入辩证法的体系中去，以抵制对同国民党建立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批评。毛泽东认为，首先必须区分各种不同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同上，第283-284页）

毛泽东还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一表面看来十分温和的批评，标志着毛泽东十分机智地开始把马克总主义“中国化”。这说明，有不同的革命条件，革命不必遵循一条唯一的道路。他指出：“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同上，第286页）

毛泽东进一步灵活地运用辩证法来阐明他的观点：尽管任何基本矛盾在它未解决以前是不会消失的，但是矛盾赖以发展的条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在不同的阶段有所改变。此外，“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同上，第289页）

随后，毛泽东转向了政治问题，这才是他文章的目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说明共产党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合理性。他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称为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他认为，由于矛盾的每个方面在不同阶段上都涉及到了与其他力量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对立情况下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当两个方面都反对帝国主义的时候，就引起了形势的变化。在中国与帝国主义这对矛盾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已经成了矛盾的同一个方面；而在国民党和人民之间的另一对矛盾中，他们仍然是两个对立的方面。毛泽东指出：“出于这些情况，所以或者造成了两党的联合，或者造成了两党的斗争，而且既使在两党联合的时期也有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的情况。（同上，第292页）

毛泽东文章的下一部分题为“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在这里，毛泽东阐明了一个重要观点，这个观点对中国共产党分析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产生了长期的重要影响。毛泽东对“主要矛盾”这个概念做了如下阐述：“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从这里，毛泽东又转向对统一战线的进一步论证，并对他在前面提出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不同矛盾存在的观点做了具体分析。他指出：“当着帝国主义又向这种国家（半殖民地国家——作者注）举行侵略战争的时候，这种国家的内部各阶级，除开一些叛国分子以外，能够暂时地团结起来举行民族战争去反对帝国主义。这时，帝国主义和这种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而这种国家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同上，第295-296页）

毛泽东文章的后两个部分题为“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和“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在这两部分，毛泽东同样试图把统一战线政策放在辩证法的内容里。毛泽东指出，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存在于相互间既统一（或团结）又斗争的关系之中。矛盾的统一性在于，“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同上，第301-3O2页）另一方面，斗争在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各向其相反方面转化过程中是发展的基本形式。毛泽东试图说明，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团结”是完全正常的，但只是一种暂时的发展形式。这一部分中关键性的一段是对列宁一句话的引证：“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毛泽东进一步运用恩格斯的理论详细分析了这个问题，也就是量的变化到达一定的关节点会产生质的变化。

毛泽东的论述可以简化为几个基本点：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必须有一个矛盾（也就是一个敌人）比其他矛盾更重要；由于所有其他矛盾与这个主要矛盾相比都处于次要地位，这就存在着团结所有其他力量反对主要敌人的客观可能性；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抓住主要矛盾，把统一战线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一定的统一战线总是暂时的，因为一旦达到了既定目标，新的主要矛盾就会出现，这个过程将重新开始。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具体事实表明，共产党在各种情况下的辩证分析总会得出一个最后结论：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的统一战线。在一篇早些时候也是批评教条主义的文章中，毛泽东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我们的目的完全在这里。”（《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3页）

统一战线的战略

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对统一战线的战略做了极为简洁的说明，这就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22页）“利用矛盾”所包括的内容，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做过讨论，这就是必须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开，主要敌人和其他力量之间，以及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必须加以利用。

目标是“争取多数”。毛泽东坚信，把绝大多数人（有时用数量表示就是90%）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是完全可能的，这可以从中国20年代发展起来的统一战线学说中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容里得到部分的反映。毛泽东注重这一点是由于他对中国的特殊条件做了正确的辩证分析。对毛泽东来说，辩证法是对事物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他称之为“一分为二”。在进行阶级力量对比的分析时，为了确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首先必须把各种矛盾区分开，换句话说，就是要分析社会中有哪能些对抗的力量。例如，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等。这样就可以得出一个对比表，一边是反动力量，另一边是历史进步力量，所有的进步量都可以作为当前的同盟者。下一步就要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这又能把一批敌人划到对比表的朋友一边。最后还要考虑到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并做出必要的判断。结果就象毛泽东指出的那样，所有社会力量的90%或是更多的人都包括在了统一战线之中，敌人只是一小撮。

