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逻辑和思想逻辑及其辩证关系
论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逻辑和思想逻辑及其辩证关系
左亚文 覃采萍
摘要：对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发展规律上，而要具体考察每一个历史时代所展开的特殊的“时代逻辑”，透析支配着这一特殊历史时代的“特殊的原则”。邓小平理论形成于一个历史变革的时代，它的创立者以超迈前人的理论勇气和理性自觉，在应对时代挑战和危机的过程中，深刻和敏锐地把握了隐含于时代问题和矛盾冲突中的历史的必然逻辑，将其升华为自觉的理论化的思想逻辑，然后用以启迪和发动广大群众，从而转化为群众的历史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仅集中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逻辑如何通过一定的内在机制和矛盾发展道路转化为自觉的思想逻辑并使二者达到辩证统一的过程，而且表明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邓小平理论在这辩证统一的过程中所扮演的中介和先导的作用。
关键词：邓小平理论；时代逻辑；思想逻辑；历史主体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77（2007）07-0005-04
邓小平理论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理论创造。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也造就了邓小平理论。但是，邓小平理论既不是我们时代自发的产物，也不是思想家个人的主观构想，而是时代发展的“逻辑”与思想家的个人思想发展“逻辑”通过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扬弃最后达到相互融合和相互转化的结果。深入探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的时代逻辑和思想逻辑及其辩证互动的关系，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逻辑规律，把握理论发展的一般逻辑，都是深有启迪意义的。
一
所谓时代逻辑，是指一个历史时代的本质发展规律，它蕴含在复杂的历史事变之中，深藏于纷繁的历史表象之后。历史不是历史事件的偶然堆积，也不是某些历史人物的主观创造，在看似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后面，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逻辑在起作用。当然，这种历史的时代的“逻辑”，不像数学公式那样精确，也不像化学反应那样机械，它要通过许多中间环节和曲折过程表现出来，这正是历史逻辑的逻辑表现。因此，当我们谈到时代逻辑的时候，不应该把它单纯地理解为一种思维的“外在形式”，“逻各斯，即存在着的东西的理性”[1]（p91），即是说，它是关于“事物的本质”、“事物运动的规律”的思考。我们应当从这样的哲学高度上反思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的内在逻辑。
邓小平理论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当邓小平历经“三落三起”的磨难，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再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我国所面临的主要时代矛盾是，在经济上，必须废止“以阶段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政治上，必须拨乱反正，把“文化大革命”中被颠倒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在理论上，必须以批判“两个凡是”为突破口，以解放思想为武器，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重新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对于每一个有正常理智和良知的人来说，结束当时无休止的批斗和动乱局面，摆正被扭曲了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把经济工作放到首要的位置上来，已成为一个共同的心声。然而，当时人们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个人崇拜以及“左”的教条主义仍然占据着人们的头脑，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那套极“左”的做法及其在实践中的破坏作用又引起了人们的厌烦、困惑和怀疑。很多人逐渐从个人迷信的狂热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求诸己，用自己的悟性、理性去观察问题和思考问题。人心思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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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左亚文（1956—），男，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理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覃采萍（1973—），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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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变，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成为当时的时代发展的必然逻辑。
