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群众路线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邓小平群众路线思想之比较

郭江凡

【摘 要】：毛泽东、邓小平结合不同时期的具体实际不断深化和完善党的群众路线,为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毛泽东、邓小平对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本质目的、实践形式、结合方式、斗争对象的认识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深入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群众路线思想,是进一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必然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 邓小平 群众观点 群众路线 比较

一、总结历史经验，创建群众路线：理论奠基与深化拓展

毛泽东概括总结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极富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和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基本思想。他以历史唯物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起点，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全面阐发了党的群众观点，并把群众观点提升为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从领导方法、工作方法角度界定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

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并有所发挥，强调先党内后党外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30年代，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强调“工作方法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本本主义》中回答了如何解决方法问题，指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在群众斗争中产生。毛泽东指出正确的政策从群众中来，同时要到群众中去，通过运用政策、策略去动员、组织、教育群众；强调必须用实际、具体的方法而非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必须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非命令主义的方法。40年代，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基本含义，标志着群众路线的成熟。他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把群众路线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联系起来，奠定了群众路线的哲学基础，但没有明确把群众观点概括进群众路线之中，把群众观点视为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理论基础和重要前提；同时毛泽东没有把群众路线上升到根本问题的高度，仅强调群众路线是一种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是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和重要保证，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过程即是群众观点对象化的过程。

邓小平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党的组织工作根本问题的高度强调群众路线，并深化拓展了党的群众路线。一是阐发群众路线的整体内容。“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邓小平明确把群众观点概括进群众路线之中，这样群众观点不再仅仅是理论基础和重要前提，而是群众路线整体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群众观点的地位；把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领导方法统一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与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这样群众路线不仅仅是领导方法、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对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是一个世界观问题，这样就把党的群众路线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二是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群众路线的全部意义和根源。邓小平认为党组织本身不是目的，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时期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这就从根本上规定了党应该是、也只能是群众的引导者和服务者，最终会随着国家、阶级的消亡而消亡。以往我们强调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和体现群众观点，但没有从根源上明确指出党的工具性质，党存在的本质意义在于为人民服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时间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从而彻底解决了谁是根本、谁是工具的问题，实现了共产党与其他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彻底决裂。三是指出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突出强调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有机统一。他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毛泽东指出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蕴含着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统一的思想。邓小平充分肯定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明确指出思想路线与群众路线的统一，并把实事求是放在贯彻群众路线的指导思想的高度上加以强调，倡导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和保障下走群众路线。“这就是说，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样，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党的群众路线统一起来了。”他认为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提出“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要求做群众工作要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

二、一切为了群众，谋求群众利益：本质一致与方法差异

一切为了群众是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归宿，其实质和核心是为民谋利，这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本质要求和集中体现，是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和目标。毛泽东、邓小平始终坚持人民利益的至上性，强调必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利益。

明确什么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前提。毛泽东、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具有一致性，认为在革命年代，表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就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不断满足；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由于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国际环境的客观限制，实践中毛泽东错误地坚持了苏联“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模式，侧重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层面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了根本利益是群众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的统一体。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群众的根本利益，本质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共同富裕。他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在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和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集中体现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

正确认识和协调多样的利益要求是保障。革命年代，毛泽东正确地识到现实的具体的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所必需，如果无法保证群众起码的现实利益，群众就不能从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党是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就会失去为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奋斗的动力和决心，就不可能积极参加革命。他强调要“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革命胜利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后，毛泽东的认识逐渐走向极端，重长远轻眼前，重国家、集体轻局部、个体，重精神轻物质，把个人正当的合理的物质利益要求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否定物质刺激，实行绝对平均的分配原则。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正确思想的基础上，深化发展。一是承认物质利益，实行按劳分配，否定了只讲精神否认物质的唯心主义，强调物质精神协调发展。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定的物质利益”， “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二是指出群众利益是客观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存在。“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就把群众利益与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联系起来，赋予群众利益现实的物质形态，为党确立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可供度量的奋斗目标。

