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的思维视角

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当代价值的思维视角

杨明伟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逐渐明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人们对这条道路的哲学指南和这个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也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应该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这条道路的一个基本指南，同时也是这一理论体系的一个核心基石。关键的问题是，在这条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发展和这个理论体系的深入研究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也面临着如何深化和发展的现实课题。当前，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有了许多的探讨。笔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现实背景下，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探讨它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指导作用，应该着眼于几个基本的思维点，或者说必须具备几个基本的视角。

一、求实思维的视角——遵从唯物论，一切从实际出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是科学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唯物主义讲求的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这些，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度里本来不存在什么问题。然而，时代不同了，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多元化的趋势，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常常会看到一些人违背客观规律，说话和办事习惯于从主观愿望出发，从一时感觉出发，从庸俗感情出发，等等。唯物的意识、求实的立场越来越被淡化和虚化，甚至丧失殆尽。在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中，越来越习惯于一切从唯心的角度或唯意识论的观点出发。在社会生活中，唯心的意识、求神的意识越来越浓烈。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这种唯心主义或唯意志论的观点和做法甚至影响了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决策。我们常常会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看到或感受到超越时间、地点、条件和客观可能的大干快上；一些领域的热火朝天局面，类似于当年“大跃进”时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盲目冒进那样的翻板。一方面我们批评或嘲笑当年卷入“大跃进”的那一辈人的主观唯意志论，另一方面却又不由自主甚至自觉地堕入现代版的“大跃进”中，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潭。

还有一类比较典型的例子，即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信仰缺失现象。突出的表现是“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甚至在一些共产党员当中，崇高、远大的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无神论早已遗失，取而代之的是不知不觉中形成的一种崇尚鬼神、迷信宗教的气候。还有相当一些人在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不相信共产党；一些共产党员也闭口不谈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摒弃唯物主义，迷信各种宗教鬼神，导致宗教迷信活动畅通无阻。更令人惊奇和忧虑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口头上讲“科学发展”，但在信仰问题上却忘记了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置真正的科学于不顾；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和行动中，奉行的是“以神为本”，相信宗教迷信，不相信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展现出来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宁可让“神灵”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这些，显然是唯心主义或唯心史观的现代翻版。

社会上许多人为什么会出现偏离科学唯物论而遵奉各种宗教唯心论的情况？究其根源，还是思想和信仰的基石发生了动摇。列宁曾经分析过，失去了唯物主义立场的人，自然会倒向“僧侣主义”。他在《谈谈辩证法问题》这篇哲学笔记中，就把唯心主义思想同僧侣主义联系起来。列宁认为，当唯心主义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某一方面、某一侧面片面夸大、无限膨胀以至于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变成为神化了的绝对时，“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他还说：“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列宁在这篇哲学笔记中甚至用了这样的等号：“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i]可见，因此，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只有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其观点和方法才可称得上科学和正确。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强调的求实思维，要求的是我们在任何时代背景下，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甚至社会动荡变化中，都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彻底的唯物主义准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ii]毛泽东早就明确表示过：“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iii]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iv]他还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

一个人如果偏离了科学唯物论的立场，失去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维视角，各种唯心主义的基因和元素，自然会侵蚀他的思想和灵魂。而如果始终遵循唯物主义的基本路线和思想准则，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那么唯意志论、唯主观愿望论以及有神论和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

二、辩证思维的视角——遵循辩证法，关注对立统一

如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供了基石的话，那么唯物辩证法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准备了前提。恩格斯曾经在两层含义上表述过辩证法：“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看来，整个宇宙，“天上人间”就是由种种事物相互联系构成的一个统一整体。列宁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一文中也定义过：“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尤其注重辩证法，并且强调只有掌握了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对立统一学说，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泽东一生特别注重辩证思维，多次提到辩证法的重要性。他认为，抓住了矛盾，抓住了普遍联系，也就抓住了辩证法的实质。在抗日战争的极其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他于1937年潜心写出了唯物辩证法的经典著作《矛盾论》，告诉人们：“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在新中国成立后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他于1957年总结提炼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不朽的辩证法著作，进一步提醒人们：“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时候，再一次强调了辩证法的规律，并指出：“我的意思只有一个基本规律，就是矛盾的规律。质和量、肯定和否定、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必然和自由、可能和现实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v]。无论哪一种提法，都反映了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核心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贯高度重视。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种丰富性和深刻性，曾经广泛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风尚和中国社会的潮流，并且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带动着。然而，可惜的是，随着社会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并存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在当今社会中，我们看到的却是许多越来越与辩证法远离的现象，单一化、死板化、走极端、僵硬化等风气，盛行于我们这个社会。缺少了辩证法，我们这个民族必定会失去智慧、失去丰富多彩，甚至会失去我们的正确方向，被错误地导向“死胡同”。没有辩证思维的民族，没有矛盾观点和对立统一观点的民族，必定会变成一个弱智和被人小视的民族。

