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

李庆云

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伟人，毕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他的一生，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也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文化发展实际相结合，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解决了走向问题，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缅怀伟人毛泽东，而其作为文化伟人在中国文化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其对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作出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贡献，更是值得回顾和总结。

一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尝试着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

毛泽东在实践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的第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是1921年到1936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转变，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思想方法论成了他批判总结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这时正统儒家的思想传统，在毛泽东心目中已经失掉了权威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全盘抛弃。在实践探索中，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革命实践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对中国民众心态的影响。1926年他在广州农讲所时曾经谈到，洪秀全当年起兵时，就是因为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这是不迎合中国民众心理的，因而被曾国藩利用这点扑灭了他。这里，毛泽东表达了一种思想意识，就是在中国进行革命实践，一定要注意到传统文化对民众心理的影响，即便是某种不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传统，也不能不顾实际，盲目地否定和抛弃。在一些特定的时期，甚至还要在某种程度上借助于传统来迎合深深积淀着传统文化的民众心理，以便更好地发动民众投身革命事业。

从1937年到解放前夕，是毛泽东在理论上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历史经验教训、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的另一重要时期。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不仅从哲学上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的方法论原则，而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这表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在毛泽东身上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境界。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毛泽东一方面继承新文化运动精神，坚决否定了“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的反动文化取向；另一方面，又明确批判了全盘西化的文化主张，强调“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在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评了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是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一个体系而已。基于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毛泽东提出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应当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指出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这种实事求是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应当是我们一直坚持的。

从解放初到1956年“八大”前后，是毛泽东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围绕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问题，在实践和理论上探索、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的重要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现代中国的种种文化思潮，包括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思潮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从方法论原则来看，他的基本文化取向、文化观念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他所坚持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并没有割断同传统文化的历史联系。毛泽东始终强调，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不能割断同民族文化精神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针对那种认为古代文化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的观点，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优良文化的，相信外国的东西，搞久了便成为中国的了。并以唐代文化的发展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他同时还提出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必须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的思想原则，“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页。】并提出了研究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独特规律的任务。

遗憾的是，毛泽东在晚年，由于错误地估计了上层建筑领域中阶级斗争的形势，而提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的理论和做法，这就背离了他的一些正确思想，导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二

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经体现出来。在进行马克思主义改造的进程中，毛泽东将这种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的中国气质。一个典型的例子，“实事求是”。

孔子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提出“三人行，必有我师”（《论语·述而》），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在他的讲学和实地考察中，孔子也每事必亲问。至汉代，许多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也都坚持“经世致用”的学风。他们在社会科学研究和自然科学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是和他们在治学思想和方法上的“求实”精神分不开的。到了明末清初，这种在学风上重视“求实”的优秀传统又得以发扬光大。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潮，实际上就是思想界的有识之士进行历史反思的成果。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这种“实学”思潮又被继承和发扬。这一时期涌现的一批早期启蒙学者们，都提倡和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风。

从词源上考察，“实事求是”一语，源出于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班固称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刘德热衷于搜集“古文先秦旧书”，得到不少“经传说记”的真本。班固赞扬他在古书搜集中的求实精神。唐代学者颜师古对此作注时，把“实事求是”注释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颜注中所谓“务得事实”，是指刘德搜集古籍，务必考证翔实；“每求真是”，意思是力求得到真本（正本）。近代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也提出：“本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可见，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是指做学问时一种求实的治学态度，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经世致用的学术品格。毛泽东深受这种求实学风的影响，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他对“实事求是”这一成语作了根本的改造，赋予全新的涵义。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这一科学的界定，使它由学风问题上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并给以全新的科学的解释，赋予其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涵义，既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价值论的有机统一，又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成为用中国语言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最简明而准确的概括，从而铸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独特的中国气质。

（一）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实事求是，肯定了物质（即“实事”）及其变化发展规律（即“是”），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肯定了这个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同时，也肯定了客观存在是人们认识的对象和出发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不然就否定了去研究（即“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会滑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因此，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就是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意识的根本原理，从离开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同时，应当指出，实事求是命题在同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相一致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毛泽东所讲的实事求是，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具体化为方法论，并贯彻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一切活动中，使之成为我们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并且，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统一的高度解决了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

（二）实事求是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一切客观存在着的事物都是多种属性、方面和关系的统一体，同时还与周围其他事物处在复杂的联系和关系之中。实事求是要求人们认识事物需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把握事物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以及各种内部、外部联系和关系，以达到对“实事”的全面认识，然后对“实事”进行辩证分析和思考，从中求得“是”，从而不是从现象上而是从本质上去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把主观辩证法牢牢建立在客观辩证法的基础上。唯心主义辩证法的错误就在于离开了“实事”这一基石，由内心而“求”，纯主观地“求”。