这里又出现了几个问题。首先，共产党目前的同盟者根据他们在整个矛盾结构中的地位可以划分为三类：第一类。象工人、农民等等，可以称之为可靠的同盟者；第二类是次要的敌人，也就是今天的同盟者可能成为明天的敌人；第三类确切地说不能完全算作同盟者，但是当敌人营垒发生分化时，这些人可以成为有利的因素，这些人或许可以称为“是自觉的同盟者”。其次，根据辩证法的革命公式勾划出这样一个力量分布表和在实践中争取绝大多数人加入统一战线是明显不同的两件事情。从这点考虑，统一战线应当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第一，它是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一种实际联盟；第二，它作为一项总的指导性政策，指导共产党谨慎地利用各种可能性来巩固这个联盟；第三，它表示对辩证法的一种理论信仰，这一理论必然产生出统一战线的战略。

敌人将被“各个击破”。一但统一战线通过孤立敌人、消灭敌人达到了它的目标，另一种统一战线将会产生，这时目标会指向另一个敌人。一个个敌人被打败，就构成了革命进程中一个个的胜利阶段。从这一点来说，统一战线战略基本上是一项“革命”的政策，更确切些说是“革命的两面政策”。正象毛泽东所指出：“我党在整个抗日时期，对于国内各上层中层还在抗日的人们，不管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都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二者不可分割，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是弄不清楚的。”（同上，第742-743页）

统一战线的策略

如果说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战略能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而对他的统一战线策略却无法这样做。关于策略问题的论述遍布在毛泽东的著作之中。此外，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面临的国内政治形势有关，并不都是普遍适用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能够应付各种可能的形势，毛泽东不断地反复强调要根据需要灵活地运用这些策略。无论怎样，还是有某些策略原则十分频繁地在毛泽东的许多著作里反复出现，这些可以认为是对各种统一战线形式都适用的基本原则，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就是这些内容。

根据区分不同矛盾的一般原则，毛泽东主张对不同的同盟者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样，在制定策略时的首要工作就是对敌人和朋友做系统的阶级分析。毛泽东十分喜爱区分不同的类别，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他划分了19种类型的阶层。尽管如此，他在这篇文章的最初版本里，还是把他们区分为3个主要社会阶层（上层、中层、下层），又进一步分为5个阶级，并指出了他们对革命的基本态度：完全反对派、部分反对派、中间派、参加者和革命的基本力量。后来，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对此做了某些修改，但这些仍然是毛泽东根据其对抗日战争的态度划分不同社会集团的基础。在以后的文章中，毛泽东做了更加严密系统的阶级分析。例如，在一篇文章里农民被看作是“坚固的同盟者”，而小资产阶级被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不定的同盟者，“由于中国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的程度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军阀的斗争的”。买办大资产阶级可以被利用，仅仅是由于这个阶级中存在着为各个帝国主义国家服务的不同的集团，因此“在各个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尖锐化的时候，在革命的锋芒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的大资产阶级集团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同上，第569、570页）这个集团即使在他们加入统一战线的时候，仍然是反对共产党人的，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同盟者。

在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文章中，毛泽东指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三种基本社会势力，对各个势力的策略被简化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口号。（同上，第703页）从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到，统一战线的目标不仅仅是反对共同的敌人，而且还要争取统一战线内部力量构成上的变化。

这也可以从毛泽东关于既团结又斗争的统一战线总概念中得到说明。根据这个概念，尽管一致反对共同敌人是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但这并不排除统一战线内部可能的斗争（包括教育、批评或者武装冲突）。对毛泽东来说，这一斗争是取得统一战线领导权和使力量对比向有利于进步努力方面转化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在对团结和斗争的一般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步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的使用，或者对于中国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据此，斗争的第一位目标是建立巩固的团结；第二位的目标则是“发展进步势力”，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扩大共产党的军队，建立根据地，发展群众组织。所有这些都只能通过斗争来取得，“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同上，第713页）

斗争的第三个目的与“争取中间势力”的政策有关。毛泽东认为，这是一项“极严重的任务；”因此应当给予极大的注意。中间势力包括了广泛的阶层，他们的态度各不相同，有些可以参加共产党反对顽固派的斗争，有些可以保持善意的中立，还是些可以表示勉强的中立。无论怎样，一切中间势力所具有的特点是他们摇摆不定的倾向，“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这二者之间动摇着”。（同上，第131页）这说明，中间势力应当是教育和批评的对象。只有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才能完成争取中间势力的任务：“（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进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同上，第705页）要使中间势力站在共产党一边，取决于共产党同顽固派的斗争，同时，只有共产党给他们以“物质利益”，他们才会这样做。

顽固势力当然是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主要目标。由于他们既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又反对共产党的“反革命两面政策”，共产党对他们应当执行既团结又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这一斗争包括了意识形态、政治、军事等形式，在斗争过程中要遵守一定的策略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同上，第707页）这三项原则被概括为三个经常广泛使用的口号，即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

