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鲁艺为例试析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以鲁艺为例试析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思想

林晓清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于延安，1940年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至1945年抗战胜利奉命迁往东北，鲁艺在延安共七年半时间，是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其间，鲁艺开办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系，培养学生685人，贺敬之、郑律成、王昆、罗工柳、于蓝等众多鲁艺学员后来皆成为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在文化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鲁艺以其贴近群众的创作风格，创作了《黄河大合唱》、《南泥湾》、《白毛女》等一大批在当时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作品，活跃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充分发挥了用文化激励抗战的积极作用，并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鲁艺的成立及其后的发展与毛泽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本文拟将毛泽东与鲁艺的关系作一分析，并借此分析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文艺思想。

一、毛泽东与鲁艺的创立

（一）鲁艺创立的内外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武力入侵中国国土的同时，对中国文化事业也进行着疯狂的打压与摧残，企图用文化侵略的手段瓦解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和意志。他们在沦陷区强制推行日语教学，进行奴化教育；通过报刊杂志和文学作品鼓吹“亚洲全民协和”、“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的论调。1937年7月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之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毛泽东对文化的地位作过这样的阐述：“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由此可见，对社会发展而言，文化是与政治、经济同样重要的存在。因此，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政治上、军事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建立文化上的统一战线成为势所必然。毛泽东说过：“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7页。】意即要建立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就要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将知识分子这一城市小资产阶级划为无产阶级坚固的同盟者，是统一战线中的“进步势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与团结的对象。他认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1938年的延安，根据地建设日趋成熟，教育事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气象，抗大、陕北公学等相继成立，然而“这里就缺少一所培养大批抗战艺术工作干部为主要宗旨的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参见《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1938年2月，由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鼓动与发动群众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我们决定创立这艺术学院。其时，大批负有盛名的文艺家们，如文学家田间、何其芳、萧军、艾青，艺术家吕骥、蔡若虹、冼星海等纷纷慕名来到延安，他们的到来为鲁艺的创立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而众多爱国青年和文艺工作者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怀抱对革命的向往之情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鲁艺提供了新鲜血液。外部环境与内部准备俱已成熟，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正式成立。

（二）鲁艺之名的由来

在《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曾提到：这所学校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

毛泽东对鲁迅是推崇的，他曾在多个场合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更在中国革命史上给予其很高的评价。1937年10月延安举行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了《论鲁迅》的演讲，他说：“我们纪念他（鲁迅），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43页。】并把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总结为“鲁迅精神”，号召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日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五四”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被毛泽东称为当时中国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以鲁迅之名命名鲁艺，代表了毛泽东对鲁艺的深切期望，也代表了他对其时抗战文艺发展的期望，他希望将鲁艺作为“鲁迅精神”的延续，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发挥文艺急先锋的作用，为抗日民族斗争多做贡献。

二、毛泽东提出“从小鲁艺到大鲁艺”之说

（一）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鲁艺创作风格之变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提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明确规定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他强调：“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由于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重视，其时全民抗战也逐渐进入高潮，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然而对于当时延安的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主要是从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来的被毛泽东称为“亭子间的人”的文化人来说，从小资产阶级转化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是需要一个适应与改造过程的；对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问题，也是需要一个认识和理解的过程。因此，随着抗战形势的日益严峻，延安的客观条件愈见苛刻，他们中的一些人长久以来存在的思想弱点便逐步暴露出来。突出表现为：

一是所谓“暴露黑暗”问题。“暴露黑暗”、“不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使用“讽刺笔法”等几乎成为延安一个时期文艺创作上的一种时髦。二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这方面尤以鲁艺为代表。1939年鲁艺提出正规化、专门化的办学方针，试图创造正统学院派风格。然而他们提出的“关门提高”，文必契诃夫、莫泊桑的创作方式带来的却是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后果。1940年新年伊始，鲁艺排演的话剧《日出》在延安公演，其演出水平之高堪与当时国内一流剧团比肩，延安的戏剧舞台一时呈现出异常火爆的局面。其后两年的时间里，鲁艺以及其他延安的文艺团体竞相把曹禺、夏衍、莫里哀、果戈里、契诃夫、包戈廷等人的中外名作搬上话剧舞台，延安民众把这些戏剧称作“大、洋、古”。“上演这些戏，对活跃文化生活，开阔视野，交流经验，都是有益的。但问题在于，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直接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更少。”【艾克恩：《延安的锣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前前后后》，《解放军报》1992年5月5日。】当时鲁艺的新校址桥儿沟，紧邻农民的场院，但不少师生几乎不与农民往来，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民风、民俗和农民的喜好，更别提创作真正的抗日文艺作品。以鲁艺为代表的延安文艺界这种忽视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沉醉于追求高雅艺术的倾向，引起了一些中央领导的重视与不满。三是没有把学习马列主义与文艺创作的关系问题搞清楚。四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出身使得相当一部分作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缺乏对工农兵的接近、了解、研究，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五是文艺工作者的团结问题。诸如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中存在的宗派主义情绪，被带到延安。【《关于几点暴露的问题的总结》，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正式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为了推进延安文艺界的整风学习，改变文艺界的纷繁乱象，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它朝着无产阶级抗日文艺的方向发展，党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分三次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举行，会议的最后毛泽东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综合归结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明确了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讲话》科学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革命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系统论述了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毛泽东全面阐述党对文化工作的路线、方针、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是抗战时期中共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文艺思想的集中体现。”【龙新民：《高举党的先进文化旗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七十周年》，《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4期。】同时它彻底扭转了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创作风气，使整个文艺界的面貌焕然一新。1942年5月30日毛泽东在座谈会后再次到鲁艺看望师生并发表讲话，提出了著名的“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为鲁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学习，这个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页。】