“实事”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具有历史性。任何客观存在着的事物都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处在永不停息的历史发展中，有其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实事求是地认识事物，就应当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对“实事”进行动态的、历史的考察。

（三）实事求是包含了认识论的基本观点

实事求是首先承认“实事”中有“是”，从“实事”出发，目的在于求“是”。“是”即规律，求“是”就是从客观存在着的“实事”中找到事物运动、发展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指导人们有效地改造事物。

如果说实事求是的出发点是“实事”，落脚点是“是”，那么从出发点到落脚点，中间有一个“求”的过程。规律不会自动地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只有发挥人的能动性，努力探索和研究，在“求”字上多下功夫，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规律，做到实事求是。强调认识者的寻“求”功夫，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能动反映论区别于机械唯物主义直观反映论的一个根本标志。

承认“实事”之中包含着“是”，可以求到“是”，就坚持了物质世界及其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唯物主义可知论；承认“实事”中的“是”要靠人在实践的基础上努力去“求”才能得到，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以及认识者及其活动所具有的能动性；承认主体要从“实事”之中去求“是”，就暗含着要用科学真理去指导实践，体现了正确的理论对实践活动的指导作用。这些都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充分继承和发展。

（四）实事求是包含了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既包括客观存在着的自然事物这样的事实，也包括人的需要、利益、目的这样的事实。对于认识者来说，他人的、集体的、人民群众的需要、利益、目的，也是一个不以认识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也需要认识者去正确地认识。只有从客观规律和人的需要两种“实事”出发，才可能全面地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在实际工作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来都包括这两个方面的“实际”和“实事”。毛泽东曾多次说过，我们订方案、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既要“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出发”，又要“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因此，实事求是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否定其科学性，就会失去客观基础，工作就会犯错误；否定其价值性，就会失去群众基础，也会犯错误。只有两者有机结合，注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和一切为了群众的无产阶级价值观，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五）实事求是包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实事求是中的实践是包括生产实践和处理人与人关系的社会活动以及科学实验、教育实践、艺术实践等等，这就要求必须了解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规律以及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规律，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实事求是中的“实事”，是指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除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东西以外，还包括社会领域一切客观存在的东西，这同样要求人们必须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否则就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此外，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只有到人民群众中去调查研究，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三

在如何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提高民族自信心、创造民族新文化方面，毛泽东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与革新规律于中国，提出了“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方法论原则，解决了文化发展中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问题，对创建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文化、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革新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纵观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历史文化合乎规律的发展。因为历史的发展是各个时代依次承递的结果。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作为历史发展总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总是在前一个时期延续下来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思想材料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这深刻地揭示了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但是继承只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革新创造才是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没有革新创造，文化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文化因此就会失去活力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代表现代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正是它的宝贵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我们作出了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运用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和革新规律于中国文化的实际。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首先提出“要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他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既然继承性和连续性是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而中国又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谈文化的发展，必然就要尊重历史，不能割断历史，这就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提。所以，毛泽东倡导要树立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这种态度，“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其次是“批判继承”。毛泽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指出，对历史的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对于历史文化遗产，要克服和纠正盲目崇拜、全盘继承和一概否定的形式主义态度和方法，而是要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他认为，所谓民族文化遗产，其中大部分是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对和推翻封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治，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取代旧的封建文化。新文化是从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而新文化的创造不能脱离历史文化遗产。这就决定了我们对封建时代创造出来的文化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采取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而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对历史文化遗产予以分析，“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做到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就是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

最后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就是将本民族文化遗产中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精华部分用来为现实服务。它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民族文化遗产的正确的态度，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的尊重和对现实的关注，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引向现代化的桥梁。毛泽东认为，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遗产，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要从今天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它们今天的价值和意义，使那些有价值的、有用的东西成为新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当前的现实服务。因为继承和借鉴的目的就是创造新文化，而借鉴和吸收历史文化遗产中有益的成分，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要条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文学艺术的创造与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时他说：“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后来，他又总结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古为今用”，不是“颂古非今”，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

“推陈出新”，也是讲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但它更强调的是创新。“推陈”就是指在继承和吸收历史文化遗产时，扬弃那些不适合今天需要的旧东西；“出新”则是在继承和吸收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创造出进步的新文化。“推陈出新”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就内容来说，是指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反动、腐朽之陈，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之新；就形式来说，是对传统文化的旧形式加以改造，使之得到发展而具有新的形式。“推陈出新”鲜明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方向和道路。“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83页。】这就是说，要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改造旧的东西，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现代化要求的新东西。毛泽东还强调，象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独树一帜”。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是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8页。】

此外，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还依据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实际，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法论原则。这个原则创造性地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发展文化和科学的问题。

（作者李庆云：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