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思想共同性及其当代启示

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思想共同性及其当代启示

刘明芝

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包含着丰富的方法论思想，对指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过重大作用。它们虽然产生于不同时代，而且各有特色，但仔细研究便会发现，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论有一脉相承的共同之处。本文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的发生等方面对比，认为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在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实践基础、思想内容方面有共同的一致性。比较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论对我们当前做好工作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一、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的共同性

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在理论来源和理论基础上的一致性，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中国传统文化两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二者都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具体方法化。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具体方法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寻找其生长点的一种内在必然，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内在要求。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中国杰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认为，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究竟应当怎样做，革命成功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有靠我们自己根据中国情况去探索、创造，而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1](P801) 他主张学习外国一切优秀的东西，特别是马列主义理论。但“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但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2](P533) 亦即是说，毛泽东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方法论的问题。

继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方面，也注重方法的研究。他进一步指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它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哲学主要不是以抽象理论形态出现的“纯哲学”，而是以方法论形态出现的“应用哲学”、“实践哲学”，它表现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重要文献之中。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仅具有科学的深刻的理论内涵，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加以融合，而且还有着十分鲜明的方法论特征即“实事求是”。邓小平深刻领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并加以继承和发展。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突出的方法论思想就是围绕实事求是这一根本的思想方法来展开的。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创了中国新时期的发展道路。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具体方法化，揭示了毛泽东邓小平思想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渊源关系，说明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具体方法化。但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邓小平的方法论，必须同时了解毛泽东邓小平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和革命创新。

毛泽东历来重视和研究中国的文化遗产，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紧密结合起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3] 毛泽东对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清代学术和历代史都有精湛的造诣。正是由于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哲学方面的深厚根基，使他得以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朴素认识论、朴素辩证法进行继承、改造、运用，创立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论体系。内容不仅涉及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还有哲学、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伦理和外交、认识国情和指导战争等方法。比如，用“一分为二”说明从统一中把握对立，用“胸中有数”说明把握事物质和量的统一，这些形象生动、多样化的传统文化表达形式，使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内容具有了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学习、掌握和运用。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条件下，学界们认为邓小平方法论也承接了毛泽东弘扬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

第一，作为深层次的文化继承，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气质，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邓小平理论所表现的语境，无一不表现出真正的中国文化特征。像“摸着石头过河”与“白猫、黑猫”之说，本来就是中国民间大众俗语。还有邓小平的务实风格以及“实事求是”精神，是对中国农业传统的历史延续性、过渡性的认真注意。“一国两制”的构想则体现了东方思维方式的包容性。

第二，从学术品格、思维方式、思想内容方面，邓小平理论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割裂的渊源关系。邓小平理论中的务实品格或“实践”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积极用世的价值取向有着直接的承接关系。邓小平理论反对片面性和极端性，善于全面辩证地分析认识事物，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执两用中”思想方法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重视顺应民意、重视致富于民、重视发展教育、重视选贤任能、重视祖国统一思想，是对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富民思想、兴教励学主张、大一统思想合理内核的继承和弘扬。

二、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实践基础的一致性

强烈的实践性，是毛泽东和邓小平哲学方法论的最显著特点。二者的实践性，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它们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以及党和人民集体实践智慧结晶两个方面。

第一，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是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与马、恩、列相比，毛泽东哲学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对内没有民主，对外没有民族独立，资本主义虽有一定程度发展，但封建主义仍占明显优势，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斗争形式等问题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这种特殊的国情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欧，也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故乡俄国。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是寻找一种能指导中国的理论，再把理论化为具体的方法指导实践。历史赋予毛泽东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去另起炉灶创立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哲学，而是去怎样面对革命队伍内出现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即从抽象的定义、公式、“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和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两种主观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害。当时紧迫的革命形势也不允许毛泽东过多的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尽管他对理论特别是对哲学有着特殊的兴趣，但却没有可能进入“书斋”去从事系统的全面的理论研究，撰写大部头专门的哲学著作，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研究解决某些哲学理论问题，把革命斗争经验加以哲学概括。此外，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文化素质偏低，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具有学历的人极少。但革命需要他们做好工作，要求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解决问题的最好的办法是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尽管马列著作中的不少具体概念、知识、材料一时搞不清楚，但是掌握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同样能够达到搞好工作的目的。所以，由于客观条件所迫，毛泽东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意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极为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功能，像《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是毛泽东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写成的方法论方面的代表作。

