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及其现实意义
魏礼群
今年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他的光辉一生是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虽然经历严重曲折，但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能够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宝贵经验和物质基础。回顾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成果，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社会一切发展和进步的基础。
1956年，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各地发展极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的重大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吸取外国经验教训，走自己的建设道路。为此，毛泽东开始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艰苦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鉴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主要按照苏联模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取得了巨大成效。但随着形势进一步发展，苏联模式不断暴露出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借鉴苏联经验，正如毛泽东所言：“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1955年底，毛泽东最早提出“以苏为鉴”的问题。毛泽东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理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1957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讲话中，针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不承认社会主义还有矛盾的观点，毛泽东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站在对立统一规律的哲学立场上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基本上是适合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但又很不完善，还存在某些环节的缺陷，同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基础的需要相矛盾，应当及时地调整，但这些矛盾同旧制度的矛盾又“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也就是说，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4页。】毛泽东还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详细分析，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指明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动力的科学认识，为我们不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思想武器，也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不断进行自我完善和自我革新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思想。在1956年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他说，“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生产关系的调整“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也“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同年，党的八大全面分析了我国的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出现的新情况，指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就将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任务在党的路线方针中确立起来。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8、214页。】
对于如何发展生产力，毛泽东也有着深入的思考。他提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页。】在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讲话中，还多次提到科学技术和技术革命的重要性。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提出，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1页。】。1960年3月，他在对《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的报告》和《技术革命运动获得大面积丰收》两份材料的批示中又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52页。】1963年，在听取有关同志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他告诫全党：“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思想，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论和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设想。为了使各级领导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毛泽东要求全党领导干部认真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年底至1960年初，在边读边议这本书时，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分阶段发展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和重要贡献。
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还着重思考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他立足于中国实际，以苏联、东欧经验为借鉴，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他明确指出，要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关系，把农业放在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提出要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关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毛泽东也作过深入的思考。他率先提出并初步规划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明确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7页。】。他还提出了国防现代化的问题。在边读边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1964年12月，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时，提出“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建成现代化强国。到了197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又明确指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这样，毛泽东亲自规划了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为我们党后来不断思考和制定中国现代化建设战略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四）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重视价值规律的理论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初期，毛泽东就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只限于生活资料的观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他多次强调，不能把商品生产同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有利工具。在纠正1958年“共产风”的错误中，他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发展商品生产、利用价值规律的思想，认为“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77页。】他还说，在今后一个必要的历史时期内，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他的这些论述实际上已经把商品生产看成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使用的经济形式。毛泽东还认为，只要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就要起作用。他在1959年2月底3月初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价值规律是客观存在的经济法则。在同年3月的一个批示中还写道：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页。】1959年，毛泽东批示：“工农商并举，提得很好，一定要这样做。贬低商业，商不挂帅，工农两业是不会发展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9页。】他在当时整顿人民公社中明确提出，要“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页。】。这些重要思想都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也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商品经济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五）鲜明地作出了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重大关系的论述。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也是他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代表作，其内容涉及到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和政策。其中，特别论述了如何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经验，要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页。】这就阐明了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辩证关系。后来他还提出，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到了60年代，毛泽东更明确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立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在分析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关系时，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26页。】1959年底到1960年初，在边读边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又分析了工业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他指出：“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8页。】
在这次边读边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协调发展的理论观点。他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不以规律为计划的依据，就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的作用发挥出来。”他还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所以“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9、121页。】这一系列阐述，都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和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入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六）开始提出了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科学论断。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集中分析了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毛泽东强调，要通过改革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以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他提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他说：“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这实际上提出了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问题。他还提出了给企业下放权力的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他提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省市与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8—33页。】这些思想表明，毛泽东力图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这是毛泽东探索中国工业化道路整体思考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七）强调提出了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国外学习的思想。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毛泽东十分强调学习的作用，一是向书本学习，二是向群众学习，三是向国外学习。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国际环境非常严峻，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他并不搞闭关锁国，也反对固步自封。开始时，他主要强调向苏联学习，后来也强调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1956年4月，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如何学呢？他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说，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这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他还强调，即使“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1、44页。】这些论述，为我们正确处理引进、吸收、创新的关系以及所应当持有的开放态度提供了思想源泉。