解决方法问题是关键。毛泽东、邓小平基于不同的逻辑判断和现状评估，产生了不同的现实选择。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人，夸大了形势的严峻性，抛弃了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错误论断，把阶级斗争视为捍卫群众利益的根本方法。在“左”的思想引导下，阶级斗争日益扩大化，并发展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主题，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给国家、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内领导人，恢复了八大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大战略举措，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新时期实现、维护、发展群众利益的两翼，前者保证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后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手段。

三、一切依靠群众，探寻实践形式：革命思维与发展思维

一切依靠群众是群众路线的总原则，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决定党必须依靠群众。党在探索以什么样的形式依靠群众的过程中，呈现出以革命思维方式为主导到以发展思维方式为主导的历史过程，后者在否定前者的过程中逐步确立起来，集中表现在党对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关系的认识上。

党在革命中应运而生、发展成熟，革命斗争的考验使党深受革命思维的影响。群众运动以其能够迅速贯彻执行党的意图和要求，形成轰轰烈烈的革命规模和声势，吸引、唤醒更多民众参与革命的巨大优势成为革命时期贯彻群众路线的主要实践模式。毛泽东对群众运动推崇备至，认为群众运动是贯彻群众路线、依靠群众的主要形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形式。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认识到群众运动的伟大力量，称“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在革命胜利后很长一段时间，党内仍然延续着革命的思维方式，群众运动以其在革命年代的突出表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贯彻群众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和主要方法。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群众运动孕育出“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成为宪法赋予人们的基本权利，从政治上保证了群众运动的开展。他称赞“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是群众创造的斗争形式，是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

以发展为目的的新的思维方式取代革命思维方式的过程集中表现在对群众运动逐步否定的历史过程，对此邓小平做出了突出贡献。革命年代，邓小平强调控制群众运动的自流性，指出“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革命胜利后，邓小平较早意识到大搞运动建设社会主义的弊端。“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受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才根本否定了大搞运动的思想，标志着党彻底摆脱革命思维的束缚，开始以发展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邓小平基于实践逻辑突破了群众运动是贯彻群众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形式和主要方法的理论限制，再三告诫全党不能以运动的形式来建设社会主义。一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对社会资本的极大破坏。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社会资本是无形的存在，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一旦遭到破坏，重建需要付出高昂的时间、精神与物质代价。从以往的实践看，群众运动的自流性很难控制，群众一旦发动起来，极易走向极端，导致人们相互猜疑和不信任，伤害一些无辜的人。邓小平说：“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二是群众运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不利于形成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 “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三是“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相背离，极大地扰乱了民主法制建设。他指出：“‘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

邓小平认为新时期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表现为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的结合、领导与群众的结合；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监督、选举，并以制度加以保障，以此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此同时，强调以活动的形式代替运动，指出发动群众、集中教育也是必要的：“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

四、坚持十字真言，凸显领导与群众的结合：直接化彻底性与组织化有序性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毛泽东、邓小平始终强调领导与群众相结合，要求领导在思想上树立宗旨意识和群众观点；在行为上以群众利益为最高准则；在组织上形成领导骨干，通过领导骨干团结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在政策制定执行上，从群众中来，化群众意见为领导意见，到群众中去，化领导意见为群众实践。