人心不过是社会心理的表征，而社会心理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生产实践状况的反映。物质生产的逻辑才是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逻辑，才是支配社会表层变动的最深刻最根本的逻辑力量。但是，真正历史的理性的分析不能止于抽象原理的演绎上。实际上，即使是晚年的毛泽东，他也从来没有否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在他看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狠抓“以阶级斗争为纲”，正是为了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便是林彪和“四人帮”，其所作所为也是在十分动听的马列主义的词句下进行的。这就说明，套用“原理”，仅仅用生产的逻辑、经济的逻辑这个普遍适用的原理去具体分析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那个时代的时代逻辑，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必须通过深入具体的研究，把握那个时代的“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一个“基本原则”在支配着这个时代。这个原则成为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的根本导向，也成为这个时代的人们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和信仰支撑。黑格尔曾经指出：“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一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体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2]（p104）黑格尔认为，这个特殊的原则统御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方面，包括国家的宗教、国家的制度、国家的伦理、国家的立法、国家的风俗、甚至国家的科学、艺术和机械技术等，都无不打上这个原则的标记。“这些特殊的特质要从那个共同的特质——即一个民族特殊的原则来了解，就像反过来要从历史上记载的事实细节来找出那种特殊性共同的东西一样。”[2]（p104-105）尽管黑格尔是站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论述这个问题的，而且他本人也犯了以抽象思辨取代对“特殊的原则”的具体研究的泛逻辑主义的错误，但是，他却正确地指出了进行历史研究的方法和途径。在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尽管我们有唯物史观作指导，但是，如果把它当作解释一切的普遍适用的“套语”和“标签”的话，那么，它就什么也解释不了。所以，当我们研究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代逻辑的时候，我们必须深入揭示蕴含在这一时代之中并推动其发展的“特殊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复述教科书上的基本原理。
那么，是什么样的“特殊逻辑”或“特殊的原则”在支配着当时的时代呢？这一“特殊逻辑”或“特殊的原则”又遵循怎样的内在逻辑而发生变化呢？从表面上看，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理论及其“左”的错误思想路线在驱使人们不间断地进行无情的政治斗争，直至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整所谓党内的“走资派”。其实，究其深层根源，是当时的时代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所形成的“特殊的原则”在支配着人们的头脑及其一切行为。这个“特殊的原则”是本本上早已规定好了的，我们后人只要忠实地按照这个神圣的规定去做，就能达到理想的境界。在这里，原则成了研究的出发点，而不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被应用于人类历史，而不是从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人类社会必须适应这些原则，而不是原则去适用人类社会。当这些思想上的“先验原则”可以凌驾于一切世俗生活之上而不受它的约束时，当我们可以从这些理想的原则出发去任意设计、构建历史时，粗糙的物质生产实践当然就无需我们为之付出艰辛的劳作了，从此之后，思想的原则将为我们打开一切幸福的源泉，我们只要在自己喜爱的理想空间和政治舞台上纵横驰骋就行了。于是，种种背离现实的计划和方案被推向历史实践的前台，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这就是当时特殊的历史情景中所形成的特殊的历史逻辑。把这一悖理的历史逻辑看成是纯粹的历史谬误是浅薄的，它是历史发展曲折性的必然的和合理的表现。但是，历史在经历了蜿蜒曲折的过程之后，必然要回归正轨，还原到历史的正常逻辑。所谓历史的正常逻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指明的一个简单的道理，这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3]（p776）如果历史径直地沿着这一正常逻辑走，反倒显得不合逻辑。历史只有在经历了无数特殊的发展阶段之后，在经过了一系列间接的逻辑推理之后，才能逐渐趋向它的普遍的正常逻辑。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当邓小平再次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当时支配人们的时代的“特殊的原则”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何在反思和批判旧的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起新的时代的原则，成为当时的时代发展逻辑的转折点、关节点。仅仅停留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恢复正常的生产秩序是不够的；不经过扬弃旧的原则而创立新的原则这一中间1环节而直接回归历史的本来逻辑，也是不可能的。撇开历史的层层表象，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深层的逻辑原则，从解放思想着手，变革旧的原则，创立新的原则，才是切合时代发展逻辑的最根本的逻辑。
