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贡献

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贡献

许耀桐

[摘要]邓小平在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基本理论、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作出重大发展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作出了创新性的理论贡献。这集中地表现为三个重要论断：“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关键词]邓小平；民主集中制；理论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49[文献标识码] A

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问题都十分关注，作出了许多重要论述。邓小平在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基本理论、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作出重大发展的基础上，深刻总结了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作出了创新性的理论贡献。笔者认为，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论贡献，集中地表现为三个方面。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

根据列宁阐述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理论，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也是一种根本的工作要求、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但在整个党和国家的制度体系中，民主集中制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列宁并没有给出充分明确的论述。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国家的“政体”和“国体”来看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主集中制是“政体”。他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页。）当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是“国体”的一部分。他说：“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3页。）很显然，毛泽东认为，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体的人民民主专政，一方面，工农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另一方面，在人民群众内部实行民主，这就必然需要采取和运用民主集中制。这样，民主集中制也就构成“国体”的重要方面。

从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是共产党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也是一种根本的工作要求、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以及毛泽东关于民主集中制既是“国体”又是“政体”的观点出发，邓小平进一步提出了“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的重要论断，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在党和国家制度中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的这一重要论断，不但是对列宁、毛泽东的民主集中制思想的发展，也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性质和意义作出的开拓性的阐释，提升了民主集中制的品质和地位。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分析之上的。

第一，邓小平认为，“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大系统中，民主集中制作为最根本的制度，不是一种孤立的、超然的状态，而是与其他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作为一条主线深深地贯穿于所有的制度之中。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民主集中制不仅执政党、人大、政府、政协要遵守，民主党派和其他社会团体组织也都要遵守。

第二，邓小平认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3页。）。民主集中制既与政党、国家有关，也与每个干部、每个人都有关。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一旦他们不能很好地坚持这一制度，丢掉了民主集中制，就会带来整体性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邓小平认为，“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页。）。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的最根本制度，也还需要不断完善。在邓小平看来，不要以为一项制度形成了、建立了，就可以听之任之、万事大吉了。要真正贯彻落实好民主集中制，必须从对党和国家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出发，不断对制度本身下一番改进、巩固的功夫。否则，就无法发挥民主集中制作为党和国家最根本制度的作用。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

在苏联，民主集中制较多地是被理解为由民主制和集中制两部分组成。如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释文就说明了民主集中制有“两制”：“苏联共产党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民主集中制，把布尔什维克的集中制和民主制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党的集体领导?党内统一?党内纪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页。）在中国，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民主和集中的关系。1937年，毛泽东指出，“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3页。）。1945年，毛泽东对民主集中制进一步阐述道：“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民主集中制中既包含着民主，又包含着集中，但是，怎样才能把握和处理好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呢？这是一个难点。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出现不重视民主而偏重于集中的倾向。邓小平针对“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指出，我们过去“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 。经过痛定思痛的思考，邓小平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问题。

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必须围绕和立足于民主这个中心。从民主集中制的科学运行规程分析，正是如此。首先，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要实行“民主”，这个“民主”的过程，显然讲的是民主本身。其次，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当然也要实行“集中”，但这个“集中”的过程讲的也还是民主本身。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实行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它是对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的“集中”，这种“集中”体现的正是民主；至于讲“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过是以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形成的“集中”去“指导”即约束和规范少数人的不正常的“民主行为”，不允许少数人任意去推翻多数人的认识和意见，这从根本上说，体现的是对大多数人的民主权利的尊重，究其实质也还是体现了民主。所以，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04页。）因此，我们绝对不能把“集中”理解为是和民主相抵触的。归根到底，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这两个方面，都是为了发展民主，更好地推动民主。

“民主基础上的集中 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在苏联，对于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表述，而只有一些具体的规定。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规定了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方面：“（一）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从上到下都由选举产生；（二）党的机关定期向自己的党组织报告工作；（三）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四）下级机关和全体党员绝对服从上级机关的决议。”（《苏联共产党章程汇编》，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68页。）这四条规定，此后几十年基本不变。在中国，毛泽东很早就提出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这样的定义式表述为1945年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所采纳，七大党章首次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定义：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领导下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1956年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后，党的八大党章又在七大党章的基础上，作出新的表述：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第149页。）。这个定义将七大党章中的“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改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际上恢复了毛泽东的提法，从而把集中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由“领导”确立为“指导”。

不难看出，毛泽东以及党章对民主集中制所作的定义式表述，是把民主集中制分为两个过程，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过程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过程，或曰第一过程和第二过程，但对于这样的两个过程具体有着怎样的关系，并没有明确表述。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民主集中制作出了进一步思考。1979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5页。）。与毛泽东和以往历次党章的论述相比，邓小平为民主集中制的定义表述增加了“相结合”三个字，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完整的20字定义。邓小平增加的“相结合”三个字非常重要，它使民主集中制的两大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这样的两大过程“相结合”后，将循环往复地不断发展，没有止境。基于此，1992年，党的十四大党章将民主集中制表述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

邓小平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个过程“相结合”的观点，包含着深刻的理论见解。首先，对于民主集中制的两个过程，不能任意颠倒它们的顺序。民主集中制总是先从“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开始，再到“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为止，这样的顺序规定非常重要，说明了民主集中制总是起步于民主，是从民主的进程而走向集中的进程，必须是有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有“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如果贸然把“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放到前面去，使它成为第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制度就将变成“集中民主制”，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制度的民主性。其次，“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两个过程，谁也离不开谁，二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相得益彰。任何忽视或片面强调任一过程、割裂二者关系的行为，都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在实践中，必须加以避免。再次，只有坚持和完成“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两个具体过程，才是一个完整的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当民主集中制的第一个过程完成之后，必须及时地转入第二个过程，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当一个完整的民主集中制的过程结束后，还会再开启民主集中制的新的过程，如此循环往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个过程是不会完结的，而是不断发展的。邓小平提出的“相结合”，使民主集中制获得了生机勃勃的活力。

〔作者许耀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