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逻辑：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张忠山
从1941年3月张如心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是一个“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党内被逐渐认同的过程。在这一时期，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相关概念的认识也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变化发展。几十年来，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提出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已颇为深入。然而，毛泽东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发展？影响这种变化发展的主观因素又有哪些？似乎仍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显然，这种探讨对还原和再现历史过程的丰富性、生动性，对继续拓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视角及领域，都是不无价值和意义的。
一、内容构建：强调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需要各国无产阶级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互相帮助，甚至实现某种形式的国际联合或协同。但是，这一原则的前提恰恰在于，各国无产阶级必须立足本国实际，依靠本国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努力，自己去探索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认识，是在同国际共运和中共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毛泽东开始思考和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出场路径。
(一）倡导“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提出虽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但毛泽东本人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早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展开。主要建立在对各社会阶级力量政治态度和实际表现的分析基础上的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及前途等的科学判断，构成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果之一。1927年以后，在建立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在了解中国国情和社会实际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革命战略和策略，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前提，主张从实际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116页。】。他提出在革命实践中发展理论的观点，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作教条式的理解与运用。1932年前后，毛泽东先后研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特别是列宁前两部著作中提出的理论原则，对毛泽东反思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起了极大的启迪作用。1933年11月，他在寄给彭德怀的《两种策略》上批注：“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寄给彭德怀，附言：你读了该书“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417页。】。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该书，是因为其中所描述的“左”倾思潮的原因，与1933年中共采取的革命政策相似。当时“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恶性发展，并逐渐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列宁所分析和针砭的各种“左”倾现象，在中共领导层普遍存在。毛泽东立足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领会列宁著作的要义，这种思考带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路线是非的意味。此后，“左”倾教条主义把中国革命推向失败的边缘，促使他进一步反思党的思想路线。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抗日战争在全国的展开，边区局势相对稳定，一大批理论工作者聚集延安，翻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延安兴起一股理论学习热潮。从1937年到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如饥似渴地钻研唯物辩证法一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等书籍【杨春贵：《毛泽东的哲学活动——回忆与评述》，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576页。】。他对党内同志指出，抗日战争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理论指导【《郭化若回忆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这一时期毛泽东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广泛阅读经典著作、弄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实际，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在某几个领域给予充分的阐述和创造性的发挥”【张希贤、王宪明等编著《毛泽东在延安——关于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组织人事、理论宣传和外交统战活动实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过程，就是推动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希望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推动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产生。
(二）主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分清路线是非。为纠正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作风，从思想路线层面剖析党内历次机会主义错误的根源，总结历史经验，中共中央于1942年春在延安发起了整风运动。整风运动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彻底地清算自身在思想路线上存在的问题，从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从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政治导向，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党高级干部在学习毛泽东主持编撰的“党书”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后，通过对党历史上路线是非、经验教训的总结，加深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认同，为全党自觉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毛泽东也注重从党的路线斗争角度启发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1943年7月，毛泽东与王稼祥谈撰写纪念建党的文章时，主张以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立意主旨，从革命斗争的角度阐述理论观点，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反对来自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王稼祥在文章中贯彻了毛泽东的主张，指出“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与讲话，目的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推动全党转变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