二
所谓思想逻辑，是指人的思想发展的一般行程。人们思想的发展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逻辑在人们头脑里的逻辑反映。支配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的原则”或“特殊的逻辑”作为客观化的思想原则，它和人们的主观思想逻辑在本质上是相互统一的。当一种外在的或先验的原则在统治着这个时代时，它同时也就表明这个时代的人们其自觉的理性意识尚处于朴素的未分化状态。自我意识的发展是一个主体不断地从外在的客体中分化和提升出来的过程，是主体通过扬弃异己的对象而达到认识自我并获得独立自主意识的过程。当人们的思想还没达到这种自觉和自主的程度时，它就必然要受外在的异己力量的控制。在人的身上，人的自觉的理性通过外在的异己对象而曲折地表现出来，这是人的理性被物化和被异化的集中体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支配作用的“特殊的原则”或“特殊逻辑”就是这种外在的异己对象得以产生的最终根源。但寻根究底，这种与人相疏离的“特殊的原则”或“特殊逻辑”又是那个时代的人的理性发展水平的产物，二者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曾以西方的先进理论为武器，掀起过以科学、民主为主题的较大规模的思想启蒙运动，但由于国家经济的落后、民主力量的弱小和封建专制积习的深厚，即使西方最为先进的思想到了中国也被异化和变质，因此，在彻底扫荡了封建的东西之后，它又顽强地附着在其他的东西身上，以新的改装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无疑是人类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但是，它来到中国的土地上之后，就被改装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先验原则”和“绝对律令”。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不仅本本上的词句被神圣化为绝对真理，而且“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也被赋予神秘的意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一个无需反思也不能反思的先天前提。这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特殊的原则”在特殊条件下的一种极端表现。
一个时代的旧的原则的消亡和新的原则的产生，必待“非常时期出非常之人以成非常之业”。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非常时期成就非常之业的非常之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非常时期之后，多数的中国人已开始从绝对的个人迷信中走出来，但是，对本本的迷信特别对社会主义本身的教条式理解在人们中的影响却根深蒂固。邓小平不是先知，但却是先觉者。早在1962年，邓小平在谈到包产到户时就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他还借用民间谚语提出了有名的“猫论”：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4]（p323）“猫论”实际上是对生产力标准的通俗说明，是判断是非的最实际和最唯物的标准。当时，赞成包产到户的不止邓小平一人，但是只有他才显露出了这种不受一切外在教条羁绊的思维方式。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处在这场批斗运动的中心，而且几起几落，受尽磨难，对于“文化革命”这场人间浩劫发生的根源、教训以及应如何避免同样的悲剧再度重演等深层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深刻的反思。逆境和苦难摧残人的身体，但却增益和锤炼人的睿智，对于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来说更是如此。正是在“文化革命”中第一次被打倒的日子里，在江西的劳动改造的“退隐”过程中，新的思想萌芽开始在他的头脑中逐渐孕育形成。如果旧的原则没有遭受来自实践方面的挑战并由此造成严重的危机，这种新的思想萌芽就不会产生，即使产生了，也不能继续成长。邓小平新的思想萌芽的强劲生命力就在于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内在逻辑，自觉地反映了蕴藏于时代逻辑之中的自发的和本能的躁动，是对症下药应对时代挑战和解除危机的救世良方。在当时的情势下，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们要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实行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直至破除“两个凡是”，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旧的思想逻辑不仅从外部而且从内部开始动摇起来。但是，它的深层内核还没有受到触动。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以超迈前人的理论勇气和穿透历史迷雾的犀利眼光，紧紧地把握住了那被历史表象所扭曲但终究以铁的必然性存在的时代逻辑，并自觉地把它上升到思想的逻辑。这集中表现在他不仅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破除个人迷信，大力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表现在高度敏锐地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正在孕育和形成中的新的“思想原则”，即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展开全面的反思和再认识，并在这种反思和再认识的基础上寻求解答问题的正确途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当大多数人还处在“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中的时候，邓小平就清醒地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所遭受的挫折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经历的种种曲折过程，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不断地提出和研究这个问题。