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溶：“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

“一国两制”的构想与邓小平的思想特色

冷溶

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常常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他的鲜明的思想特色。对这些思想特色越了解，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也越深刻。在学习邓小平“一国两制”构想的论述时，我们就突出地感觉到这一点。

(一)
求实与创新，是邓小平最鲜明的思想特色。“一国两制”的构想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特色。
“一国两制”构想首先是实事求是的产物。这一点，许多研究文章都作了充分的论述。邓小平自己讲的最为简明。他说，“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他进一步解释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这个构想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就要照顾各方面的利益，使各方面都能接受。比如，在香港问题上，要照顾中国、英国和香港的利益。“一国两制”构想，就是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实现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最好办法。
实际上，对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我们党过去也是抱着很现实的态度。50年代我们就提出过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对香港问题更是如此。周恩来在1957年4月就表示，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这些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70年代中期，葡萄牙政府曾提出愿意把澳门归还给中国，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虑，我们并没有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从实际出发看待这些问题，那么三中全会以后实事求是得到了发扬光大，“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应该是很自然的。
“一国两制”构想不但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也是考虑到了世界形势的实际变化的。当今世界，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和斗争，但用和平的、对话的方式解决争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制度不同的地区，由于具有共同的民族利益、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等，则更有可能消除隔阂、捐弃前嫌，实现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构想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创造性思维的特点。
一位外国朋友听完邓小平介绍“一国两制”构想后，风趣地说，您虽然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我认为您是中国最年轻、思想最活跃、最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撤切尔夫人也这样评价道：“我认为，从历史的观点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种构想看起来是简单的想法，但却是充满想像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这些话说得是不错的。
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中允许两种不同的、相互对立的制度存在，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允许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并保证长期不变。这种构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没有说过，西方政治学家，不论是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也没有说过。这确实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大胆的想法，它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所具有的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总喜欢把马克思主义者描绘成僵化保守、因循蹈矩的人。其实，马克思主义者是最富于创新精神的人。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恩格斯才被当时的资产阶级视为“最离经叛道的人”。
“一国两制”构想所体现的这种求实与创新精神，给了我们一个重大启示：为了使我们的事业继续发展，必须继承和发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所倡导的、并身体力行的这种求实与创新的精神。邓小平曾经这样说，改革事业如果照过去的老框框做，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如果固守成规，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点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目标。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深思。

