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毛泽东建党思想之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创新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1-22   
分享到 :

探析毛泽东建党思想之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创新

高晓颖

毛泽东思想宝库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的理论。在毛泽东关于建党问题的著述中,处处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碰撞的火花,鲜明地表现出了它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探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扬弃与创新,不能不透视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除马列著作之外,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中国古书,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到稗官小说,毛泽东几乎无所不读,形成了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深刻认知。深厚的国学功底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传统文化观,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建党理论。笔者以为,毛泽东在构建建党思想的过程中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扬弃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传统伦理道德“重力行、重践履”的扬弃与创新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思想路线,应该说,这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晶。但是作为学风,“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最早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意思是做学问务必详尽地掌握事实材料,以求得真实的知识和符合实际的结论。这种求实的学风,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言行和著作中就已初露端倪,孔子就主张求学要“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就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明末清初,这种实事求是的学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清代唯物主义思想家顾炎武以“实学”代替“理学”的主张,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学说,颜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讨论,尽有千万义,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观点,魏源“以事实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的主张,这些事实说明,“实事求是”的“求实”学风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毛泽东发扬光大了这种学风,形成了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具体分析了实事求是与主观主义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指出:实事求是的学风,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并且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81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极力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对中国传统学风的简单照搬和重复,而是在吸收其基本内核的基础上,自觉地进行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及重构,它不仅指学术研究的态度,而且涵盖了思想方法、认识路线和工作态度等诸多方面,把它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以这种崭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学风为中介,毛泽东把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古代的朴素学风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他从一种新的思维角度出发,进一步阐释了“实事求是”的特定涵义,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一词的科学界定,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高度所作的理论创造。1941年12月底,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党校的校训规定为“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此,“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被确定下来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既是对“重力行、重践履”这一伦理道德传统的扬弃继承,又是对它的超越与创新。

二、党的“任人唯贤”干部路线对传统伦理道德“尚贤思想”的扬弃与创新

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而直接的思想材料则是中国伦理道德传统中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尚贤思想”杰出代表之一的墨子不遗余力地提扬“尚贤”理念,主张“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孟子则告诫统治者“不用贤则亡”,“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孟子·尽心下》)。至清末,为了挽救在四方科技文明面前尽显疲态的传统文化,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乙亥杂诗》)的呐喊。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目的就是想借以造就“敏于自觉,勇于作为”之贤才。

毛泽东继承了这种“尚贤”的传统,并且以此作为思想材料,发展了党的干部路线。他说:“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527页。】可见,毛泽东为我党制定的“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是对传统尚贤思想的批判继承。在这里,任人唯贤的“贤”已不再是古人所指的忠孝和为统治者服务的本领,而是以能够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密切联系群众,不谋私利等为“贤”之内涵,也就是德与才、红与专的辩证统一。为了使德才统一、红专并进,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要搞五湖四海,坚持公道正派的作风,反对任人唯亲。我们党的事业之所以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

三、党的“群众路线”对传统伦理道德“民本思想”的扬弃与创新

中国伦理道德传统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重“人”,高扬人的主体价值。早在殷周时期就出现了民本思想的萌芽,《尚书·盘庚》中就有“重我民”之语,西周政治家周公则以商亡为鉴,提出了“用康保民”的主张。这种极端重人的倾向又合乎逻辑地发展为“重民”的“民本”思想。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荀子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荀子·王制篇》)的思想,皆可看作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滥觞。至明清时期,民本思想进一步完善,一些思想家甚至断言天下是天下百姓的天下。革命先驱孙中山更是深切体会到“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8页。】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民本思想,以畏民为出发点,以防舟覆为归宿点,通过对“民”的地位的强调使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行为适当加以约束,最终为统治者在安定中获取利益服务。

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扬弃、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了我党一条彻底的、科学的群众路线。首先,科学地界定“民”的概念。毛泽东认为,“民”是相对于“敌”而言的,它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工农群众是“民”最基本的成份,共产党首先是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为实现他们的利益而斗争的。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共产党一旦脱离群众,就会丧失生存条件,就将一事无成。第三,毛泽东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共产党人的“爱民”观,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民本观的藩篱,赋予“民”实实在在的地位和尊严。第四,毛泽东把传统的“听政于民”提炼成为我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科学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为标准和出发点,体现了主动性和科学性的有机统一。

四、“共产党员思想道德修养”标准对传统伦理道德“德治”思想的扬弃与创新

中国历代非常重视道德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强调德治。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荀子认为,威势有三种:“道德之威者,暴察之威者,狂妄之威者”,其中道德之威最重要。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提出了以名为治的主张。他认为,以名为治最重要的是礼义廉耻,这是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为了发挥道德的政治作用,古代思想家非常重视统治者个人的品质,认为具有良好品质的统治者,才能取信于民、政通人和。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认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同时还要把“正”推及“天下”,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统治地位的巩固。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这一优良传统的合理内核,十分重视道德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不仅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的阶级实质,而且对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有了科学的认识。1929年底,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毛泽东指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违反无产阶级思想道德的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错误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的无产阶级思想道德对完成革命任务的极端重要性。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认为这对动员全民族一切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具有决定意义。毛泽东非常重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把它列为延安整风的必读文件,用以加强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也是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教育运动,是一种大规模的灌输无产阶级道德价值观念,培养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情感的强化教育方式。新中国成立以后,持续不断的全国范围的整风整党、思想教育运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道德价值氛围,涌现出雷锋、焦裕禄等为人民所称道的道德楷模,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种强大精神动力。

在加强党员的道德修养方面,毛泽东将古人“自省”、“慎独”的修养方法加以创新,号召共产党员到革命实践中去发现并克服自身的缺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完善自我,同时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推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真正成为一个对革命事业有用的人。

毛泽东重视和加强党员道德修养的思想,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德精神,又是对它的发展创新。传统的重德精神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提出的加强党员思想道德修养,则是为适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适应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正如他所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五、党的“集体主义”原则对传统伦理道德中“利群”观念的扬弃与创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群体价值为核心的文化,提倡“自我牺牲”、“利他”和“利群”,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产生冲突时,主张个人利益服从和服务于群体利益。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认为“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可见,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一种群体人格,是群体利益的代表者、组织者和创造者。墨家和法家也强调群体利益,法家强调“公则天下平”,“失之必以偏”。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是一种典型的群体精神,这种群体意识本质上以家庭、国家、社稷的利益为道德的最终归向,它一方面构成了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思想支柱,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培育了中国人民对群体的坚固责任感和追求群体和谐、社会稳定的文化心态。

毛泽东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时,批判了传统群体意识在压抑人性方面的消极成分,继承和发扬了其中的积极因素,为确立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提供了有益借鉴。毛泽东要求无产阶级尤其是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必须坚持集体主义原则,“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对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传统命题,毛泽东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它的合理内核。他指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应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且应“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他多次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1、522页。】

毛泽东关于共产党员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党员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的思想,是建筑在人民群众的根本之利益之上的,它大大超越了中国古代群体意识的思想境界,特别是毛泽东本人对这一思想躬行践履,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统一,这些都是先人所不及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是在扬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紧密结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特色。由于博采中华文化诸长,传统底蕴厚实,因此,毛泽东建党思想具有坚实的本土文化根基,长期以来保持着旺盛生命力,正如列宁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并非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正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的时代产物。

今天,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在我们在赢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迎接新的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重温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仍然具有巨大的启发和导向作用,它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能力大有益处,对于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高晓颖:中共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委党校高级讲师)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