（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鲁艺关于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的实践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他从抗日斗争和现实需要出发，对文艺工作者们提出明确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与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在亲临鲁艺的讲话中，毛泽东鼓励鲁艺师生要与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在创作上要重视民间的粗线的文艺形式，如快板、民歌、黑板报等，把它们加以提高，变为文艺的参天大树。毛泽东的讲话从根本上改变了延安文艺界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向，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文艺家们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在探索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上，鲁艺率先发动，吸取多种民间文艺样式，加以改造、发展，创作出了一些既不脱离民俗原貌、又增添了文学艺术性的新的文艺样式，使毛泽东文艺大众化的思想得到了具体实践。

1943年春节期间由鲁艺自编自演的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的上演受到各界热烈欢迎。这是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选取流传在陕北民间的一种古老艺术形式——秧歌，在此基础上创造发展出的一种集戏剧、音乐、舞蹈于一身的综合性广场歌舞表演形式，谓之新秧歌。《兄妹开荒》摒弃了旧秧歌中不健康的成分，代之以新型的农民形象，和欢乐的劳动场面，一经演出风靡延安。毛泽东称赞他们已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在鲁艺秧歌队的带领下，各种深入生活、面向群众的秧歌剧纷纷出炉，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红布条》《拥军花鼓》等小型秧歌剧，发展到《周子山》《血泪仇》《动员起来》《牛永贵挂彩》等一批大型秧歌剧，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由此展开，它“有力地显示了文艺大众化的价值，是一场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和群众特色的文化现象”。【郑师渠：《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1943年底以张庚为团长的鲁艺工作团进入绥德地区的葭县、子州、米脂采风，与当地群众同吃同住，不仅加深了与群众的感情，农村的现实生活更为他们提供了丰厚而生动的素材，改编、创作了许多新的民歌作品。一次无意中听到的陕北民歌《骑白马》曲调，使马可受到启发，整理创作出了《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直白的歌词，激扬的曲调表达了人民群众对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感激和热爱之情，这首歌从陕北唱到全中国，在全国范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们还整理创作了诸如《十绣金匾》、《万丈高楼平地起》、《三十里铺》等众多民歌，以朴实的文艺形式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发挥了军事力量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以古元、彦涵、力群等为代表的延安木刻家们，充分吸收民间年画的营养，创作出了一种广受欢迎的木刻版画样式。这些木刻作品，着重反映了根据地建设新生活的工人、农民、士兵的形象，采用中国古典版画固有的明朗、简洁的造型和色彩，使民间形式的版画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它是“在黄土地上发扬光大的艺术形式”，堪称延安和解放区文艺百花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1942年10月重庆召开全国木刻展，周恩来将延安木刻作品带到重庆，引起了强烈反响。古元创作的《铡草》受到徐悲鸿的大力称赞，赞他为“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

1945年1至4月，根据河北阜平一带流传的“白毛仙姑”的故事，鲁艺集体创作了第一部现代民族新歌剧的成功之作——《白毛女》，其采用河北小调“小白菜”为主调，吸收了中国古典戏曲、西洋歌舞歌剧和五四后话剧创作的优点与特点。该剧在中共七大召开之际公演，共演出30多场，其演出时间之久、场次之多创下了延安演出史上的奇迹。演出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赞扬，轰动了整个延安。《白毛女》将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在一起，成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迅速风靡各个解放区。之后这出歌剧还在国统区演出，广受赞誉。

鲁艺师生们遵照毛泽东“到工农兵中去”的文艺思想要求，自觉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出大量真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使根据地的文艺更加丰满壮大，达到了文艺为鼓动抗日、激励人心服务的目的，也成就了一代鲁艺人，使他们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艺术家。

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当代性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形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完整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决定了鲁艺的发展轨迹，并且影响着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艺发展。

（一）毛泽东对文化的重视及其与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纲领的契合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将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给予高度的重视。他曾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作为文化革新运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8页。】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农民运动、指导根据地经济工作、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都把文化作为与经济、政治、军事不可分离的要素，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及至《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正式确立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指明了中国革命文化发展的根本方向。毛泽东认为在党的事业全局中文化建设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866页。】

进入新时期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把它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上。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它是新时期我党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决定》指出：在当代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系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关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时隔70年，回顾毛泽东对文化地位的评价，可以发现，我党一直以来对文化建设的道路选择与毛泽东的文化观是一以贯之的，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遭受百年重创、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毛泽东既将文化结合于当时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又能将其作为独立的存在作出深入思考，通过横的联系与纵的比较，最终在延安时期形成了关于文化、文艺的集大成的理论，其对于文化建设的思考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前瞻性。

（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群众路线的关系及其当代性

在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实践中，毛泽东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紧密结合，创造了群众路线的光辉理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文艺是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意即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群众生活汲取养分，创作真正属于群众的文艺作品，做到真正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完全符合毛泽东的群众路线观点，可见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以群众路线为基础、为核心、为准则的。

时至今日，群众路线思想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时期，群众路线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必须坚持的道路。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突出强调把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今后我们文化强国建设的政策和方向。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与延伸，也是群众路线在文化建设上的实践。近年来，文化下基层、到农村、进群众的政策措施不断完善，地区差异逐渐缩小，基层群众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2013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92年风云激荡，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中走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宗旨，相信以群众路线为基础的文化建设必将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极大地增强我们的国家软实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林晓清：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