(二)
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即把邓小平实事求是的特点说成是实用主义。他们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把邓小平所说的“不管黄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生动地反映他求实特点的话，当作邓小平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原则。从这一观点出发来解释他的思想，往往会导致极其错误的结论。
实事求是与实用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呢？实事求是讲原则性，就是要尊重客观真理；实用主义不讲原则，追求“有用即真理”。它们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有没有原则性。
邓小平最讲原则，这一特点与他求实的特点一样，闻名于党内。毛泽东在谈到邓小平时，说他“政治思想强”，“棉里藏针、柔中寓刚”，所说的也是他原则性强的特点。“一国两制”构想很能体现邓小平的这一特点。这里仅举两个例子说明。
一是在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式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的同时，坚持“不作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承诺”的原则。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坚持了十分强硬的立场。他指出，用什么方式、什么时间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无权过问。他特别告诫说，台独势力不仅在台湾有，美国、日本都有，如果台湾问题不早日解决，说不定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那样我们不使用武力行吗？如果我们承诺了这一点，就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就会无所作为，毫无办法。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下一代领导人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二是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中坚持主权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原则立场。中英谈判主要有三个大问题。一、收回香港主权问题；二、收回主权后香港采取什么制度、政策问题；三、十三年的过渡时期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问题。本来中国收回香港主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但是有些人却俨然以香港人民利益的代表自居，企图在主权问题上讨价还价，以换取中国政府在治权上的最大让步。对此，邓小平态度十分坚决。他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到时一定要收回，香港不能继续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香港主权不收回，我们就是李鸿章。1984年5月25日邓小平在会见港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时强调，我国在恢复对香港主权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充分认识邓小平坚持原则的这个鲜明特点，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邓小平的思想有很大帮助。有些人总是片面地理解和解释邓小平的思想，比如，他们只强调邓小平大力推进改革的一面，而忽略他反复强调的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立场。这种倾向曾经影响了一些同志对邓小平的思想的正确理解。应该看到，邓小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态度从来都是坚定和鲜明的。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时他又是一位具有求实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看到邓小平坚持改革开放就简单地评价他为“改革派”，或者看到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坚决态度就说他是保守派。
(三)
善于从战略的高度考虑问题，是邓小平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特色。
海外有些人，对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诚意表示怀疑。他们用“文革”时期看我们的老眼光来看这个问题，认为一向主张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的中共，怎么会主动提出允许台湾、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保证其长期不变呢？他们错误地认为，我们提出“一国两制”是出于一时的权宜之计。
那么，邓小平究竟根据什么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呢？
“一国两制”的主要思想是在1978年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形成的。当时正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这次会议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战略转变，决定和影响着我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转变。就台湾问题而言，用哪种方式解决对四化建设有利呢？回答当然是和平方式。用和平方式，有利于保持台湾和香港的稳定，用台湾、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我们社会主义主体经济的一种补充，建立包括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内的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化建设服务。这就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背景和根本原因。显然，这是建立在我国长远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战略思考。
如果从国际战略的角度，就会对这种战略思考看得更清楚。
“一国两制”是为解决中国内部统一问题提出来的，但是它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的思路，在国际上却有着普遍的意义。这一点又是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提出的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是致的。所以，邓小平一再表示，他是将这一构想提到国际上来考虑的。
这种站在国际战略高度所进行的思考，甚至在邓小平刚刚酝酿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就开始了。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与日方签定中日友好条约。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中日关于钓鱼岛的领土争端问题。那段时间，邓小平正在构思“一国两制”的重大构想。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就联想到，解决钓鱼岛这类的领土争端问题，能不能也像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一样，用和平的方式，不用战争的方式。从那以后，邓小平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逐渐形成用“一国两制”或“共同开发”这类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一整套战略设想。在邓小平看来，当今世界上存在着的一些争端，一是因制度不同一分为二的国家，如中国的大陆和台湾，两个德国，两个朝鲜；二是殖民地问题，如中英之间的香港问题，中葡之间的澳门问题，英阿之间的马岛问题；三是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问题，中、越、菲马之间的南沙群岛问题，英西之间的直布罗陀问题。这类争端，过去被认为是争执双方尖锐对立的矛盾，似乎非用武力不能解决。这些矛盾的存在，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为保证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和平和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十分关心世界和平问题。我们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既是为了和平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也着眼于维护世界和平，为解决国际争端，消除战争热点寻找一个有效的途径。
邓小平的这种战略思考，有两次谈话说得最明确。一次是1984年11月20日会见挪威首相科勒·维洛克，他说，为了完成现代化战略发展目标，国内条件是全国上下十亿人口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国际条件是要求有一个和平环境。我们是根据要有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原则解决香港问题，也根据这一原则力图用香港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另一次是1984年12月19日会见撒切尔夫人，他进一步强调说，“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根据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达到一个长远的战略发展目标。“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面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本世纪末和下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是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对邓小平的这些话，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表示：我要对香港那些怀疑这一政策的人说，中国着眼于长远现代化目标和经济发展，是会执行协议的。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政策不会改变。
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构想的战略思考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邓小平总是将这一构想同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方针联系起来考虑与论述。站在战略全局高度，从整体上，从各项方针政策的相互联系中，进行系统的分析与思考，的确也是邓小平重要的思想特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与理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这一切能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的阐发和提炼。
(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形成了一系列重大方针和政策，它们是用一些简明的语言表述出来的，成为人们所熟知的重要概念。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四项保证”、“小康社会”、“三步目标”、“改革开放”、“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东西南北问题”、“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等。众所周知，这些重要概念，是邓小平提出来的，它反映了邓小平善于对新情况进行新的理论概括这一思维特点。
从“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的这一特点。
“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邓小平早就提出来了，但一开始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现在，尽管我们还不能肯定邓小平第一次作这种概括的时间，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这一概括是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1978年下半年，在中美建交谈判过程中，我党形成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这一方针反映在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中。如1978年10月8日会见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的谈话，11月14日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的谈话，11月27日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诸瓦克的谈话等。在这些谈话中邓小平提出，我们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可以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祖国要统一。这些谈话虽然没有明确“一国两制”的提法，但已经把“一国两制”的意思表示得很清楚了。
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后来被具体化了。1979年初，我党提出了“通商、通船、通邮”和“进行经济、科学、文化、体育交流”的“三通”“四流”建议。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我国政府提出“九条方针”。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在与美籍华人学者杨力宇谈话中，在“九条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六点办法”。所有这些具体的方针政策，都反映了“一国两制”的思路，但仍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谈话中邓小平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意思，就是中国准备用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提出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收回香港后，香港仍将是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留。他后来说，解决香港问题的重大原则就是那次谈话中定下来的。
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实践，使邓小平的认识深化了。从长达两年的中英谈判所形成的一系列文献中，我们看到，有这样一种认识愈来愈明确：我们提出的解决台湾、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变”、“九条方针”、“六点办法”等方针政策，核心就是在一个统一的中国中，实行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善于抓住问题关键的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谈话中，逐渐地把这个意思用简洁明晰的语言表述出来。1983年6月邓小平会见杨力宇时说：“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之后，国内外的研究文章中开始陆续出现类似“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
从现在看到的文献看，邓小平第一次使用“一个中国，两种制度”提法，是1984年2月22日会见美国乔治城战略研究所主任布热津斯基的谈话。他说：“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不久，5月18日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使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作为我们党解决台湾、香港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方针的概括性语言，使这一提法具有了法律效力。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较之“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提法，更具有普遍意义。这一提法的变化，反映了邓小平把这个构想延伸到解决国际争端上的思考。他后来干脆把这个构想概括为“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提法的产生，使我们党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政策更加明确了，也使英国政府、香港的各界人士对这一方针政策的认识更加明确了，对于指导和推进解决香港问题的实践，起到了重大作用。不久，中英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这一构想的正确性得到了实践的检验。邓小平又在一系列的谈话与讲话中，对这一构想的定义、主要内容、提出过程、理论来源以及国际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发，使这一构想更加丰富和完善起来。
“一国两制”这个概念的提出，有着很重大的意义。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是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概念一旦形成，人们的认识就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科学的成果，都是形成各种概念来加以总结和概括的，反过来又可以指导人们更自觉地去从事新的实践。
邓小平善于对复杂的事物作出高度的抽象概括，又善于全面系统地加以阐发。这两个方面浑然成为一个整体。这种善于抽象概括和系统的分析思考的思想特点，对于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开拓性事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它所体现的理论勇气和魄力则更加可贵。这方面，邓小平无疑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邓小平的这些思想特色，实际上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的自觉掌握和灵活运用。这些特点同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一样，是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精神财富，需要认真地学习和领会。
邓小平属于这样的一位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及思想特色，影响着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使整个时代都带有他的特点。中国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正是体现着这样的一种时代特点：一个求实的时代，一个创新的时代，一个纵观全局、胸怀远大抱负的时代，一个脚踏实地勤于实践又勇于理论探索的时代。继续地开拓这一时代，正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原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