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外交三原则看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作者:    发布时间:2018-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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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中国成立时的外交三原则看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段春义

毛泽东是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第一代领导人,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思想家和诗人,更是伟大的战略家。他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提出了极为丰富和十分深刻的战略思想,其中包含其完整的国际战略思想。面对世界分为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现实,新中国要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三原则,并指导新中国开始了以社会主义国家为主的建交过程,同时三原则建构起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原则框架,为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我们试着以国际关系学的观点从三原则的提出,以及三原则指导下的新中国的外交之路,总结一下三原则折射出的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

一、外交三原则的提出

(一)外交三原则提出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时,世界已经处于二战结束后的雅尔塔体系,美苏矛盾日益加剧,世界逐渐被划分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这种国际格局的变化,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进行选择。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说到:“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英]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455—456页。】面对这种现实,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不可能另辟蹊径选择中间道路。美国二战结束时政策很明确就是扶蒋反共,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甚至内战的支援,让中国共产党日益看清美帝的真正面目。而苏联一开始并不看好中共,抗战时期甚至援助国民党政府来保全其在东北的利益。然而,毕竟中国和苏联有着深远的意识形态联系,中共成立伊始就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将苏联作为学习的榜样。1946年以后国际形势出现的急剧变化,美国步步紧逼的进攻态势、冷战的出现并逐步升级,促使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以及对待中共和国民党的态度。1947年底,毛泽东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是在我们方面,不是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反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切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并正在向前发展。”报告最后宣布:“我们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够打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战使之不能发生,推翻一切反动派的统治,争取人类永久和平的胜利。”【《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9—1260页。】这种表述清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不断取得胜利,斯大林派遣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与米高扬举行会谈。刘少奇秘密访苏,斯大林在会见刘少奇时明确表示,苏联将承认和支持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二)外交三原则提出的过程

1949年初,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先后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新中国要在新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外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949年1月,毛泽东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77—78页。】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我们也必须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不给他们留下活动余地,然后再考虑建交问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2页。】中国要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据《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记载,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转引自:徐腊梅、张荣辉:《“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从毛泽东的形象表达看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原载《党史博采》2008年第9期。】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阐明了这一方针。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毛泽东在总结七届二中全会时指出:“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机会就要公开发表文告说明这一点。”【《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方针:“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在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起草的会议宣言更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将联合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以为自己的盟友,共同反对帝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争取世界的持久和平。”【《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8页。】当然我们要强调,“一边倒”不是无原则听命于他国,而是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站在代表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与“一边倒”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外交的三大外交方针,我们简称外交三原则。

二、三原则指导下的中国外交

(一)新中国外交的迅速展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表公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10月2日,苏联就宣布与新中国建交,也揭开了新中国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建交的序幕,这也是“一边倒”外交方针的实践。继苏联后,到1950年1月,中国相继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越南等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6)》,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4页。】同时,新中国又与亚洲民族独立国家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积极建交,甚至在1950年初,北欧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挪威、丹麦、芬兰、瑞典和瑞士先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及相互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中国都积极与之接洽,建立外交关系。

新中国外交全面推进,但是从总体上讲,外交关系第一位的是同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毛泽东充分表达了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决心和诚意。比如1949年10月16日在祝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电报中,毛泽东说:“这是以美国反动政府为首的帝国主义阵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分裂德国并恢复德国成为反动国家和战争基地的罪恶政策之决定性的失败,是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伟大胜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这充分表明了新中国支持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鲜明立场。在1950年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在国外,我们必须坚固地团结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对此不可有丝毫的游移和动摇。”【《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页。】中苏在平等互利、互助合作的基础上经济、文化合作关系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也开始得到发展,相互间广泛签订经济贸易协定。因此同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发展,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外交的主要内容。

(二)反对帝国主义敌视新中国的活动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以反华为中心。新中国一成立,美国就企图全方位地竭力孤立和遏制中国。美国在外交上发起了一个“不承认”新中国的运动,美国曾向英、法、荷等多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同美国保持不承认新中国的一致行动。1949年10月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还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起,美国进行侵朝战争,支持法国扩大侵越战争以及企图军事占领台湾,从军事上对中国大陆进行进逼和威胁。然而美帝的企图全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人民战胜和阻遏了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军事扩张和侵略行径,鼓舞了世界反帝反殖的斗争。同时,美国还极力阻碍新中国实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权利。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现实,建国前《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文章,充分分析了美国对新中国敌视的真面目,人民的新中国对帝国主义不存在任何幻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只能站在民主阵营中继续与帝国主义抗争。