毛泽东强调的结合表现出直接化彻底性的特点。一方面，尤为强调实践中的直接结合。在企业管理中，强调“两参一改三结合”，将其视为企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有效形式。他指出：“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这样就把领导与群众的结合落实到制度上，通过制度的贯彻执行，保障了密切联系。与此同时，干部实行“三同”、“五包”：“一定要做到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全面包干做好。这样，干部通过扎根群众、直接参加劳动，保障了领导与群众之间地位的平等和利益的一致，客观上保障了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杜绝了特权的出现。另一方面，强调群众享有直接收回权力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唯一认可的政治是“群众的政治”，他认为群众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有权决定权力的受托主体和监督受托主体的言行。按照谁授权对谁负责的原则，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公共权力的具体使用者和实现者，必须对群众负责，接受群众的监督。他说，对不称职的领导“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 [12]325认为“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应当宣布，群众不但有权对他们放手批评，而且有权在必要时将他们撤职，或建议撤职，或建议开除党籍，直至将其中最坏的分子送交人民法庭审处。”[13]毛泽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地诠释了群众享有直接收回权力的权利的深刻思想，蕴含着群众对领导干部的领导地位享有发言权、决定权的思想胚芽，极其朴素却弥足珍贵。“文革”期间，他支持造反派在各地的夺取运动，形成新的权力领导集体就是这一正确思想的错误运用和实践。由于“左”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实践经验的缺乏、组织领导的涣散、制度规范的缺失使这一实践活动的具体方式、手段带有极端的盲目性、破坏性，而被彻底否定，这是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的错误。尽管实践失败了，但为认识逐步深化完善积累了经验教训。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尤为强调有组织领导的有序结合。一是“文革”的灾难性后果，使拨乱反正、安定团结、发展经济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二是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极易失去控制，造成对民主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同时也容易成为少数人（如“四人帮”）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的工具；三是群众利益日益多元化，不加综合的群众利益，容易造成不同利益主体在表达自身利益过程中的直接的冲突，破坏社会资本；四是群众直接的无序的政治参与，容易超越制度的承受范围，破坏政治稳定。因此，改革开放新时期，强调领导与群众结合的侧重点发生改变。一方面，突出强调有组织的开展科学合理的调查研究。社会越发展，越要求组织的专业化、职能化，强调技术官僚制，繁重的任务和工作日益复杂化使得当前要求领导实行“三同”、“五包”缺乏客观条件，因此，尤为强调干部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邓小平指出：“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么，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另一方面，倡导在党的领导下群众有序地实现对领导干部的领导地位的发言权、建议权。干部队伍相对稳定是建设的客观要求，群众在无组织领导、无计划、无步骤的情况下发起的对干部领导地位直接的冲击和挑战，极易失去控制，造成混乱。因此，必须彻底抛弃“文革”中踢开党的领导的错误做法，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律制度的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实现群众对干部任免的发言权、建议权。

五、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初步探索与深化发展

群众路线与官僚主义根本对立，坚持群众路线必然要求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邓小平对官僚主义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将其放在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反对官僚主义的探索为邓小平继续探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科学指南；而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则为反对官僚主义的认识逐步走向全面正确积累了必要的思想资料，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对官僚主义产生根源的探寻。毛泽东把官僚主义的产生归为革命胜利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入党内，表现为党员干部思想松懈，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他认为官僚主义“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问题”。邓小平认为官僚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残余共同影响的结果，尤其后者，在党内影响范围更大。他说：“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毛泽东还初步认识到官僚主义的产生与国家领导制度有关，但只是原则上提出，没有深入研究。他说：“现在国家机构庞大，部门很多，许多人蹲在机关里头没有事做。”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官僚主义产生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国家制度因素，包括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缺乏严格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责任制、干部制度不完善等等。“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4]333他还认为官僚主义的产生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小生产性质有关，指出：“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

对官僚主义严重程度的定性。毛泽东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错误地估计了官僚主义的严重程度。他说：“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5]314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同意陈正人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调查报告，提出“官僚资产阶级”概念。他说：“官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同一天，他在外事工作情况的报告上指示：“我们大批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在他们看来正是好人。”邓小平坚决否定了这种对官僚主义严重程度的错误估计。他认为官僚主义问题相当严重，影响十分恶劣，但并没有这样一个阶级。他说：官僚主义“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绝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

对官僚主义治理方式的探索。毛泽东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根本，采取整顿党组织与群众运动密切结合的极富革命色彩、激进色彩的方式治理官僚主义。他说：“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因此，建国初开展了三反、五反、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一系列的整风、政党运动。邓小平否定了通过发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治理官僚主义的方式，认为群众运动起不到根治官僚主义的作用，强调建立和完善以教育、制度、监督、法律并重的惩治和预防体系。他肯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克服官僚主义中的重要性，认为反腐败应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同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根本途径，认为法律和制度才是关键。他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毛泽东、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反对官僚主义提供了理论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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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毛泽东文集（第6卷）[M].人民出版社，1999：254.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来源: 《理论导刊》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