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战争准备战略思想探析

建国后毛泽东战争准备战略思想探析

宋孝和　李　民

战争准备就是为实施战争而进行的各种准备。充分的战争准备有助于慑止战争，一旦战争爆发则是打赢战争的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作为我军的最高统帅，历来高度重视战争准备问题，强调在科学判断战争威胁的基础上，力求精神和物质上都充分做好准备，做到“常备不懈”，从最困难最坏的估计出发，立足于对付强敌，做好真打的准备，从而对敌人形成强大的威慑，遏制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战争准备战略思想对于当前我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建国后毛泽东战争准备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准确分析安全形势，清醒判断战争威胁，把真打实备战略目标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战争的预测和判断经历了从50年代中期“估计战争短期内打不起来”到60年代中期立足于早打、大打的历史过程。

从1950年初到1956年，毛泽东提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50年代，中国的外部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但毛泽东并不认为，针对中国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世界战争就一定会爆发。他说：“美国如果竟敢在此时爆发世界战争，则其失败将更彻底，因为现在美国的军事准备尚未完成，而和平阵营势力则大于美英势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16页。】当美苏两国转入冷战时，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的说法甚嚣尘上。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观察，得出的结论与上述说法大相径庭。朝鲜停战后，特别是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召开，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的影响逐步增强，使帝国主义不敢轻易动武。1955年底和1956年初，毛泽东和中央感到国际形势趋向缓和，新的侵华战争或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可能出现10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的和平时期。

1957年至1963年，毛泽东提出“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个可能性”。1957年，毛泽东提出一个战略口号，叫“东风压倒西风”，意思是世界上社会主义与和平力量超过了资本主义和战争力量。从1958年炮击金门时美国的立场，毛泽东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美国人怕打仗。他说：美国人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这样，双方都怕，但是他们怕我们比较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8页。】。从60年代初期到中期，国际形势和中国周边环境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国际上形成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华大合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62年确定要“备战整军”。1963年9月，毛泽东在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的修改中加写道：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

从1964年至1976年，毛泽东提出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1964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一项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1965年，在谈到三线建设时，他说，战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不一定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就打，也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准备。60年代末，中苏之间发生边境武装冲突后，毛泽东对战争的预测和判断全面转到要准备打仗上来，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从最坏的估计出发，树立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1974年春，毛泽东在与外国贵宾的谈话中说：准备打仗！准备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永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从20世纪50年代，偏重于战争不会爆发，大战打不起来，到6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中期后，偏重于战争有可能打起来，直到后来的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国际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一个一百多年以来任人欺凌的国度对巨大的外来压力的本能的反应。应该说，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预测和判断，是准确的、客观的，体现了一个战略家透视国际风云的洞察力。正是这种对战争的充分估计，准确确定了真打实备的目标，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才慑止了针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二）反复强调战争危险是客观存在，必须做到常备不懈，时刻准备打仗

毛泽东认为，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

帝国主义侵略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客观存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际上，一方面是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日益强大，世界人民和平运动日益发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浪潮日益高涨，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执行其扩军备战的政策，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中国周边建立军事基地，加紧拼凑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毛泽东认为，国际局势发展趋向缓和，虽然帝国主义侵略和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客观存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虽然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但中共中央、毛泽东从未完全排除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从而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两种领导方法》一文中再次谈到：“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1957年11月，毛泽东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

准备没有坏处，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战争是敌对双方主客观综合力量的竞赛。只有长期的充分的准备，才能发展壮大军事实力，逐步变劣势为优势，最后打赢战争。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要慎用武力，首先力争不打，积极运用威慑手段，尽一切可能遏制住战争；遇到情况时，能够用政治、外交、经济手段解决的问题，就不运用军事手段；需要运用军事手段时，在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不受侵犯和损害的前提下，应坚持能和不战、宁小勿大。毛泽东讲“准备没有坏处”，不仅是指充分的战争准备能够保证打赢战争的方面，也包含准备好了有可能防止和遏制战争的方面。遏制战争是以威止战，不战而胜；打赢战争是战而胜之，以战止战。建国后，毛泽东主张战争准备工作要常备不懈，反复教育人民要准备打仗，并发动全国性的备战备荒运动，实际上起到了遏制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威慑作用，同时也向敌对国家展示我们准备打仗的决心和人民战争的威势，迫使侵略者不敢把手放到对我国发动战争的机器“按钮”上。他反复强调，我们必须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为此，我们必须努力建设，使我们的国力强大起来。只有国力强大了，人家才不会瞧不起，帝国主义才不敢经常威胁我们。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平时期，把建设搞起来，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从毛泽东领导建国后重大军事行动的实践来看，打赢战争是为了制止战争的升级，最终目的是遏制战争。