在当代中国，能深入到社会的本质关系之中，捕捉和提炼出这一最根本、最集中、最巨大、最严峻的时代问题，已大大超出了常人的眼界，而邓小平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他指出，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解除姓“资”姓“社”的思想禁锢，“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5]（p312）把解放思想应用到“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最核心的问题上，对社会主义这个前提性问题进行重新考量，这是解放思想的最高境界，也是解放思想的实质所在。如果说我们过去所犯的种种错误根子就在于把“社会主义”当作一个无可置疑的先验原则来裁判实践的话，那么现在一切要重新校正过来：不是本本上的先验原则检验实践，而是实践检验本本上的原则。这是发生在思想领域里的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它标志着客观的时代逻辑在经历史了艰难曲折的行程之后，终于通过邓小平理论在时代的思想逻辑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三
所谓时代逻辑和思想逻辑的辩证关系，是指客观的时代逻辑通过一定的内在机制和矛盾发展道路在历史主体的思想逻辑中日益正确地表现出来的一种本质联系。历史规律即时代逻辑的展开与自然规律不同，它不仅隐藏于纷繁的现象形态之中，而且通过人的意志活动实现出来。人作为社会的存在物，总是受其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原则”的支配，在这种“思想原则”的逻辑范围内开展自己的活动。客观的时代逻辑并非现成地存在于那里的，而是蕴含于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活动之中，通过那支配人们的思想逻辑曲折而又合乎逻辑地加以展开。
但是，一定历史阶段的时代逻辑和思想逻辑总是在矛盾中趋于统一的。正如黑格尔所反复强调的，一个时代的“精神原则”或“精神本质”决不能仅仅看成是主观的，而应从必然性的角度把它看成是客观的和本质性的。黑格尔的这一思想有其深刻之处，但他忽略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把握有一个复杂的日益趋近的过程。就这种认识来说，它既是对时代逻辑的必然性的认识，也是历史主体反求诸己和诉诸理性的一种自我认识。历史的现实运动和主体自我的理性认识二者之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历史运动本身就是具有一定理性认识的主体的历史活动的展开；但是，二者之间又始终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一般来说，历史主体的自我意识落后于历史的发展，只有那些身处时代的剧烈矛盾之中，历尽痛苦磨难而不悔，眼光犀利，思想高远，意志坚毅，才智卓越的伟大历史人物，才能摸准历史的脉搏，预见未来的发展，提出新的任务，充当变革的先导。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伟大历史人物在时代的客观逻辑和思想逻辑之间起着一种中介的作用。社会历史的运动既是自发的又是自觉的，自觉性源于自发性，又引导着自发性不断地实现着向自觉性的转化，从而自觉地顺应历史自发的规律性而促进它的发展。伟大的历史人物由于其思想的超前性和预见性，使其在这种由自发向自觉转化的历史演进中发挥着引领和先导的中介作用。
一般来说，一定历史阶段自发的时代逻辑向自觉的思想逻辑的转化都要经历这样的历史行程：首先，历史的客观逻辑在其展开的过程中表现为程度不同的时代矛盾或时代问题，当变革的时代来临时，这种时代矛盾或时代问题就变得异常尖锐起来。于是，旧的传统面临巨大和严峻的挑战，历史逻辑的展开表现为变革创新与僵化守旧的剧烈冲突。这时，伟大的历史人物在必然和偶然、客观和主观的因缘际会中出场，对时代的矛盾冲突和挑战作出自觉的回应，提出社会变革的历史任务，并鼓舞和发动群众，将之变为群众性的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面，伟大的历史人物凝炼出新的思想理论体系，用以启发和教育广大民众，使他们由自在的历史主体逐渐转化为自为的历史主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客观的时代逻辑与历史主体的自觉的思想逻辑日益趋于统一：思想逻辑转化为支配历史发展的必然的时代逻辑，而时代的必然逻辑在历史主体的思想逻辑中得以显现和实行。
对于一个历史时代来说，总有一个“思想原则”或“精神原则”在主导这个时代的发展，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思想原则”或“精神原则”就是历史规律和主体自觉亦即时代逻辑和思想逻辑互渗交融和有机结合的产物。正因为如此，这一“思想原则”或“精神原则”的内部才是充满矛盾的，因而是活生生的和不断变动的。
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原则”或“精神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贯穿于整个改革和建设过程中的核心主题。它既是改革和建设的核心主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主题。这一核心主题的提出，正是邓小平作为伟大历史人物在时代的挑战和应战的过程中，在时代逻辑向思想逻辑转化和统一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中介和社会先导的作用。在这里，历史的辩证是客观的、生动的和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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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俄]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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