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的“新社会”梦

青年毛泽东的“新社会”梦

——毛泽东早期对社会改造道路的认识与选择

王晓荣　何金凤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建党前夕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密不可分，毛泽东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其思想转变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共早期领导人的共性特点。1917至1921年初是青年毛泽东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关键时期，其中关于中国社会再造的梦想是该时期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他在1919年所说“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9页。】，而这一梦想源自于对当时国家现状的认识。

一、青年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

民国初期，面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的局面，无数中华儿女都在苦苦思索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的原因和出路，青年毛泽东怀着“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爱国情怀，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灾难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

首先，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被征服的民族不自由”【《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90页。】。当1916年旨在分掠中国满蒙的“日俄协约”签订后，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指出，日本“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他感慨中国“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表达了对民族危机的深切忧愤。同时，他也深刻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即“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他预言“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没有什么能做的，“止有磨砺以待日本”。【《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2页。】

其次，青年毛泽东还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源于民族不独立，还源于国内“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他们“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致使“国家坏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而这一切的根源是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俱从枝节入手”，枝节虽不可少，但如果不能抓住这些枝节的本源，“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页。】就像辛亥革命后，中国“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03—504页。】，国民在约法上应享受的特权，“实际上则几被少数官僚军阀剥夺至于净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0页。】。因此，辛亥革命实质上并没有成功，资产阶级共和制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但是，毛泽东对民族的未来并没有就此丧失信心，他只是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以往变革的不彻底造成的，在为《伦理学原理》所做的“批注”中，他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1页。】毛泽东相信，如果有一个彻底的社会变革，中华民族复兴是能够实现的，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3—394页。】这样，“改造社会”就成为毛泽东早期思想的主题，而对“新国民”、“新制度”、“新生活”的追求，则构成其“新社会”梦想的主要内容。

二、新国民

毛泽东早期受启蒙思想影响，认为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改造民心道德”，以“变化民质”，造就“身心并完的新人”【段治文：《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历史底蕴》，《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首先，毛泽东认为，塑造新国民最为重要的是改造国人的思想，“文明其精神”。因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不是兵力不强财用不足的危险，也不是内乱相寻四分五裂的危险。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人们迷信神鬼、物象、运命和强权，“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毛泽东认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而“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要“摧陷廓清”国人思想，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圣贤引导。毛泽东认为，培养新国民需要有圣贤的引导，以使旧思想得到洗涤，新思想得到传播。他在1917年与友人谈话说：“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希望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39页。】。他认为如果圣贤不能引导国民大众，那么普通民众就会愈加沉沦，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而如果圣贤之人能去教育民众，则“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8—89页。】。

（2）教育传授。毛泽东认为，国民新思想的形成，除需要圣贤引导外，还应该有学校教育，因为我国“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甚力甚大”，故“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才”。【《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基于以上看法，由毛泽东主持于1917年成立的湖南一师夜校的主要对象即工人大众，教授内容包括国文、算数、常识，“国文、算数之近于技能”，而“常识注重精神”，包括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其中“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页。】。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学校教育对国民新思想的形成必不可少。

（3）新文化传播。毛泽东对于培养新国民付诸的实践，不仅包括夜学，还有以他为主要成员发起成立的各种学会组织及创办的各种刊物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1918年由毛泽东等发起成立的“新民学会”和1919年创刊的《湘江评论》，都以宣传新思潮、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新文化运动后期，由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毛泽东等于1920年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以促进湘潭教育，宣传新思潮，倡导革新教育为宗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97页。】，同时创办“文化书社”致力于“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此时已经接触并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俄国革命，认为俄国是世界新文化的代表，“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2版，第498页。】。毛泽东由此抛弃了之前的改良态度，主张在思想文化上彻底实现国民改造以再造中国社会。

其次，在重视思想改造的同时，毛泽东还关注国民的体质健康，他对国民体质下降问题深表忧虑，指出：“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因此，体育也是培养新国民必不可少的重要方面。在教育上，他提倡德智体三者并重，但认为身体是“德智”发展的基础，身体“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为“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即身体如车一样承载知识、像房子一样装载道德，他相信“无体是无德智”，“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同时认为，体育对一个人各方面发展都非常重要，不仅能“强筋骨”，而且能“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因此，“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体育的重视程度。而要真正实现强壮国人体质的目标，毛泽东认为，除一些具体锻炼方法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65、66、67页。】，即让国人真正重视体育，知道体育对于德育和智育的重要作用，并能主动自觉地锻炼身体。

三、新制度

毛泽东少年时代接受的是儒家思想教育，他深为“大同”思想所折服，希望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后来又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思想的影响，主张通过和平改良实现社会变革。但随着毛泽东青年时期改造社会实践的不断深入，其思想中走俄国式道路的倾向日愈明显，并最终选择通过建立俄国式新制度来改造中国社会。

首先，毛泽东认识到中国社会制度彻底变革的必要。他指出，清末民初的历次变革都没有触及变革社会的本源问题，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页。】，造成“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改变社会基础而只关注于上层建筑的形式变化，正如“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8—489页。】。因此，他认为，“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如此造端宏大之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他指出，就中国全般局势而论，应该从“根本解决”下手，彻底变革社会制度。

其次，“民众联合”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毛泽东在1919年《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而变革社会“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86页。】，因此民众联合是建立新制度的手段。改变中国社会现状，“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毛泽东主张，组织民众联合的方式应该根据境遇和职业不同，依共同利益范围的大小成立规模不同的联合，大联合以小联合为基础，“因为共同利益，只限于一小部分人，故所成立的为小联合”，“像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分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378页。】，然后以民众联合来对付国内外强权者，求得自身利益的实现。