（三）对战争诸要素都要准备，在精神和物质上形成综合优势，压倒武器装备先进的敌人

新中国成立后，为防止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我国的可能入侵，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努力，进行了真打的各种准备。

大小三线和大规模国防工程建设。面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毛泽东1960年就提出，全国要搞大后方，每个大区要搞大后方，每个省也要搞自己的大后方。根据毛泽东的指示，6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广泛开展了大、小三线建设。大三线为国家总后方，小三线为各省或大区的后方。国家“三五”建设计划明确规定1965年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大力建设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要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要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我国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结合的，为国防和工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战争形势更加严峻。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我军加强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设防工程建设，并使设防工程与人民防空、城市防卫工程相结合。到70年代中期，设防阵地工程已初具规模，在东南沿海和三北方向构筑了坚固阵地筑城体系，基本建立起防御敌人突然袭击、长驱直入的绵亘的战场工程体系，形成了能打、能藏、能生活的配套齐全的国防工程系统。这一国防工程体系在工程类型上，既有边海防阵地工程、大型指挥防护工程，又有海、空军防护工程和基地洞库等特种工程，既有纵横交错的机动工程，又有与各类工程相配套的伪装工程；在工程布局上，沿国境、海防线和各战略要地，重要方向的坚守要点和各主要设防岛屿都周密地部署了战场工程，以党中央、中央军委为核心，连接各大军区，省、市、自治区的指挥工程体系已经形成，同时我国各大中城市普遍修建了人防工程，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防工程体系，有力地慑止了针对我国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研制“两弹一星”。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我周围建立了若干个军事基地，部署了大量能携带核弹的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对我构成了严重的核威胁。为打破核威胁，防止核战争，毛泽东一面告诉人们，核武器也是“纸老虎”，一面指示必须尽快造出原子弹。他还指示造氢弹等其它一些尖端武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仅用了8年多时间就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研制出了核武器，并逐步组建以核武器为主要作战装备的战略导弹部队，之后又形成了包括地地导弹、潜地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等为主的核军事力量体系，具备了较强的报复反击实战能力，有效地打破了核大国的垄断和讹诈，增强了我整体防御能力，对维护世界和平，制止核战争的爆发，保卫国家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做好精神准备。精神准备是战争准备的思想基础和重要内容。毛泽东重视物质因素在战争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也非常重视精神因素的能动和主导作用，并认为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主观的努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早在1937年，他就提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建国后，毛泽东更加注重做好战争的精神准备。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2页。】强调以劣势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其法宝之一，就是靠这种战争力量中的精神因素的动员和准备。这种精神因素，是建立在自觉的阶级觉悟基础之上的，是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的。它包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为革命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具有坚贞不屈的崇高革命气节，不畏艰苦，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等。实践证明，它是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战胜国内外敌人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四）从最困难最坏的估计出发，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从最困难最坏的情况着眼做准备，争取好的结果，是毛泽东战争准备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是毛泽东对战争准备在质量上的要求，即战争的各种准备要周密扎实、一丝不苟，要立足于对付强敌和最不利的局面。也就是说，要从最困难的情况着想，从最坏的估计出发。

