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解读邓小平理论

开创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

——解读邓小平理论

何云峰

【摘要】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理论的地位迄今尚未被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邓小平理论实现了从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向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转变，从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向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转变。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社会主义；功能主义；现实主义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7）05-0019-04

【作者简介】何云峰（1972— ），男，河南孟津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

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理论的地位迄今尚未被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剖析这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对于充分认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历史赋予邓小平理论的重任

社会主义自创立之后，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命运。一方面，社会主义思想广为传播，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思潮之一，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它成为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备享尊荣。另一方面，在传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也在不断被曲解，被歪曲，尤其是在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上，被搞得混乱不堪，几乎完全失去了它的本义，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和形象，也给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试图开辟一条“一大二公三纯”的最完美的社会主义道路，结果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由此而引发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苏东剧变，说到底就是因为僵化的社会主义版本让人民失去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从而最终断送了一度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

作为诞生于改革开放时代的意识形态，邓小平理论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这就是要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包括两层涵义，一是“返本”，而是“开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抛弃那些对于社会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剔除附加在社会主义名下的错误理论观点，恢复社会主义的本来面目，这是“返本”。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深刻总结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开创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这是“开新”。邓小平理论成功地把“返本”与“开新”相结合，在“返本”的基础上“开新”，使社会主义在中国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使社会主义重新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首要任务是“返本”。邓小平理论的“返本”主要是重新回归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已经形成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抽去了这个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就不成其为科学社会主义，而沦为空想社会主义。而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由于缺乏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现实经济条件，人们往往忽视了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继承性，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以至于撇开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把社会主义误读为一种简单化的道德诉求（如消灭剥削、消除压迫），误读为农业社会主义或者平均主义的社会诉求，误以为只要政治力量对比许可，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同样可以“兴无灭资”。“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割资本主义尾巴”就是这种思想的现实反映。其后果是人所共知的。

邓小平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有了充分的认识。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还叫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不只是名词好听，而是生产力发展速度要超过资本主义。”[1]（p876）邓小平坦率地承认：“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p225）邓小平认识到，如果不能够充分吸收利用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成果，实现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社会主义就缺乏物质基础，难以真正立足。正如他尖锐指出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3]（p191）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与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会谈时意味深长地告诫对方根据自身条件最好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说：“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2]（p261）作为一个终生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老革命家、老共产党员，邓小平何尝不想看到社会主义阵营中增加新成员，但邓小平又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他清醒地意识到，在物质基础不具备的情况下贸然搞社会主义，只会把社会主义搞糟，败坏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声誉。事实上，早在1980年4月21日，邓小平就已经明确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3]（p313）

过去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支撑，长期固守“以阶级斗争为纲”，批判“唯生产力论”，结果“吃了大亏”。邓小平对此深有感触，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2]（p255）。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不难注意到，在邓小平的这些论断中，生产力总是与“本质”、“根本”、“基本”、“主要”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这充分表明，邓小平是在刻意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可见，在唯物史观这个根本层面上，邓小平重新悟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

基于对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论的深刻认识，邓小平摈弃了以往那种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大胆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的改革开放总体思路。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2]（p44），改革开放就是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2]（p149）。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p373）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最终要体现于“开新”。邓小平理论的“开新”分为两个层面。就具体内容的层面而言，邓小平理论全面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除此以外，邓小平理论的“开新”实际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层面，即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这个层面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因而需要在这里重点加以阐述。邓小平理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开新”，主要表现为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二、邓小平理论开创了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倾向于把结构看作是第一位的、至上的、神圣的，功能则是第二位的、派生的、与生俱来的，相信只要有了一种理想的结构，就自然会具有理想的功能。这种社会主义观盲目地崇拜结构，拘泥于结构，而不是着眼于社会主义的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本末倒置的社会主义观，最终必然会走向空想社会主义。

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则认为，功能始终是第一位的，结构是第二位的。结构只有在具有社会主义的功能时，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否则，它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马克思和恩格斯大致设想了未来社会的结构，但他们从未把他们设想的结构神圣化，从未将其看作是最终答案，他们之所以设想这样的结构，完全是因为他们预期这种结构具有促进生产力发展，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功能，至于这种结构究竟是否可行，最终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最终肯定一种结构的前提必须是它在实践中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所预期的功能。如果推行这种结构的结果是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未能产生出应有的功能，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倒退。同样，通过行政力量强行消灭一种对生产力还有促进作用的结构，也只能是倒退而非进步。

所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本来就应当是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遗憾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盛行的却是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斯大林主义就是这种社会主义观的典型形态，它影响深远，危害甚广。在中国，包产到户几起几落，命途多舛，说到底也是因为中央一些领导人执着于苏联模式的制度结构，认为包产到户会动摇公有制的地位，对于包产到户对于生产力的巨大促进功能，他们却视而不见。在极左思潮肆虐的年代，为了维护一种僵化的“一大二公”结构，甚至可以把社会主义的功能置之不顾，以致出现了诸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样的荒唐论调。显然，按照这样的思维方式来捍卫社会主义，无异于葬送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垮台的教训表明，长期奉行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迟早会被人民所抛弃。

汲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其形象表述就是著名的“猫论”。在邓小平看来，不管是采取哪一种结构，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关键是要具备“抓住老鼠”的功能。衡量一种结构是不是好的结构，标准只能是看它的功能如何：只要有“抓住老鼠”的功能，这种结构就是值得肯定和大力提倡的，就是“好猫”；反之，如果不具备“抓住老鼠”的功能，就是应当否定和坚决舍弃的，就是“坏猫”，不管这种结构（“猫”）的外表有多么漂亮好看。从最初的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后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邓小平关注的始终是社会主义的功能。在他看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2]（p225），“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3]（p312）能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始终是邓小平判断一种结构合理与否的最高标尺。

