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毛泽东战争理论对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重大价值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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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战争理论对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重大价值

陈相灵

近代以来,中国经受了无数次外敌的侵略。每次战败,都以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而告终结。今天,中国已踏上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前进道路上虽然有无数的艰难险阻,但战争的威胁不可忽视。建国以来毛泽东关于战争的一系列论述,揭示了和平与发展时期战争的本质和战争与和平的转化规律,概括总结了应对局部战争的策略和科学决策的一般原则。它对于我们应对新的安全危机和打赢信息化战争,有重大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从民族独立到民族复兴,我们要认识到战争依然是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战争是民族走向独立的重要手段。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了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通过战争,中国人民打破了日本军国主义企图奴役中国的美梦。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各族人民,浴血奋战,终于使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双重压迫,取得了民族独立伟大斗争的最后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盼来了期待已久的和平,但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毛泽东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时代,战争是两个和平之间的现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是说是和平的继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01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的颠覆活动一刻也未停止。经过朝鲜战争的较量,西方阵营看到颠覆新中国的目标难以实现,便改变了策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由“畏战争、畏革命,想要维持现状”,而这个现状,正是他们绝对优势的地位,但是“如果出现革命,那是不合所谓和平的,应当立即以战争去扑灭。如果出现战争,也是一样。”【《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台湾问题原本是中国的内政,但美国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派兵驻守台湾,阻挠中国的统一,目的就在于想维持现状。如果中国坚持统一台湾,必然要遭其反对甚至战争。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成为一种必然。因此,毛泽东说:“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60页。】而这一切,显然与美国的干涉有关,美国想维持现状保持自己的优势,自然把台湾作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并以此牵制新中国发展壮大的进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大陆对台湾的一举一动,都会紧紧地牵动美国的神经。特别是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这一下使美国很紧张,转不过脑子来,把地中海的第六舰队,在旧金山、日本、菲律宾的舰只和飞机,都往台湾海峡调遣。”【《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页。】当美国发现,海峡两岸的对峙是可控的,才渐渐退兵。这恰恰说明和平中有战争,战争中有和平,政治目标决定了战争与和平的转化状态。

今天,民族复兴遇到的威胁之一依然是霸权主义。1999年5月美军轰炸我大使馆,2001年4月美侦察机制造了中美撞击事件,这一切都表明国家安全环境在当时的情况下正一步步恶化。2001年“9·11”事件,迫使美军战略的重心转向反恐,这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十年难得的机遇期。今天,随着奥巴马政府战略收缩和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中国的周边环境又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局面。特别是围绕钓鱼岛和南海维权斗争,我与对峙国擦枪走火的几率增大。显然,改善周边环境,和平解决海洋利益争端的努力必须以军事斗争为基点,只有通过有力有节的实力较量,才能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过程中争取到主动。把握两个和平之间的战争现象,是我们认识今天安全环境的基本视角。

二、战争或有限冲突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对待战争“只要认识透了就不害怕战争”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华奉行不承认政策,极端孤立和排斥新中国。战争的阴云密布祖国大地。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失利后,它们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依然把战争作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手段。1961年,越南内战爆发,美国以种种借口卷入其中,支持南越政府军。1964年,美国全面介入越南战争,战火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1960年,苏联片面撤走在华全部专家,并在新疆挑起边境冲突事件,中苏关系恶化。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军队不断在中印边界挑起事端,战争的威胁一步步加深。如何看待即将爆发的战争,毛泽东指出,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也没有用。你越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如何对待战争,毛泽东认为要坚持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当然,我说不害怕的意思,并不是说可以睡大觉,而是说要斗争。”【《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斗争的基础是进行战争准备。而这时的战争准备与过去又完全不同。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战争准备主要是解决粮食和武器。粮食供给依靠老区,装备供给除了从敌人那里缴获外,自力更生也能基本得到满足。朝鲜战争爆发后,先进的武器装备主要靠苏联提供。进入20世纪60年代,所有的军事外援中断,战争准备既包括大量先进武器的制造,也包括如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免遭损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党决定在西北西南等缓冲地带搞三线建设,建设战略大后方。党的工作重点也从保障“吃穿用”转向确保国家安全的方向上来。当时,也有人提出,如果敌人不来,搞三线建设不是浪费吗?毛泽东指出:“那不对,(三线建设)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子,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44页。】毛泽东要求以充分的准备,来换取尽可能少地损失坛坛罐罐,并以此作为战略反击的资本,这正是三线建设的根本动因。此外,新中国在尖端武器的研制上,也一步步打破了西方国家的垄断。正因为有长期的战争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才具备了应对现代战争的能力。我们不仅在抗美援越、中印边境反击战和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取得了胜利,而且从根本上遏制了外敌入侵中国的图谋。

今天,战略环境的根本性改善,才使我党工作重心重新转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中去。但围绕反台独和海洋权益的斗争,各种危机与冲突时隐时现,中日在东海必有一战的担忧也非空穴来风。每次危机出现,社会上喊打的呼声不绝于耳,但什么时间爆发冲突,却有很多偶然性。在无法预测战争的情况下,又没有充分准备,不仅心里没底,而且还会影响到中心工作;同时,如果打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将会付之东流。这些年来,正因为我们有应对危机冲突的准备,有维护国家海洋利益的决心,才能在当前与日、与越菲等国对抗中,有政治和军事两手应对的资本。