当然，倡导辩证思维的视角，也有一个正确理解和运用的问题。曾经有人误解、误读，认为毛泽东强调的辩证法或矛盾学说，就是只讲矛盾的斗争性，最终才导致“斗来斗去”。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别有用心，便是不了解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仔细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所强调的对立统一，既包含了矛盾的斗争性，也包含了矛盾的统一性。毛泽东强调的唯物辩证法，既看重统一面的斗争性，认为“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同时，毛泽东也非常看重对立面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早在1936年11月读西洛可夫等编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毛泽东就曾写下这样一条批注：“辩证法中心任务，在研究对立的相互渗透即对立的同一性。”在对辩证法下定义时，他也是从对立面的统一的高度来定义的。毛泽东曾说过：“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以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从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或同一性角度来定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是毛泽东的首创，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大贡献。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曾多次刻意强调过对立面的统一或同一。正因为统一性和斗争性都贯穿于整个自然运动和人类社会运动的始终，所以如果失去辩证思维的视角，轻视对立统一的观点，我们个人的发展和集体的事业必定会处处碰壁。可以说，唯物辩证法，无论任何时候或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认识和实践的一个航标灯。

三、整体思维的视角——注重整体观，强化全局和大局意识

当我们认识和观察事物的方方面面以及它的运动、变化、发展过程的时候，当我们谋划未来的发展和把握前进方向的时候，不仅需要运用辩证思维，而且还必须具备全局观点、整体观点，必须立足整体思维的视角。没有整体的、全局的观点，只看一面或局部，看不见整体或全局的思想和做法，都是违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

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中，整体观、全局观占有重要的和特殊的位置。整体观和全局观强调要处理好整体和部分、全局与局部、当前和长远的辩证关系。应该说，整体观或整体性思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

对于以整体思维来观察全局和整体，毛泽东有过各种极具内涵的论述。他认为，一切事物、运动、过程，无一不是普遍联系的客观存在，事物也好，运动也好，过程也好，皆为矛盾的产物，都是矛盾的集合。毛泽东所讲的“普遍联系”概念、“集合”概念，亦即整体的概念。毛泽东战略思维的着眼点，就是事物的整体性。

毛泽东认为，“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的问题，都是全局性问题或整体性问题。[vi]在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毛泽东要求首先要关照全局或整体，他说：“主要和首先的总是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vii]他强调必须看到不同事物、不同部分、不同侧面以及发展的不同阶段之间的有机联系。因为这种有机联系反映了对立面的统一关系和整体关联。恩格斯说过：“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viii]这就是说，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人的意识活动，呈现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由矛盾关系（即普遍联系）所构成的整体画面。没有一个事物是离开这种关系而孤立存在的。只有认识到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到处是由普遍联系着的东西构成的矛盾统一整体，才能在处理问题时关照到事物内部和事物之间的各部分的关系。

毛泽东的全局观、整体观，就是对客观存在着的普通联系和对立统一关系的准确反映。这种观点反映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上，更强调正确处理大整体与小整体的关系。比如毛泽东所强调的：“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ix]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毛泽东也强调要充分看到社会是一个更复杂的矛盾整体。作为整体存在的社会，它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多种带有整体关系的矛盾关系。在社会领域内，矛盾关系的主体是不同社会集团或阶级，它们要么处在一种对抗性的矛盾关系中，要么处在一种非对抗性的矛盾关系中。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存在的矛盾，都不过是社会集团之间、阶级之间、群体之间的整体关系的产物。面对任何矛盾和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着重告诉人们的是要从统一体的有机联系中找出解决的办法。