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紧密相关。其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曲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过程凸现出“探索试验——循序渐进——总结经验——理论创造”的认识发展轨迹和基本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讲，是个“行”的问题，即实践的问题。邓小平重实践，倡导“探索”、“试验”、“走一步，看一步”的重要观点与做法，把“感性”的“走”与“理性”的“看”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得以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认识前提。改革的问题最初议论纷纷，但他没有退却，而是经过实践取得了全国上下认识上的一致，找准了方向和原则。对于改革中出现的差错不妥当的地方，通过“看”即总结经验，加以纠正，把总结借鉴经验作为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基础，形成科学的方法，再进一步贯穿于拟定党的重要文件及改进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方面中去。这是邓小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实践的探索、求新、研究过程中不断深入和完善的。

第二，中国共产党集体实践智慧的结晶。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4](P47)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方法论凝聚集体智慧而形成与发展的最科学、最全面、最深刻的阐述。毛泽东方法论是党和人民集体智慧结晶的含义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毛泽东思想及其方法论产生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本人一贯坚持的观点。早在40年代初期，当一些理论工作者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提出“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概念时，毛泽东就及时而明确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己不过是一个代表。另外，说毛泽东思想及其方法论是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形成的，这里的实践决不是毛泽东的个人奋斗或个人行为，也是党领导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实践。

其二，说毛泽东思想方法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仅是指它产生于集体奋斗和共同的历史实践活动之中，还有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理论活动对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形成的影响。一个伟大思想的诞生总是有其思想资料作为前提的。毛泽东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形成不仅与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理论活动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明确地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

其三，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作为体系也应包括其他领导人的理论成果。在毛泽东思想及其方法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党的许多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以多种形式参与了其创造工作。有的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参与了毛泽东重要著作的写作，有的则对某些著作的修改、完善提供了中肯的意见，还有的则在整理、宣传、普及毛泽东的重要哲学著作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除此之外，党的其他领导人的许多理论著作同样也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体系的重要概括和阐述。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有过多次申明。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和他个人的思想是有区别的。他始终认为，作为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个人只是这个领导集体的代表。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炼、丰富和发展，功勋卓著。它不仅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把实践标准引入了党的思想路线，而且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5](P337) 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完善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所蕴含的方法论同样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亿万人民实践的产物。也正因此，才使得它不因邓小平本人的逝世而终结，才保证了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其所蕴涵的方法论同样也是其发展延续的产物。

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思想仅就其发生而言，我们分析了其共同的理论来源和实践基础。而就其思想内容来看，则在实事求是、思维方式、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矛盾分析、调查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一致性。对此，因篇幅有限，本文将不再赘述。

三、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统一性的当代启示

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方法论思想的指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是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探讨和升华。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结合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任务提出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与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毛泽东、邓小平结合中国实际来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传统在新时期的延续。所以，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但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而且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上所采取的重要方法，把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想化为中国百姓所能接受的具体工作方法真正落到实处。

其次，新形势下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必须立足于各项实践，树立尊重实践、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毛泽东邓小平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都从实际出发，强调实践的重要性，邓小平更是求真务实的典范。他一再告诫人们要不满足于现状，要尽快改变现状。他不断要求大家要讲求实效，不尚空谈，少说空话，多干实事。指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6](P181) 提出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等等。概括起来，正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高度体现出尊重实践、求真务实的精神才被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接受与认同，正是毛泽东、邓小平自身自觉践行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才被亿万百姓所爱戴。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是立足实践、求真务实的产物，现阶段各级领导在贯彻和组织落实中央精神时更应领会内涵，注意方法，使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在正确的轨道。

再次，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必须探索科学的方法。科学执政，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不同时代不同执政方式的重要体现，曾经正确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其方法论已有很大变化，所以我们今天的执政方式，也必须要实现转变。过去的战争年代，共产党要靠开会来推进工作，发动群众，统一思想。现在是和平年代，客观环境和条件与战争年代相差很大，与改革开放的初期也不同。网络及通讯技术都很发达，有各种各样的沟通渠道，与此相应执政方式也要与时俱进。如果再用天天开会的方式布置工作，搞像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所批评过的党八股和形式主义是行不通的。在执政过程中，领导干部只有把握时代脉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切实代表人民利益，符合事物发展规律，才能真正树立起党的威信，才能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

（来源: 《青年工作论坛（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