从最坏的可能性着想，总不吃亏。1957年初，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准备对付突然袭击。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那么一些疯子，他们会不顾人民的反对，硬把战争强加在人民的头上，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我们的工作安排，要放在帝国主义突然袭击可能提早到来这一点上。进入20世纪60年代，国际形势转趋复杂化，毛泽东要求不仅要为应付世界大战做准备，而且要早做准备，要准备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有关指示，1964年11月4日，中央军委在关于贯彻军委办公会议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情况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备工作，必须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多准备几手。要以临战的姿态，立即行动起来，认真加强战备工作。1965年7月，中共中央转发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民兵工作会议纪要》中又进一步提出，我们必须高度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以临战姿态，加紧做好战争准备，立足于打，准备早打、大打，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敌人把核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同年制订的我国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特别突出了战备工作的重要地位。根据“三五”计划总的精神，1966年1月24日，总政治部在一项指示中提出，我们一定要从最困难处着想，要准备美帝国主义可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打各种战争，要准备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勾结一起来打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物质上、政治上，加紧做好战备，把我们全部工作的立脚点都放在“打”字上。只有从最困难最坏的估计出发，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我们就不怕来自任何方面的军事挑衅和武力威胁。毛泽东之所以反复强调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想问题、做准备，可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客观情况来看，我党、我军从诞生那天起，就面临强大敌人的“围剿”与攻击，中国革命武装都以弱小的力量对居绝对优势的强敌作战。在这样情况下，能否充分准备，慎重作战，就成为不仅决定每一场战争的命运，也决定着整个中国革命战争命运的大问题。二是从毛泽东的思维逻辑看，要把困难想够，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够想透，充其量最大的困难有多大。根据存在的困难，想出如何对付这些困难，“如果准备了充其量的困难，准备了十分的困难，它只来了七、八分，克服它就有把握，更主动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页。】新中国自诞生以后，长期受到国际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甚至武力恫吓，当我们致力于和平建设时，战争的威胁一刻也没有远离我们，我们不得不对可能的战争保持高度的警惕。从最困难最坏的估计出发，立足于对付强敌和出现最不利的局面，做好必要的军事斗争准备，也可能不得不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防卫作战，慑止更大规模的战争。我党不仅在战争指导上立足于应付最不利的局面，而且在谋划国防和军队建设时也立足于出现最不利的局面。正是基于从困难和最坏的估计出发，做好了威慑转为实战的准备，而且在实战中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才取得了实战的胜利。

二、毛泽东战争准备战略思想对新形势下做好战备工作的启示

（一）战争准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思考谋划

战争准备是为满足国家安全需求而实施的重要社会实践，始终是国家战略制定的重要内容。在当今社会，不论是超级大国，还是发达国家，或是弱小国家，再或是永久中立国，都把整军备战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以保持国家安全的永续性和可靠性。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杨·约尼查时的讲话。】坚持从国家战略的全局统筹战备，就要求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协调国家安全与发展、国家当前安全与永续安全、战备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谋划和指导战备工作。一方面，要强调常备不懈，牢牢把握战备的长期性特点，坚持把工作做在平时，另一方面，战争准备工作是个特殊而庞大的复杂系统工程，涉及到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需要建立完善的战备体制、运行机制和法规制度保障。只有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加强统一领导，实行统筹规划，严密组织协调，才能全面做好战备工作。就当前来说，我国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具有复杂性、严峻性的特点，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交织并存，其传导性、互动性逐步增强，破坏力也非常大，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高度，科学筹划、扎实推进战备工作，为获得最佳的安全和发展效益提供坚强支撑。

（二）军事力量是战争准备的主体，必须不断提高军队的战备能力和水平

近几场局部战争清晰地表明，军事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仍然起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军事力量是战备工作的主要承载，其战备意识的强弱，战备水平的高低，对于国家层面的整体战备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的建设，建国之初，他就强调，要把建设强大的国防军作为两件大事之一【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17页。】。为此，要按照习主席“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始终把握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聚焦提升核心军事能力，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一是紧贴形势任务抓实战备教育，着力增强官兵随时准备打仗的使命感紧迫感。要通过职能使命、形势任务、战斗精神教育，不断强化带兵打仗、当兵打仗、任期内打仗、立足现有武器装备打仗的思想，增强官兵牺牲奉献的精神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时刻保持思想上“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临战状态。二是紧跟形势发展加强战备建设，整体提高部队战备工作水平。要把信息技术渗入到战备建设的方方面面，以信息化建设的高质量保证战备建设高效益；要紧密着眼体系作战能力建设，统筹规划各方面的力量资源，采用工程化思路，加强战略管理，努力实现体系功能的逐级形成和综合作战效能的最大化；要区分类型搞好战备建设，根据各部队担负任务实际，分类明确战备建设内容和标准，确保建设效益最大化；要围绕作战任务搞好战备演练，在演练的针对性、实战化、实案化上谋突破、求提高，加快提升部队遂行多样化、多方向任务的能力。

（三）人民是战争制胜的力量源泉，须全面科学地坚持发展人民战争思想

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他认为，国防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只有当国防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自觉自愿行动的时候，国防才真正强大有力，国家的安全才真正有保障。历史反复证明，人民战争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们的立军之本、立国之本，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战争形态和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既对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人民战争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和信息化战争的特点，全面科学地贯彻人民战争思想，自觉地、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坚定地依靠人民的力量建设强大国防，切实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者宋孝和：解放军工程兵学院指挥系副主任，副教授；李民：解放军工程兵学院教研室副主任，讲师）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