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一些部门，甚至许多相当级别的干部，在认识问题、解决矛盾的时候，往往习惯于从局部利益出发，从个体私利考虑；所做的决策看似有理，实际上只是一些小范围的道理，若从党和国家的大局上看，却很难站得住脚。尤其是一些干部在处理复杂问题和突发事件的时候，习惯于或者只满足于从眼前的需要和当下的利益平衡出发，不善于思考长远，不愿意考虑更大的整体利益和更宏观的全局需要。说到底，这是一种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决策习惯，是不愿意为党和国家承担责任的心态在作怪；也是一种严重违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思维逻辑。

避免上述决策习惯和思维逻辑，不仅需要我们牢固树立责任意识，而且还必须学会毛泽东哲学思想所强调的整体思维。这就特别需要我们关注社会矛盾的存在形式。客观事物无论以什么样的形态、方式存在，都不是简单孤立的，而是一种综合性联系和作用下的存在；社会矛盾的存在就更是如此，它是一个充满联系的过程，矛盾关系的动态作用，必然产生有机的整体。任何一种社会存在都必然是整体关系下的存在物。正确反映这种存在的人的认识或观念，必须是一种全面的辩证的整体观，而不是片面的、零散的形而上学观。应该说，整体性思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从这种整体思维角度观察和处理问题，要求人们认识和解决问题，必须看到全局，看到普通联系和有机统一，看到事物发展过程的运动变化及其走向，从而也就看到了长远，也就具备了战略眼光和宏观决策能力。

四、和谐思维的视角——倡导求同存异，尊重和而不同

随着党和国家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社会上包括学术界展开了有关和谐命题的热议和探讨。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观点、思维及杂音，比如：有人不讲矛盾、害怕斗争；有人为“和谐”而求一团和气；有人为了追求表面的平静，不惜模糊矛盾、掩盖问题，甚至制造假象；等等。这些，都是单纯的甚至错误的“和谐论”，有些是违背和谐本意的杂音。这种所谓的“和谐论”，恰恰是有悖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也是也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相违背的。无论是理论上研究探讨和谐问题，还是在实践中面对和处理和谐问题，都离不开矛盾，离不开对立面的统一。和谐，着眼的是矛盾同一性，但是和谐问题却包含着丰富的矛盾斗争性及其双方甚至各方的交互运动。

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问题，或者和谐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命题，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提出来了。1951年1月19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第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代表时，从统一战线角度谈到要使各方面人士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共同发展进步的问题。他分析并作出“十个指头有几个是好的，最多只有一个指头不好”的判断之后，强调指出：“对于工商业家、宗教界、校长、教员、开明士绅和爱国分子，我们都应采取积极态度团结和教育他们。有话应当让他们说，写万言书也好，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好的接受，不好的解释，决不能置之不理。”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照顾到社会上各种阶层和各方面人物，让他们都得到发展。“我们应采取积极态度去办，不要怕麻烦”，“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共同前进”。尽管当时的新中国并未巩固，但这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一种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这年7月，他在与周世钊谈话时，又表达了自己的这样一种愿望：“世界既大，人就很多，每一个活人都要生活，既要过物质生活，还要过文化生活。据我看，一般人的生活应该是过得幸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后，毛泽东又于50年代中后期提出并阐述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毛泽东的许多哲学著作，尤其是其经典哲学论著《矛盾论》和《正处》，正是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

应该说，在中国建设一个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在这个历史长河中，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树立了新目标，提出了新要求。因此，当我们在用和谐思维来思考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命题的时候，不能忘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观点。要将矛盾观点、矛盾命题，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联系起来考虑。

值得注意的是，和谐思维的视角，一方面强调的是在矛盾和差异的统一体中求同存异，包容和尊重和而不同；另一方面也强调在矛盾和差异中坚持原则和开展斗争，以斗争求得真正的统一。和谐的视角不仅仅关注矛盾的同一性，它同时关注矛盾的斗争性。毛泽东就经常提醒人们，要注意从“和而不同”的视角观察问题。他曾说过：“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他反对只讲“团结”，只讲“同”，而不讲“斗争”，不讲“不同”的观点和做法。他提醒人们：“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x]

