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老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纸老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徐方平金飞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理论经验，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早在1919年11月，列宁就曾通过将帝国主义比喻为“泥足的巨人”，科学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内部矛盾和历史地位，指出了它外强中干的本质。我们党的“纸老虎”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是中共“纸老虎”理论的集大成者，对其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判断。而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也为这个理论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人是蔡和森，他将空谈误国的政论家与蕴涵真实力量的群众对照来论述“纸老虎”问题。1922年9月20日，蔡和森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2期发表了《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第一次使用了“纸老虎”概念。他由胡适的改良主义空泛言论联想到辛亥革命十年来，“一班与群众隔离的政治家或政论家”，“不谋勾结或利用旧势力，便想求助于外国帝国主义者；不是发表些蔑视群众，谩骂工人兵士的怪议论，便是想出些上不靠军阀下不靠民众的智识者的纸老虎或乌托邦”，结果，“议论卅载”“每每失败一次又踏一次的故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残局”依旧。他认为那些空发议论而于国情时局无补的“政治家或政论家”，包括国民党的一些政治家或政论家都是“纸老虎”。但在感情色彩上，他并没有完全将“纸老虎”视作贬义词。
第一个提出“反动派是纸老虎”论断的中共领导人是恽代英。联省自治作为五四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潮和政治实践，对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具有一定的影响。但随着党的二大民主革命纲领的制定，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等与胡适等人关于联省自治、武力统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分歧和论战，就不可避免了。恽代英的《民治运动》就是共产党人参与论战的重要理论文章之一。1922年9月25日，恽代英在《东方杂志》第19卷第18号上发表了《民治运动》。文章不仅将慈禧太后、袁世凯、张勋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反动势力比喻为纸老虎，而且在使用“纸老虎”概念的同时，也使用了“真老虎”概念，说明反动派虽有凶恶的一面，但因为残酷压迫人民群众，为人民群众所反对，所以，其本质是虚弱的。
1922年12月23日，蔡和森在《向导》第13期上发表《革命中的希腊》一文，明确指出：与“英国帝国主义关系最深的同伙”——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维尼齐洛这派强盗虽想借这次政变把资产阶级的威权分外地恢复起来，但是业已戳穿了的纸老虎是吓不住民众势力之发展的”。这表明蔡和森在“纸老虎”概念的指向上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这也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将国外的资产阶级反动派比喻为纸老虎，再次强调了群众的势力，丰富了“纸老虎”概念的内涵。1924年10月，蔡和森又在《向导》第88期上发表的《商团击败后广州政府的地位》一文中评论说，英国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军是“反革命的纸老虎，经十五日那一日的恶战，便完全戳穿了”。这已经初步包涵了帝国主义以及与其勾结的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思想。
蔡和森、恽代英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理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得到印证。1925年10月，邓中夏根据他领导省港大罢工的经验，颇为自信地指出：“此次反帝国主义罢工实力的宏大，无论谁都已知道”，尽管“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它不敢应英国商人的请求派兵镇压罢工运动，所以，“这个老虎，各位应知道是纸老虎”，它已经“被我们看穿了”，大家“不要害怕”。
毛泽东吸收了蔡和森、恽代英、邓中夏等人关于“纸老虎”问题的理论观点，科学总结了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反动派斗争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纸老虎”的理论。
毛泽东一生至少6次论述过“纸老虎”问题。最早的一次是1940年2月1日，他在延安召开的声讨汪精卫卖国行径的群众大会上，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演讲。他在演讲的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开大会，就要戳破他们的纸老虎，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反共顽固派”。在毛泽东看来，破坏抗战和违背群众利益的投降派、顽固派都是纸老虎。
影响最大的一次是毛泽东1946年8月6日，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篇闪烁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光芒的谈话，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战胜中外反动派的信心，对于正确引领舆情和指导解放战争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逐渐成为家喻户晓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著名论断。
最后一次是1964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说：“所谓纸老虎，就是说美国、苏联脱离了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虽然貌似强大，但是“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3SKB011〕阶段性成果）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2月07日）
????Y??X?oP?r?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的电报中说：“［我们］坚决反对毛泽东出行，因为我们不认为能够使他在旅途中免遭危险。即使需要大笔开支，也绝对需要在苏区组织对他的治疗。只有在完全不可能在当地医治和有病死危险的情况下，我们才同意他来莫斯科。”这里虽然也以难以保证安全为由，明确拒绝毛泽东到莫斯科来。但是不惜“大笔开支”也要将毛泽东治愈的指示足以看出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博古宣读的可能就是这份电报。
第五，“应该考虑政治后果”是要传递的实际情况。为什么治病还要“考虑政治后果”呢？那是因为毛泽东不但在红军和党内有着崇高的威望，而且是使国民党反动派闻风丧胆的传奇人物。这一点不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都是有清醒认识的。1932年10月8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埃韦特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1932年10月7日，中共中央给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指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目前采取这一步骤，会给红军和政府造成严重的后果。”毛泽东是“大人物”，所以治病也要“考虑政治后果”。况且毛泽东这时并没有病，如果以治病为由把毛泽东弄到莫斯科，无非是亲者痛仇者快，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与拒绝毛泽东赴苏联治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33年9月5日，从上海发出的电报询问是否同意受重伤的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疗，9月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非常会议答复：“如果身体状况允许他完成这样的旅行，我们不反对他来这里。”同日发给李竹生的电报说：“同意科穆纳尔来这里，如果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进行这样长途旅行的话。”当时王稼祥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也非常重要，路上也会有危险。为什么不反对他去苏联治病呢？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王稼祥是真病了，而且病得不轻。原来，王稼祥于1933年4月27日在江西乐安县谷岗村红一方面军总部驻地因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弹片打进腹部而负了重伤。正如他后来自述的那样：“我伤口大化脓，几乎死去。”这是真的有重病在身，如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02月0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