三、三原则透出的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

从国际关系学的角度看,国际战略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和实现其根本利益,根据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对自身综合国力的客观估量制定一定时期的对外谋略或对外总政策。从三原则指导下的中国外交实践可以看出,三原则的核心是“一边倒”,因此,“一边倒”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最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与60年代的“两个拳头打人”、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构成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完整体系。我们从三原则及其指导的外交实践总结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以及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科学性。

(一)毛泽东制定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外交三原则最重要的是制定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并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不断发展丰富的基石,这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

1、独立自主。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原则核心是独立自主,而独立自主原则在外交三原则中也准确地表达出来。毛泽东一生都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面临新中国的诞生,独立自主更是作为根本原则得以发扬。“另起炉灶”代表着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划清界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949年6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毛泽东就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90页。】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的庄严宣言。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特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声音不仅激励着中国人民,也震撼着整个世界。1950年6月,当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和派遣第七舰队侵占我国台湾海峡时,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大张旗鼓地宣布:“全世界各国的事务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务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页。】他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将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随时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这是毛泽东捍卫独立自主的坚定立场。

2、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早在1945年中共七大毛泽东在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1949年4月,他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中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毛泽东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652页。】在建国公告中更是明确表明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下同任何外国政府建交。新中国外交实践也证明了新中国奉行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在此基础上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3、维护世界和平。一开始毛泽东就将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定位为维护世界民主和平的进步阵营,新中国更是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立场,从此确立了这一原则。在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说:“在国际上,我们必须和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团结在一起,首先是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会是永远胜利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4页。】从新中国一诞生,毛泽东就表明了中国爱好和平并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并在随后的外交实践中始终坚持这一立场。1954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强调:“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5页。】所以,一边倒的外交原则,实际上是中国爱好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选择。维护世界和平也成为毛泽东国际战略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科学性

1、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新中国成立之时,世界属于雅尔塔体系中,国际社会分化为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面对这样的国际现实,毛泽东清醒地看到,新生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废待兴,不可能在中间生存,新中国必须选择一方,“一边倒”政策的出台表达了新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这也是争取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的无他选择。帝国主义也不可能接纳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新中国,从对新中国的孤立、封锁就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对于战争形势的判断客观全面,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战争危险,使第三次世界大战避免爆发的斗争力量发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觉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8页。】总体上的国际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基于这种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毛泽东要求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态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成为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

2、对中国实力的客观估量。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一个国家的出发点就是国家利益,而参与国际社会的依据就是国家力量或称国家实力、综合国力,国家实力一般包括经济力、政治力、军事力、外交力、国防力、文化力、资源力等,而诸多力中最基础的就是经济力。对于新中国的国家经济力毛泽东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毛泽东对中国的经济成分有比较全面和准确的估量,他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工业经济,但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0页。】。毛泽东承认“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毛泽东更是承认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因此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成为新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新生政权还不稳固,对中国实力的准确定位,不可能去抗衡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要想加快新中国的建设步伐,必须争取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的外交三原则也是对中国实力的正确估量后做出的选择。对中国实力的客观估量,成为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依据。

3、安全利益至上的国家利益观。从国际关系学理论看,国家利益,又称国家权益,包括了四个方面,即国家安全权益、国家政治权益、国家经济发展权益和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互利权益。【《国际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而作为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国家利益必然以国家的安全权益为先。安全权益主要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成、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毛泽东经历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他深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过一系列战争获得独立,首先第一件最重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浴火重生的新中国,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必须与国民党政府划清界限,“另起炉灶”。由于旧中国帝国主义在华获得很多特权,必须肃清这些遗留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也是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的必经之路,这一点上来说“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也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为了新中国有安全和平的发展环境,面对美苏的两极格局,中国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更是从安全利益出发。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认识方法的局限,毛泽东更多的突出了安全利益至上的国际利益观,在以后制定的对外政策更见这一点。因此毛泽东制定国际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国家利益,尤其是国家的安全利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国内国际现实条件下,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没有安全利益,其他权益都无从谈起。

结 语

面对美苏两极的国际背景,面对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刚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异常艰辛的,毛泽东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对局势的判断,毅然做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外交三原则的提出是在正确分析国内、国际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党制定的新中国的外交方针和指导原则,并不断指导着新中国未来的外交之路,确立了中国外交政策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维护和平等外交政策原则,成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对国际形势的准确判断,更是对中国实力的正确估量,体现了毛泽东国家安全利益至上的国家利益观。这更证明了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国际战略家。

(作者段春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科员,助理研究员)

(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编《毛泽东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