（八）围绕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一系列重要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仅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对此，毛泽东也有一系列可贵的探索。在政治建设上，他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毛泽东在党内率先提出废除党和国家领导干部终身制，并提出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1957年7月，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提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43页。】。1956年，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5页。】“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2页。】他非常重视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确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在科学文化建设上，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重视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提出知识分子要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党的建设上，他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03页。】。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党的八大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些思想，为我们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成果和经验教训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的大量思考和探索，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如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定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03、804页。】这些成果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奠定了基本制度基础。毛泽东对农村合作化道路进行了探索，形成了一整套方案，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确立了在农村走集体经济发展道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农民群众激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经过农民集体力量的艰苦奋斗，很快创造了农业生产上的一系列奇迹。这个时期的开荒造田、兴修水利及大量的农田基本建设，都是靠集体的力量完成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对城市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形成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经济制度，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二是建设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在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后，新中国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在曲折探索的道路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以1966年同1956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3倍。棉纱、原煤、发电量、原油、钢和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巨大的增长。从1965年起实现了石油全部自给。电子工业、石油化工等一批新兴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布局有了改善。农业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开始大规模地展开，并逐渐收到成效。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6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70倍。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为新中国成立后前7年的4.9倍。经过整顿，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科学技术工作也有比较突出的成果。【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03页。】
再进一步看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经济建设成就也十分显著。农业生产条件发生明显改变，全国农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3亿亩扩大到6.7亿多亩，农用拖拉机、排灌机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电量等于解放初全国发电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国粮食增长近1倍，棉花增长1倍多，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1980年同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棉纱产量增长3.5倍，原煤产量增长8.4倍，发电量增长40倍，原油产量达到1.05亿多吨，钢产量达到3700多万吨，机械工业产值增长53倍。在辽阔的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兴建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地逐步建设起来。资源勘探工作成绩很大。铁路、公路、水运、空运和邮电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随着工业、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参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795—796页。】另外，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第一次核实验成功，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第一台集成电路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次回收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成功，以及籼型杂交水稻试验培育成功等等。这些巨大成就都是有目共睹的。
三是探索和初步实行了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改革开放有着重要的影响。根据毛泽东关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必须与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基础变化相适应的思想，我们党进行了着眼于改变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探索实践。党的八大决定，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因地制宜、因事制宜的原则，改进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适当扩大地方和企业在计划、生产、财务、干部等方面的自主权力。1957年，中央先后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业、商业、财务管理体制的文件，把部分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和企业，并研究制定了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在上世纪60年代初经济调整时期和“文化大革命”中也推进了权力下放的改革。虽然这些改革几经放权、收权的过程，总体是不成功的，但是对以后全面开展的体制改革有着重要借鉴作用。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毛泽东呕心沥血，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探索，但囿于历史的、认识的、理论的和体制的局限性，在探索过程中出现了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科学著作是我们行动的指针，但是不可能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还“由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经验不多，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大成就”。【《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17、797页。】
这些经验教训主要表现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产生了一系列“左”的思想倾向，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左”的错误严重泛滥；用指导革命战争和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指导和组织经济建设，违背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以至后来搞大干快上和盲目冒进，造成严重损失。毛泽东对建设道路探索中的许多好的设想，没能一以贯之地坚持，后来还背离了他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分析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酿成了“文革”十年的动乱。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将毛泽东在探索中所犯的失误、错误与整个探索时期等同起来，不能因为探索中的错误而将整个探索实践否定。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三、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是异常艰辛的。他在探索中提出的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和理论，也包括在探索中出现的严重错误和教训，都为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准备，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始终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合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努力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就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坚决革除一切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障碍和制度弊端。当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发展。
第二，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搞建设，不可逾越社会发展阶段制定发展方针和目标。认清中国基本国情，既是尊重客观规律的需要，也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任何急于求成、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和政策，必然欲速则不达。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党过去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性，忽视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果和各项经济计划、经济政策、经济措施的科学论证，从而造成大量浪费和损失。我国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既反对消极情绪，也反对急于求成。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沉着应对各种挑战和风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第三，始终贯彻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原则，妥善处理各方面重大关系。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重要思想方法、认识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个思想对于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仍有现实意义。在我们这样幅员辽阔、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搞现代化建设，搞好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尤为重要。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展的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包括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还包括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各方面协调发展。在经济工作中注重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包括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的平衡、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平衡等。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是动态的、开放的，这就需要我们站在新的高度运用好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的方法和原则。
第四，始终坚持既要独立自主，又要对外开放，善于汲取人类发展一切文明成果。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和建设事业，要充分信任和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走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前进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前和之后，在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的压力面前屈服，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始终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没有任何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先进事物和文明成果。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需要在更宽领域、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扩展对外开放，善于在继承和创新中汲取人类发展的一切文明成果；同时，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决不迷信外国模式，更不能盲目照抄照搬。
第五，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做到有错就改。任何一个政党在成长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可能不犯错误，特别是在探索新道路的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关键在于如何对待错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无视错误、不承认错误，甚至文过饰非、掩盖错误，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会招致更大的错误。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中，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也由于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指导方针上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危害和损失。从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1960年冬，毛泽东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1962年1月，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由于这些经济和政治的措施，使得从1962年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得到持续发展和明显进步。由此看出，只要我们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不讳疾忌医，不混淆是非，重视总结经验，认真吸取教训，就可以把党和国家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如毛泽东所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303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和党中央这种求真务实、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科学态度，仍然值得大力提倡和弘扬。这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沿着正确道路发展的重要保证。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确对待历史、正确对待领袖人物，才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才更有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探索的坚持、改革、发展。他强调，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回顾改革开放前毛泽东带领党和人民先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缅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丰功伟绩，正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汲取不竭动力。
（作者魏礼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副理事长，国家行政学院原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