根据毛泽东的观点，在统一战线中应当坚持的另一重要原则是共产党必须保持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共产党必须“批评同盟者，揭破假革命，争取领导权”。（同上，第134页）在毛泽东看来，领导权并不是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绝对控制和指挥，而是要保持各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争取领导权就是说共产党应当以模范的行动在统一战线组织中树立一个榜样，以争取那些动摇的派别。“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同上，第700页）

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独立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他坚持各党派要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他并没有对这个重要原则做更多的具体解释，但这个原则同统一战线中的斗争问题有明显联系，特别应注意的是，他提出要保持独立性的那几个方面（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与他强调的几个斗争领域是相吻合的。

毛泽东还阐述了有关统一战线策略的另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所说“统一战线工作”或“友军工作”,另一个是关于统一战线中各党派的共同纲领问题。友军工作在当时指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在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在中央军和杂牌军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同上，第7l4页）这是对统一战线工作长期作用的明确论述，通过下层的同时也进行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建立秘密的同盟者。

关于制定共同纲领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这个统一战线的行动方针，同时也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的一种约束，它象一条绳索，把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切加入统一战线的团体和个人都紧紧地约束起来”。（同上，第338页）在坚持团结的同时，共同纲领也能迫使国民党执行一系列既定的原则和政策，作为一个执政党，他有责任把共同纲领付诸实施。事实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共同纲领将使国民党作出重要的政策让步。

结论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在许多方面与列宁是相同的。他们都把统一战线看作是一种“两面政策”，要求共产党对他们的同盟者既团结又斗争；他们都尖锐地批评教条主义者，坚持统一战线在实践中的必要性；他们都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在对各种社会力量作正确区别的基础上。但尽管如此，他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对列宁来说，统一战线只是共产党在困难时期所采取的过渡性政策，或暂时的权宜之计；而在毛泽东看来，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组成部分，即使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即使在人民内部，矛盾仍会继续存在，统一战线可以作为解决这些矛盾的一个工具。

毛泽东与列宁的区别是相比较而言的，他们在基本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微小的差别可以被察觉，而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比列宁的更丰富、更系统化，他更充分地把这一学说融合到整个意识形态中去。那些在列宁著作中只是初步阐明的观点，在毛泽东这里作了充分的论述，象团结与斗争的关系问题、统一战线的具体工作等等。特別是毛泽东对统一战线内部斗争问题的论述，比列宁更具体、更丰富了，这主要是由于列宁更重视揭露中间派的错误，而不太注意“争取”中间势力。

毛泽东与列宁的区别有许多原因，例如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曾经影响过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更重要的是两人的革命经历不同。对毛泽东来说，斗争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概念，而是多年来的一种基本生存方式。为了避免他的党堕落为一支无目的的军阀部队，他们的斗争就必须明确地同长远目标和整个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斗争既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的觉悟，又是漫长革命进程中的必要手段。同样，对毛泽东来说，统一战线不仅只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联盟，不仅仅是为了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短期目标，而更重要的是建立共产党与全体中国人民的密切联系、一步步不停顿地推动革命进程的总体战略设想。这种服务于总战略、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统一战线和在各个时期中针对不同对象的具体策略，在以后阶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列宁一直坚持了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在区别分析中与“动摇不定的同盟者”建立统一战线的政策，而对毛泽东来说，任何矛盾的存在本身就包含了寻求同盟者的可能性。我们进一步可以看到，共产国际在1935年也采用了统一战线策略，敦促建立反法西斯同盟。但是这一策略的采用，只是反映了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阶级或革命的利益：只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比其他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更危险的敌人，当时中国也面对着一个主要敌人，但是毛泽东作为一个尚未取得胜利的革命领导人始终牢记着，要达到既定的目的，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外，还有其他的重要障碍。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没有象共产国际那样无条件地向所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妥协，而是把统一战线作为一项“革命的两面政策”，一项既反对当前主要敌人又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措施。在英国和美国的共产党由于苏联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完全停止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下，中国的下层统一战线却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因此，中国共产党就能够在为反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而建立统一战线合作关系的同时，逐渐建立起了同中国革命对象进行最后决战的力量。就此而言，毛泽东的统一战线学说尽管从表面上看同共产党国际1935年的决策是一致的，但他尽力保持了统一战线作为“两面政策”的基本效能，把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在一起。

摘译自（J·D·阿姆斯特朗：《革命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和统一战线学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来源:《毛泽东思想研究》1990年4月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