(三）鼓励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随着毛泽东政治领袖地位的逐步确立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蓬勃发展，从1940年始，和培元、张如心、陈伯达等纷纷在延安《解放》、《中国文化》等刊物上撰文，称颂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的贡献。和培元率先发声，指出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洋溢着中国革命鲜活经验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典型哲学著作“指示着新哲学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中国文化》1940年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3月，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是党内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予以较为系统的研究、命名的开始。文中指出，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发展规律的深邃认识，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上都有了许多“创造性与马克思主义底贡献”，他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创造性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产生的理论成果；为了在全党范围内教育党员干部学习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者应该是“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信徒【张如心：《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共产党人》第16期，1941年3月版。】。同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张如心调任毛泽东的读书秘书【朱佳木：《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页。】。这一安排，表明张如心的理论阐述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本人的认可。此后，他更加努力地专注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1944年春天，陈伯达在参加党的历史学习讨论时写成《读〈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指出中共成立以来，毛泽东是党内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者。和、张、陈等理论工作者都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由他们率先宣传毛泽东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贡献，显然受到毛泽东平时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据张如心的《自传》记载，1939到1940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作期间，他亲眼看到毛泽东的思想路线对根据地的巨大指导作用，这是他“从1941年起开始拥护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原因”。转引自佟英明：《理论教育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一记张如心》，载刘海藩、朱满良：《中共中央党校名师》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302页。】。上述努力，是毛泽东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尝试。
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是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的现实背景，也是毛泽东形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起点。毛泽东通过鼓励对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思想路线的探索，推动高级干部在党的历史学习和路线教育中分清是非，为“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提出与体系建构找到了历史依据。因此，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形成，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厚的实践源泉和历史积淀。
二、概念定位：确立保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的思想体系
随着延安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理论研究的日益深入，对其思想进行命名总结的时机逐渐成熟。继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后，1942年2月，张如心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的文章中，首次使用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他指出“毛泽东主义”是20世纪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是指导中国民族和社会实现解放的科学武器【张如心：《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K《解放日报》1942年2月18?19日。】。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即得到党内部分同志某种程度的呼应。同年7月1日，邓拓在代表晋察冀边区党委发表的纪念建党21周年的社论文章中，将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共领导革命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相结合的完整体系，是创造性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邓拓文集》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这一集体化的表态，其权威性远大于张如心作为一名理论工作者的理论阐述。此后，“毛泽东主义”一词流传日广。但毛泽东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顾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中共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的，自二大起，即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其领导。中共由于自身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足以及革命经验的缺乏等原因，决策层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对共产国际和俄国革命经验存在盲目信从的诸多弊端。即使到抗日战争时期，党内普遍对马恩列斯著作的看重甚于中国人的著作【张青叶《历史钩沉：有关张闻天的访问记录与活动摘记》（内部资料），2010年，第129页。】，没有认识到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著述就是中共对马克思主义新发展产生的理论成果【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毛泽东在1943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洛甫在整风后期就曾检讨说，他在主持中宣部工作时，只把毛泽东的文章和报告作为用于临时的策略教育的普通中央文件看待，没有当作与马恩列斯的著作同样重要的“马列主义读物”【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未刊稿。】。党内特别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将马列主义理论教条化、苏联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决议指示神圣化的倾向仍然存在，并影响到当前政策的执行。张如心、邓拓等人先后提出并阐述“毛泽东主义”时，共产国际尚未解散。此时公开另立“主义”，有“开宗立派”之嫌，不仅会遭致共产国际不满，也会被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的苏联视为“离经叛道”【如胡乔木指出，苏联视毛泽东思想为“禁区”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也“绝口不提毛泽东思想”参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页。】。中国革命事业尚未成功，求助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处尚多，中共此时不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别树一帜。即使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潜在影响仍然不可低估。毛泽东不主张另立“主义”的做法，对于有着精神领袖即政治领袖传统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而言，是维护其内部团结的必要措施。
(二）中国革命的理论源泉主要来源于马列主义。1943年7月，毛泽东在论及马列主义与中共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我作为马列的学生，不能提出一个主义与之并列“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张静如：《毛泽东研究全书·总论编·生平编》卷1，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显然，马列主义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指南，对于主义问题必须慎重。同年10月20日，中央总学委发布事前经毛泽东同意或由其起草的通知，具体反映了毛泽东对体现其思想的著作与马列主义之间关系的认识。该通知指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所著“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实际、“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7页。】。1944年春，延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将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著作选辑其中。4月2日，毛泽东复信周扬，指出：“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他的上述表态，明确指出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源流关系，不同意将自己的著作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并列。3个月后，萧三在回忆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文章中，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思想方法、战略策略以及工作作风这整个体系”冠以“毛泽东主义”【萧三；《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解放日报》1944年7月1日。】