在今天,军事斗争是和平时期战争手段运用的一种特有形式。除了不害怕战争、认真做好战争准备外,敢于斗争,也是争取和平的重要手段。毛泽东曾用边缘战争来说明军事斗争的艺术和敢于斗争的重大价值。他指出,这种方法是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1956年1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提出,美国不怕走到战争边缘,但要学会走到战争边缘,又不卷入战争的必要艺术。毛泽东指出:“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20世纪50年代我与国民党在台海对峙的过程中,“美国的军舰距离在我们炮弹射程之内的海岛只有三海里,他们在战争边缘,我们也在战争的边缘。”最终,“我们不打他们,他们也不敢动。”【《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这种战争边缘的控制艺术,其背后是以接触性军事打击为后盾。今天,美军依然重视战争边缘手段的运用,非常态的联合军演和航母的快速部署,是其营造战争边缘态势的重要筹码。而应对战争边缘的挑战,依然要靠实力。因此,在当前除了发挥反舰导弹的强大威慑外,多层次、多梯次的体系打击能力,是走进战争边缘的资本,这种和平时期的斗争状态,是大国走向复兴最低程度的战略阻力。

从不害怕战争到敢于走进战争边缘,反映了毛泽东驾驭战争的革命胆略和高超艺术。它为我们消除战争和冲突的威胁,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南和方法论。

三、在当代,如何应对危机、冲突,两个“极大”依然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原则

从古到今,慎战是中国兵学的传统思想。但慎战并非慎而不战,孙子的“非利不动”【《孙子兵法·火攻篇》。】就体现了利益优先的决策原则。毛泽东战争决策思想,也充分体现了这点。毛泽东在决策朝鲜战争是否出兵这一重大问题时,提出了两个“极大”的决策原则:“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3页。】当时,虽然参战对新中国来说困难重重,但参战“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且这个利,是建立在长远的战略构想之上,“那时候,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不仅你们(朝鲜)没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发言权,实际是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有了控制权,才有利于维护东北亚安全,有利于新中国建设。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打进去,没打赢,撤退回来,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我们总还可以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页。】朝鲜半岛,将永远成为美国人控制的半岛,并把枪口直接对准我们。同时,我们当时也有打赢的客观条件,毛泽东为摸清美军战斗力特点,曾询问跟随朝鲜人民军到过南朝鲜的战地记者:“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记者回答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还是陆军。”毛泽东证实这点后才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有的只是陆军”【《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72页。】陆军对陆军这恰恰是我们敢打的资本,有这样的条件,参战无疑利益极大。相反,不参战,“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这正是不出兵危害极大的根本所在。实践也证明出兵朝鲜的决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长久的战略价值。

毛泽东“两个极大”的决策原则,并非一时一地的结论,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印度一直对中国存有揶揄之心。印度政府策动和支持的西藏农奴主叛乱遭到失败后,把矛头指向中印边境。尼赫鲁采取步步升级的战争策略,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当时美国称印度是西方式民主与自由的堡垒,苏联也试图将印度拉近东方社会主义的阵营。印度把自己看作反华的急先锋和南亚的霸主,认为用战争手段解决边界争端,不仅能得到美苏的支持,而且就擒孤立无援、正受自然灾害困扰的中国,是一个极佳的机会。对于印度政府不断用战争挑衅中国的罪恶行径,中国政府从政治、外交上进行了坚决反击。由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对我不利,毛泽东指出,印度军队打到我们这边来,而我不能去,这其中有一点怕鬼的味道。后来大家向毛泽东反映,实在要打,印度欺负我们很厉害,而毛泽东却说,就让它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来毛泽东看到不打不行了,才下定决心:“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页。】从1959年到1962年,印度不断在我边境滋事袭扰。印度政府在错估形势的情况下,终于尝到了失败的苦果。我们的政治目标,是教训对方,促使其走到谈判桌傍。这一仗,虽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领土争端,但却打出了30多年的和平。由此可见,中印边境反击战,打,利益极大,不打危害极大。

今天,国内仍有台独势力的潜在威胁,国外不管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势力,还是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挑战我海洋和陆地主权的敌对势力,他们会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不断变换对策,干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特别是当他们看到中国崛起的进程不可逆转时,感到在未来与我利益争夺会更加不利,因而趁美国重返亚太,频频出招,挑战我国家利益的底线。应对这些危机与挑战,我们要用好战争的最后手段,既要坚持慎战,敢于斗争,通过外交等和平手段解决领土争端,又要从两个“极大”的原则出发,随时做好以战争手段解决危机的准备。因为,不放弃武力解决争端,不仅在冲突来临时能抢占先机,一旦取得冲突的胜利,会对敌产生巨大的震慑。毛泽东指出,胡志明在中国的支持下打败了法国,中国不但没有得罪法国政府,法国反而还承认了中国。“现在法国人在教训美国人,叫美国接受法国的教训,不要在越南南方打仗了。”“美国大概会接受法国的教训,已经打了三年打不赢,再打下去也不行,它不走是不行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7页。】这种结果恰恰是在谈判桌上难以获取的,因为敌人总抱有侥幸心理。相反,不立足于打,国家主权一旦受损,将给子孙后代带来无穷的隐患。在用兵利益极大,不用兵危害极大的前提下,打赢有限局部战争,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即使打不赢,还留有再争夺的空间,否则,眼见对方蚕食我领土而无动于衷,将永久丧失再战的理由。

中国革命战争和建国后几次局部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为中国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安全基础。可以说,过去无论是装备还是人民对战争的支持能力,都与今天的物质基础相差甚远。因此,今天我们更有责任和信念,去迎接战争的严峻挑战,这也是崛起中的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可预见的障碍。毛泽东建国以来的战争理论,不仅为我们应对战争威胁提供了方法论,而且为我们进行战争准备,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提供了思想武器。事实上,无论是今天潜在的海洋冲突还是中印边境冲突,依然是历史遗留问题的延续,这恰恰是毛泽东战争理论在今天的重大指导价值所在。

(作者陈相灵: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