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规范表述则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论断，有不少人实际上是存有很大疑问的。因为他们发现，邓小平在这个论断中，只字未提公有制，只字未提按劳分配。难道这些东西竟可以不要吗？回顾邓小平以往的多次谈话就不难看出，邓小平是始终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的，没有丝毫迹象表明，邓小平改变了这一看法。其实，邓小平在论及社会主义的本质时未把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包括进去，并非是他认为这些东西不重要，而是邓小平的功能主义社会主义观使然。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说到底就是社会主义功能论。在邓小平看来，功能是稳定不变的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内容，结构则是从属于功能的变动不居的内容。因此，谈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能谈它的功能，而不能谈它的结构。社会主义的功能是不能改变的，改变了功能就改变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但社会主义的结构必须是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不断变化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是一个包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的经典命题，它既鲜明地指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比较所具有的优越功能（“优越性”），又有意识地为社会主义实现结构的不断革新和完善预留了足够的空间。

正是循着功能主义社会主义观的思路，邓小平坚决反对那种在改革开放中凡事都要先问一问姓“社”姓“资”的僵化思潮。他为改革开放设置的底线是不能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其真正含义就是不能改变社会主义的功能。至于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的功能而改变传统的社会主义结构，倒不如说是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义。针对多年来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争论，邓小平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针对一些人对于特区的责难，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特区的建设成就表明，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邓小平毫不客气地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他鼓励人们打破恐资症，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只要是具备“三个有利于”的功能，就不要怕。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包括证券、股市这些人们曾经讳莫如深的东西，邓小平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学习借鉴的愿望，体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大胸怀、大气魄。

三、邓小平理论开创了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

传统的社会主义观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凭借一些天才人物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人为设计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一种建构理性主义，无限夸大人类理性的能力，乐观地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最终建成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社会。

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则认为，社会主义不是靠一些人的非凡智慧预先设计出来的，而是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它实质上是一种进化理性主义，认为人类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不相信凭借人类的理性就能够建立一个人间天堂。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观都是理想主义的，都乐观地相信，只要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就能够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向着更高阶段——美好的共产主义迈进。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革命胜利后都是彻底消灭传统的社会制度，为社会主义腾出“空地”，然后依照一种既定的社会主义图纸进行“按图施工”，以为这样就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卷，使人民从此过上幸福生活。当实践的结果与初衷相悖时，他们不是反思自己的社会主义观，反而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够彻底，资本主义消灭得不干净，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还不够高，因而提出要继续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这样做的结果是越搞越糟，彻底走向了愿望的反面。

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逐步形成了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其形象表述是著名的“摸论”。既然是“摸”，就说明过河的路具体怎么走，社会主义具体怎么搞，谁也无法说清楚。邓小平在这里表现出对于人类理性能力有限性的清醒认识。“摸”，就是摸索，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既需要大胆尝试，又需要谨慎行事，走一步，看一步，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就要善于总结经验、纠正失误。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通过“撞击反射”不断调整自己的路向，根据实际情况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表现了一种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4]（p149）

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就必然要求“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要赶快改。”[2]（p113）“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2]（p118）邓小平“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思想表露出渐进谨慎的实践理性，是其现实主义社会主义观的集中体现。

从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出发，邓小平反对夸大个人的理性能力。他明确指出：“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那么认为。”[2]（p372）虽然被誉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但邓小平本人保持了头脑的清醒，始终反对夸大他个人的作用。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把它称作中国农民的发明，而他自己不过是做了一些总结、提高和推广的工作。1992年7月他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中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可以体现以我为主体，但绝不是一个人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p1350）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群众创造的经验，是邓小平最为宝贵的实践品格。

从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出发，邓小平反对夸大国家的理性能力，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体现社会的主体地位。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存在一个通病，就是官僚主义泛滥，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国家理性能力的迷信，实行国家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高强度支配，经济、文化和社会沦为国家的附属物。正如邓小平所精辟指出的：“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3]（p328）邓小平为改革确定的基本思路就是重新调整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把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促进社会的自我发育和成熟。政府相应地转变职能，主要抓好规划、协调、监督、服务等工作，努力构造“小政府，大社会”的新模式，这样既调动了社会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政府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之所以积极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用意也正在于此。

从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出发，邓小平承认人性的不完美，容忍人性的弱点。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不能容忍人性的弱点，力图通过思想改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让人们都成为清心寡欲的圣贤，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它竭力反对人们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反对采取物质鼓励的手段调动积极性，认为这样做是在搞物质刺激，会走向修正主义。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5]（p387）“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p146）

从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出发，邓小平承认中介和差别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不能容忍贫富差别的存在，把共同富裕看作是同步富裕，主张搞平均主义，贫富拉平，其结果只能导致共同贫穷。邓小平则看到，共同富裕是一个美好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是一个“不断逼近”的过程，必须经历一些过渡环节。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时机成熟时再由国家对分配格局进行再调整，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由于这个大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最终让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同样，邓小平坚决反对搞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竭力坚持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的同时，要承认其他所有制成分和分配方式存在的合理性，鼓励它们的发展，形成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双赢格局。

结语

邓小平理论实现了从结构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向功能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转变，从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向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转变，使得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谱写了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新篇章。邓小平理论因此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和意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地位和意义必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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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吕元礼.政治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会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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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