一词，这一用法同样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一贯反对将自己的思想视为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忝列“主义”、“本系”之林。他从维护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团结统一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反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外再立主义，重申中国共产党人共同信守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杨献珍《学习毛泽东同志八篇著作的几个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创造性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产生的理论成果，从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三）自身理论体系尚未成熟。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自己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认为思想尚未成熟，不宜作为体系去宣传。这种认识，符合中共抗日战争时期思想理论建设及发展水平的实际状况。1943年4月，中宣部代部长凯丰（何克全）致信毛泽东，提出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复信拒绝这一提议，并指出自身思想目前尚处于学习阶段，思想体系尚未成熟，可以整风文件中的几篇文章作为片断去宣传，但“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说明中讲到：“现在提出一个任务，就是加强对马、恩、列、斯著作的学习，首先是我需要加强”。他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重申自己既不是“一点也不懂马列”，但也不是“马列主义成了堆”；就其目前的理论水平而言“说懂一点马列主义，也引出一个任务来，也是要前进”；世界是运动发展的，人类的思想认识也随之发展【《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15、284、298?299页。】。他主张全党同志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理论水平。
由于考虑到马列主义是中共革命理论的源泉、顾及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与自身理论体系尚未成熟等现实因素，毛泽东反对“毛泽东主义”这一提法。上述历史因素与现实考量，反映出中共作为后发外生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征：革命理论来自西方，自身理论水平低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力微弱。这也是中共较长时期在革命战略问题上缺乏理论自觉意识，导致党内教条主义多次盛行一时的原因之一，深刻影响到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与革命进程的走势。中国革命实践的顺利开展和国内外政治形势演化的需要，促使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命名问题成为中共必须解决的紧迫任务。
三、范畴明晰：认可新理论提出的导向作用
在毛泽东看来“思想”是动态变化、开放发展的。他指出：“人的思想是历史地发生与发展着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82页。】，呈现出认识的渐进性与阶段性特征。这一认识，是他接受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基础。毛泽东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范畴的理解，需要从以下因素分析。
(一)确立“中国化”思维方式的需要。国民革命和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促使共产党人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为了克服中共党内严重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于1937年夏天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新中国成立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该文的主要部分修改后以《实践论》《矛盾论》为题收录其中）。这篇文章是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总结中共领导革命的实践经验，深刻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代表作。在1938年秋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从确立党内思想路线的角度正式提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主张。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具体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抽象的、空洞的理论无法发挥其变革社会的作用。目前中共面临的亟须解决的重大任务，就是把带有抽象性和原则性的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教育全党从中国的革命实际出发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表现带有中国的特性【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1938年第57期（这段话在收入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时有改动）。】。这一命题的提出，推动了中共指导革命的实践进程。革命领袖对这一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进行系统总结，标志着中共的理论创新进入了自觉升华阶段，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提出营造了理论氛围。在此基础上，1939年10月，毛泽东指出，中共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是推动革命事业前进的重要因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毛泽东最初的表述是：由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有了进一步的联系（收入《毛泽东选集》第2版时作上述修改。参见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共产党人》创刊号，1939年10月，第9页。】。此后，他一直为纠正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倾向而努力。1940年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长篇发言中将苏维埃革命后期的错误定性为“路线上的错误”，但当时中央领导层并未就此达成一致【高新民、张树军《延安整风实录》，第61?62页。】。随着党内高层对党史的学习和反思，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关于苏维埃革命后期政治路线定性为路线错误的分析在党内基本上达成共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版）中卷，第237、28页。】。1942年他发动整风运动，目的就是彻底批判和清除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在全党树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旗帜。王稼祥在纪念建党22周年的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引领中国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制度实现的保证【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经过整风运动中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批判，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得到普遍确立，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逐渐趋于一致。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开学典礼讲话中最先提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他指出，中共自遵义会议以来，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的原因即是由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并将“毛泽东思想”视为“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指导地位逐渐确立的过程，同时是中国革命摆脱教条主义、确立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导向的过程。