再次，目标模式逐步趋向于“俄国式道路”。毛泽东提倡以民众联合的方式实现共同利益，经过了从和平改良到趋向于俄国式道路的过程。他最初主张群众联合，是要向强权者实行持续的“忠告运动”、“呼声革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但随着变革社会实践的深入又认识到改良道路行不通，他说：“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暗淡……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这便是俄国式的革命道路。

在毛泽东看来，“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页。】，1920年初，他曾想赴俄留学，说明已将社会改造目光转向东方，也代表了当时进步知识分子救国方向的转变。毛泽东对社会改造道路的制度设想是：“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19、520页。】。他还指出，“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至此，社会主义成为其改造社会的一个可选项，到1921年初，新民学会的方针就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至于方法，毛泽东提出，“激烈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这样，走“俄国式道路”就成为毛泽东的最终选择。

四、新生活

对于新社会的设计，青年毛泽东不仅关注新国民的培养和新制度的探索，同时也关注“新生活”的创造。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指出：“‘人类应如何生活？’成了一个绝大的问题”【《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因为“旧生活，只适用于旧时代。时代已更，则须别有适应此时代之新生活”【《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3页。】，这种新生活包括新教育、新家庭和新风尚。

首先，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青年毛泽东虽然重视学校教育对于培养新国民的作用，但他对旧式学校教育非常不满，渴望新式学校提供新的教育方式。他觉得，新教育要“以创造新生活为主体”，学校应该教给学生能够应用于现实生活的更多实用知识，教育内容必须“与创造新家庭新社会相联系”。基于此，他主张，“学校教授之时间，宜力求减少，使学生多自动研究及工作”。在他于1919年底付诸实践的“新村”活动中，一天分六分，其中包括二分读书、一分工作，“工作须为生产的，与实际生活的”，内容包括种园、种林、畜牧、鸡鱼等。毛泽东认为，教育与生活结合，则可使“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449、451、455、456页。】除新村实践外，毛泽东还想在长沙“办一个自修大学……实行共产的生活”，大家“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75—475页。】。这虽是其对于未来教育的一种设想，但已趋近于共产主义的社会生活模式。

其次，实行新婚姻，创造新家庭。毛泽东认为，“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54页。】，因此创造新家庭也就主要围绕实行新婚姻、构建新的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进行。在他看来，“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页。】毛泽东注意到，中国与外国家庭子女意志独立、两方并立的状况不同，在中国，“父母的命令，和子女的意志完全不相并立”【《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老人与少年对生活的关注点也不同，青年人注意恋爱，而老头子单注意“吃饭”。关于婚姻制度变革，毛泽东认为，“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两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尽可自由配合”【《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41页。】，“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恋爱以外，不能被支配于‘经济’”，“子女的婚姻，父母绝对不能干涉”。唯此，“资本主义的婚姻才可废止，恋爱中心主义的婚姻才可成立，真正得到恋爱幸福的夫妇才可出现”。【《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437页。】毛泽东设想，如果女子能够在意志和经济上真正实现“自立”，并且“儿童公育”也能成为现实，则新的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就可以形成。

再次，改造旧习俗，形成新风尚。创造新生活的目标如果没有文明进步的社会风尚，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对这种新风尚的探求，着力点主要放在思想解放及破除旧的婚俗迷信上。例如，在女校管理上，毛泽东批评“一个女学校办事人，”不让学生外出，使“学生独深闭固拒，一步也不出外，好像走路是男子专有似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页。】，表达了对社会禁锢女子的强烈谴责。对于家庭妇女，毛泽东直指社会不平等对女子摧残的情况，并向整个社会发问：“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参政？我们都是人，为甚么不许我们交际？”【《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对这些问题，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而附着于婚姻上的迷信风俗更造成了女子的苦难，他认为迷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两块招牌的大护法。为了帮助女子脱离苦难境遇，“惟有起女子革命军”【《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毛泽东对社会风俗变革做出了实际努力，在他和友人发起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专门讨论了“婚姻制度改良及婚姻制度应否废弃”、“家族制度改良及家族制度应否废弃”等根本性问题。【参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397页。】这些都体现出毛泽东对平等、公正、和谐的社会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五、结语

毛泽东青年时期对社会改造道路的探索与追求，是其最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不可缺少的历程和原动力。虽然他青年时期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还有一定距离，但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大潮中，在对各种社会改造理论的不断思考、实践、判断、甄别中，才最终认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认清俄国式道路是救国救民的唯一可行而正确的道路，并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俄国式道路后从未动摇。因此，毛泽东早期思想尤其是社会改造思想是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道路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虽不够成熟，但弥足珍贵。

尽管毛泽东早期的“新社会”梦想如今早已实现，但它仍然是我们当前实现“中国梦”可资借鉴的重要思想源泉。首先，青年毛泽东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情感以及浓烈的爱国情怀，鼓舞我们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其次，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解读，其立足点及认识方法对我们进一步认清国情、科学分析发展现状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再次，毛泽东对“新国民”、“新制度”、“新生活”的理论构建，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塑造新型社会主义公民、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及社会建设，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价值。总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几代中国人不懈追求的目标，它的实现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思想理论资源，以增强理论自觉性与实践科学性，使我们能够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作者王晓荣：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