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国权思想

论毛泽东国权思想

顾永俊　陈英豪

国权是指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耦合基础上的国家权利。国家主权是国权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利益是国权的核心和目标。没有国家主权就无所谓国家利益，反之，放弃国家利益，国家主权则无从谈起。毛泽东是维护和发展国权的一面旗帜，其国权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是毛泽东国权思想确立的现实基础。

1949年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战线，由此引起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极大恐惧和仇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变换手法企图拉拢新生的人民政权倒向帝国主义阵营，遭到可耻的失败后，他们又顽固地采取了一系列敌视和威胁新中国的政策。在政治上，他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并且支持台湾国民党当局继续霸占着在联合国的席位；在经济上，对我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在军事上，对我国实行包围和威胁，并且支持国民党残余部队负隅顽抗。在这种恶劣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要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关键是要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声明：“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的复辟阴谋的有力的武器，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这个武器。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特别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主义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建国后，毛泽东不信邪，不怕压，以他特有的胆识和智慧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清除国内反动势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建设现代化国防等一系列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斗争。

二、捍卫国家的领土完整、促进祖国统一是毛泽东国权思想的重要内容。

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与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使命，也是毛泽东国权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是捍卫国家领土完整的一面光辉旗帜，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在坚持对我国所有领土拥有绝对和完整主权的原则下，在收回香港、澳门主权、促进台湾统一、解决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等一系列问题上，立足现实，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分别采取了不同的、较为灵活的策略。

（一）对香港、澳门采取“维持现状，暂不收回，为我所用”的策略。

澳门、香港地区历来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个地区长期和祖国分离都是葡萄牙和英国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造成的。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届政府都曾为收复香港、澳门做出过努力，但都没有成功。解放前夕，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在酝酿如何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了。他在西柏坡时曾对来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没有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了，需要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需要花较长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高民政：《世纪回眸：党和国家三代领导集体和平统一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军事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随后，中央作出决定，对香港、澳门的问题应“暂不收回，维持现状”。1963年8月9日，毛泽东会见索马里总理舍马克，就反帝反美问题以及我国对香港的态度问题指出：“香港，部分是割让的，部分是租的，租期是99年，还有36年才期满。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不准备动它。”又强调“我们不动它并不是永远不动它，英国现在安心，将来会不安心的。”【李慧：《毛泽东、邓小平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出的重要贡献》，《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显而易见，“暂不收回”的决策是出于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而收回主权才是毛泽东实施这一政策的最终目的。

（二）解决台湾问题采取武力和和平统一两种方式。

所谓台湾问题，是国内战争遗留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与祖国大陆统一的问题。实现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符合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

早在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指出解放军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在美国继续推行的反华反共的政策庇护下，台湾国民党政权对大陆基本采取“巩固台湾，伺机反攻”的政策并进行频繁的军事袭扰。1954年美国又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将台湾并入了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安全体系”。海峡两岸处于严峻的军事对峙之中，对中国的统一构成了极大的障碍。对此，毛泽东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4年9月3日奉命炮击金门，美、蒋猝不及防，损失惨重，两名美军顾问当场毙命。随后，国共双方在浙江沿海岛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至1955年2月底，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盘踞的浙江沿海诸岛。

1955年8月1日，举世瞩目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依据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调整了对外政策和对台工作方针，将对台工作方针从武力解决调整为和平统一。但是，美国和国民党集团对于中国方面的和平倡议，不仅没有予以积极合作，反而进一步在台湾加紧军事部署。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台政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持续43天炮击金门。在战斗中，运用了“直接对蒋，间接对美，联蒋反美”的战略，既进行炮击又不急于拿下金门、马祖，有意识地将金、马留给台湾国民党当局，以保留一条连接大陆同台湾的纽带。后来，炮击金门变成了纯粹的政治仗，不但双日不打，就是单日打炮，也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蒋军回炮，也同样只打海滩。此后，又发展到每逢年节，对金门停止炮击三天，蒋军也照此回应。国共双方的这种默契有效了遏制了美方逼蒋撤离金、马，实现两岸停火，从而将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图谋。与此同时，1958年10月6日，以国防部名义发表实际上出自毛泽东手笔的《告台湾同胞书》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0页。】建议结束两岸对峙，举行和平谈判。1959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的记者时指出：台湾如果回归祖国，他们可以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来了大陆就是大贡献，把枝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他的，他可以搞他的一套，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军，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

1963年后，周恩来将毛泽东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系统地概括为著名的“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第一，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当地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对陈诚、蒋经国等人，亦悉听蒋重用。第二，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第三，台湾的社会改革都可以从缓，必待条件成熟，并尊重蒋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第四，双方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三）和平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坚决反击少数国家发起的军事挑衅。

新中国成立时，一共与12个邻国接壤，边界线长约21108公里，其中与苏联的边界线最长，约6480多公里，与阿富汗的边界线最短，约92.45公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苏联等国都存在着有争议或未定界的领土。因此，处理好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对新中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创造安定友好的周边环境，扩大新中国的生存空间，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至关重要。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外交活动的过程中，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另一方面，本着最大的诚意主张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领土争端，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较为灵活的策略。1954年12月，毛泽东在会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就两国的边界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这表明，毛泽东在解决与缅甸的边界问题时，能够立足现实，充分考虑和尊重双方利益。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中缅双方于1960年10月1日正式签署了《中缅边界条约》，从而正式划定了两国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还通过和平谈判先后与尼泊尔、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朝鲜等国解决了边界问题。新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的举措，不仅反映了中国和平外交方针，而且有利于中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进而有利于我国集中精力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国际上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