(二）树立与国民党开展舆论斗争的旗帜。延安时期，中共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等概念并大力宣传，在某种程度上是树立与国民党开展舆论斗争旗帜的需要。1941年底，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此后《中美新约》、《中英新约》的签订，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国民党政府开始考虑战后的国家走向问题。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借以攻击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队和敌后根据地。同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严峻考验，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也饱受国民党攻击【蒋介石在1943年7月23日发布的《劝告中共党员书》宣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斯（思）化，绝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参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下），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此时，中共迫切需要建构一套权威性的、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与之抗争。这套理论体系，一方面必须具有历史延续性，承继中共一贯高举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另一方面必须采取以中国话语表述的民族形式，扎根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指引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就中共当时情形而言，显然只有毛泽东具备建构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资质”。在政治上树立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在思想上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地位，就成为中共对国民党的反共舆论展开论战、统一全党精神意志、指引民族未来前途的重要举措。刘少奇曾指出，为了回击蒋介石对中共的舆论攻势，消除共产国际教条主义的影响，在全党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黄铮《刘少奇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是1943年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意“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一定程度上是当时树立与国民党开展舆论斗争的旗帜的现实需要使然。
(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在和培元、张如心、邓拓等人的文章中，都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认为，“实践是发展的，理论也应是发展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44页。】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随着实践的深入而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性。中国共产党人应致力于推动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即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革命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给予科学解释和理论说明【《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4页。】。中国革命斗争的伟大实践必然创造新的理论形态，中国共产党人应具备理论创新意识，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提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陈云传》（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32页。】。其他领导人也纷纷赞誉毛泽东思想代表了辩证法和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上述认识，成为王稼祥较为系统地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基础。1943年7月初，王稼祥在写纪念中共建党22周年的文章时，曾向毛泽东请示如何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命名。毛泽东明确支持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几天后，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并多次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对其内涵第一次作了较为系统的概括和界定。该文通过对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谋求民族解放的奋斗历程的分析，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集中体现，毛泽东在各种著作与实践中指明了中国民族解放全过程的正确道路。马列主义是近代以来先进分子为挽救国家危亡选择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是“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该文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思想”。这一界定所揭示的内涵，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作为概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的科学概念，经过革命领袖和理论工作者较长时间的探讨终于形成。有学者指出，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表明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以一整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取代了“言必称马列”的教条主义思维体系，是中共自我主体意识和理论自觉的体现【梁化奎：《毛泽东思想在一个话语地带的表达传播》，《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6期。】。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逐渐被党内外许多同志所接受和使用。1944年，邓拓在其负责编选的国内第一部《毛泽东选集》前言中指出，全党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邓拓文集》第一卷，第48页。】，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保证。
(四）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创造。1941年毛泽东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发出了“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445页。】的感慨。革命斗争是中共集体的实践活动，从中产生的理论成果自然属于集体创造的成果。这一感慨表明了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树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目的所在。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命名问题上，由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存在歧义，难以界定其思想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王稼祥从党的历史角度分析“毛泽东思想”，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汲取历史经验产生的理论成果【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8日。】。这一认识蕴含着“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创造的成果的含义，而它与毛泽东本人的一贯看法是一致的。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的历史活动主体不是个人，我只能成为党的领导集体的代表；出于党的利益考虑，我不反对“毛泽东思想”写入党中央的决议【《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7、284?285页。】。他在七大上重申可以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代表，但明确“毛泽东思想”的创造主体不是个人，是凝结了许多同志的正确思想与吸收中国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彭真《继承发扬延安精神和延安作风》，《红旗》1986年第18期。】。刘少奇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的政治报告指出，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方针”【《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集体创造的成果被确立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提法的最终认可，是在肯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中的运用与发展，是中共革命实践中全党集体创造的成果基础上，为应对与国民党开展舆论斗争、在全党确立“中国化”思维方式的需要而接受的。
马克思主义是中共革命的理论源泉和方法论，中共的革命实践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这一特殊社会形态中的创造性展开。“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质，又具有中国特殊社会形态的时代特点和民族特性。在一个长时期中，中共深受教条主义之害，为推动党内思想路线的转变，毛泽东试图创造一种既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特质、又保留在这一理论框架之内的思想体系，确立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实践探索，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毛泽东在“毛泽东思想”从提出到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过程中的认识，则是这一逻辑的深刻反映。
（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北京 100872）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