当前，在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和谐思维的视角，要求我们必须正视矛盾。和谐理念所指的“和”，绝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而是在坚持原则和不放弃斗争的前提下的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包容和而不同的。因为事物的存在，是在矛盾方式和状态下的存在。科学发展观中强调的和谐，指的是在把握和处理好对立统一关系、不断解决矛盾和问题基础上的和谐。我们提倡的社会和谐、统一，并不是要忽视矛盾和冲突，忽视对立面的斗争；恰恰相反，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历史发展阶段，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有了矛盾的客观存在，有了对立双方的不断斗争，才有了对立面的统一、同一、一致、和谐。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必须勇于并善于在对立统一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各种社会矛盾，才能化解矛盾，达到真正的统一、和谐。

在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方面，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运用和表现出了高超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和求同存异的技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提出要运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对敌我矛盾用专政办法；对人民内部矛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等等。他们强调要看到矛盾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提醒人们不要将矛盾的性质固定化。学习、运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坚持的唯物辩证法，进一步发展他们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丰富思想和方法，对于今天和未来我们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定能发挥重要的作用。

五、人本思维的视角——坚守群众观，以人民利益为根本

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视角，体现在历史领域，就是坚守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方法，归根结底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

在这个问题上，近年来人们热议的话题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本来是个好词语，它的含义基本也是清楚的，它与我们党历来倡导和坚持的“人是第一位的”、“人民群众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想观念和宗旨是内涵一致、一脉相承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曲解“以人为本”的本来意义，将其误导到抽象的人本主义或抽象的人道主义、人性论上去，还有的人干脆将其引向西方宣扬的“天赋人权”的个人主义领域，肆意将“以人为本”庸俗化、私利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思想理论界和社会上的一些混乱。因此，提倡“以人为本”，就必须首先搞清它的基本内涵，搞清什么“人”是我们的“本”。

尽管我们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留下的文献中极少见到他们直接使用“以人为本”的概念，但在他们的思想内核中，早就有“以人为本”的思想渊源。在他们的早年思想中，就多次讲过“以民为本”的问题，借用过传统的“民本主义”的概念，但是，一旦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们对“民本主义”思想的理解便有了质的变化，在实践中也得到了根本性的升华，其基础和核心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这突出地体现在毛泽东经常强调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毛泽东始终认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出发点，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群众观点，既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根本；向领导负责与向人民负责是一致的，首先要向人民负责；没有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产党就会垮台；等等。这此内容，其实就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所理解、阐述和升华的“民本”观的根本含义，也是共产党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根本内涵。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人本思维视角，既不是单纯的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民本”思想，更不是借用西方的“民本主义”。它与中国历史上传统“民本”思想的关键区别在于，它不是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地位为前提，不是向统治者负责，也不是“为民作主”或“代民作主”。它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终要从根本上向人民群众负责。它阐发的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等重要思想。毛泽东哲学思想中的人本思维视角，与西方“民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说不是抽象的人，不是个别的、私利的人，而是具体的、历史的、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是现实生活中真正推动历史发展进步的人民群众。它追求的不是抽象的人的自由与解放，而是“现实的人”的自由与解放。尽管都是以“人”作为出发点，遵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人本”精髓，共产党人的立场和出发点，是立足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崇尚的是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采取的根本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当然，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西方科学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信守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推动力量，同时也是革命、建设和改革成果的受益者；他们坚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自己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基石和评判效果的标准。

我们遵从和把握人本思维的视角，最根本的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彻底的唯物论为基础，以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满意程度为最高的价值标准，推崇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人翁地位，遵循的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搞清了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搞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理念的根本内涵。

总之，时代要求我们研究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同样，时代也强烈要求我们关注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研究和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一个长期而重大的历史课题。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而这其中的基石和最有活力的内核，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牢牢把握她的这一哲学内核。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瑰宝，也是中国当代哲学的核心，她启迪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也造就了当代中国无数社会精英的思维模式，因而她凝聚了现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

（该文发表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个人课题成果集（2012）》，2013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