毛泽东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但对某些国家无理发起军事挑衅，借机蚕食我国领土的侵略行径，毛泽东主张迎头痛击，还以颜色，但又有所节制。

三、强烈的忧患意识，时刻防范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是毛泽东国权思想的重要特色。

如果在内外反动势力下逼迫下，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发生了变化，那么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必然也得不到保障。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毛泽东不仅时刻防范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对帝国主义在新形势的新的侵略方式——“和平演变”战略早有警觉并高度重视、严密防范。所以说，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毛泽东国权思想的重要特色。

1949年，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明确提出，帝国主义“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4页。】1949年8月，毛泽东一连写下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5篇文章，以新华社评论的形式批驳了美国政府推卸对华政策失败责任的白皮书，并对帝国主义向我国实施“和平瓦解”的计划的依靠对象及目的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揭露，告诫人民要警惕帝国主义在新形势下的侵略。

1956年，相继发生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抛出全盘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国际上引起很大震荡。杜勒斯受到极大鼓舞，开始到处鼓吹他的“和平演变战略”，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极大警惕和高度重视。1956年，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作并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对当时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思想混乱的问题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并重点论述了要客观地、辩证地看待无产阶级专政下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还提醒人们要警惕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文章指出：“我们从来认为敌人是我们最好教师。现在杜勒斯又在给我们上课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9年12月29日。】1959年11月，毛泽东杭州召开的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还专门印发了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三篇演说词（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对远东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美国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的证词，以及同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讲），要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指出，杜勒斯讲要以什么“法律和正义”来代替武力，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美国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演变，腐蚀我们。”【《回顾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述》，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四、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争取和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是毛泽东国权思想的最终归宿。

国家利益是国权的核心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重要依据和根本因素，它既是各国外交政策所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又是衡量外交政策得失成败的最根本标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毛泽东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新中国制定对外政策时，始终把国家的长远利益放在第一位。

（一）划清与旧中国屈辱外交的界线，创立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

随着1949年初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将成立，全面地提出和制定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成为中共领导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任务，决定了即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完全抛弃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关系，与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决裂，建立真正平等的外交关系，实现中国人民渴望百年的独立自主。1949年初，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屋子再请客”两条外交方针。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外交方针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同时，《共同纲领》明确提出新中国外交要奉行独立自主原则，第54条如此表述：“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3页。】按照这一外交原则，新中国在同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同时，开始有步骤地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势力和影响。

（二）把国家利益作为外交决策的主要依据，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从新中国成立到毛泽东逝世这20多年的时间，由于在美苏两极争霸中力量彼消此长，国际关系错综复杂。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能够做到随机应变，主要根据国家利益的需要来调整国家对外政策，先后采取了“一边倒”，反帝、反霸两条线，一条线、一大片的外交战略。

在毛泽东国权思想指导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以国家利益作为决策的主要依据，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勇敢地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斗争，坚定地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建立了国际反霸权统一战线，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苏两极的世界格局，为我国赢得了政治大国的地位，在整个世界大格局中，中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在毛泽东有生之年，中国不仅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同当时世界上独立的130多个国家中的110个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与美国、日本、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回忆说：毛泽东“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158页。】

诚然，毛泽东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积极谋取国家利益的同时，在对外交往和进行外交决策时，并没有完全做到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有时甚至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作为划分亲疏远近的标准。但是，意识形态利益从本质上讲也是国家利益的有机构成部分，因此并不违背国家利益原则。1971年，为尼克松总统打前站的基辛格在访华时，曾这样评价道：“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曾经为了保持学说的纯洁性一再折腾他的人民，现在竟然不厌其烦地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之上。”【《动乱年代——基辛格回忆录》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版，第86页。】这段话从侧面应征了毛泽东外交决策的国家利益原则。

五、人权从属于国权，在此基础上发展和保障人权。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不仅致力于争取和维护国权，而且一直为争取和保障人权而不息奋斗。关于国权和人权的关系，毛泽东认定：国权是人权的基础，人权是从属于国权的，当一个民族不能自立时，人权是根本没有保障的。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631页。】针对近代中国外无国权，内无民主的状况，毛泽东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31页。】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进一步阐述了国家独立与人权的关系，他说：“对于一个被剥夺了民族自由的人民，革命的任务不是立即实现社会主义，而是争取独立。如果我们被剥夺了一个实践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就无从谈起。”【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年版，第375页。】可见，毛泽东认为在一个半殖民地地封建的国家，没有国权就没有人权。

在维护国权的基础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主义压迫的民主革命，变中国为独立、自主和领土完整的国家，赢得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获得国家的独立权、人民的生存权以后，人民应该进而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没有国家的独立权和人民的生存权，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权利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反过来，没有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国家的独立权和人民的生存权就不可能得到保持和维护。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376页。】建国后，毛泽东更是注重扩大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自由和权利，并通过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针对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对我国的人权状况的诬蔑和中伤，毛泽东在与非洲一个发展中国家领袖的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自主地选择本国的政治制度、发展道路和价值观念，其他国家都无权干涉。无端地攻击别国，将本国或某一地区的人权标准强加于别国，就是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和主张。那种认为不干涉内政原则适用人权问题的主张和行动。本质上是一种强权政治，完全与保护人权的崇高事业背道而驰。”为彻底击退西方的人权攻势以正视听，毛泽东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503页。】他们的“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736页。】1965年12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天赋人权思想是错误思想，“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070页。】毛泽东从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出发，明确提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民主。他说：“在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毛泽东关于国权和人权两者关系的论述，有助于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事业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国权和人权的关系，同时有助于击退西方以人权为幌子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图谋。

（作者顾永俊：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一处主任科员；陈英豪：中共盐城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处长）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