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历程
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历程
■周锟
[摘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过程。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概括，而1978年秋天发表的“北方谈话”则是重要的破题。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经历了如下几个重要节点：1978年，提出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980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1985年，提出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1990年，突出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992年，完整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今天在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过程中，深入研读和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依然是很有裨益的。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北方谈话”；“南方谈话”
[中图分类号]A849.1[文献标识码]A
“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这是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一句重要评价。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理论中的关键课题，也是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性内容。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进行不断认识、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所取得的成果。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尤其是邓小平在1978年秋天发表的“北方谈话”与1992年春天发表的“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一、“北方谈话”：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破题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全面概括，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作出的，此点无需赘述。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个命题是从什么时候破题的呢？笔者认为，这一命题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几个月邓小平的“北方谈话”中，就已经破题了。
1978年9月，邓小平应邀对朝鲜进行了一次短暂访问。回国后，他没有直接回北京，而是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唐山、天津进行视察。一路上，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提出了许多带有突破性的观点，有学者称之为“北方谈话”。尽管当时国内的主要媒体并没有详细报道，但是这些振聋发聩的讲话还是迅速传播开来，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其中，就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开创性论述，尽管此时邓小平尚未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最集中的论述是9月16日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发表的讲话，他说：“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在这里，邓小平使用的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概念，他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以现有的材料来看，这是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较早的概括。邓小平是从两个方面进行概括的，其一是生产力的发展，其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此时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基本点，也是他此后领导实现历史转折的基本思路。后来，这种认识被形象地概括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邓小平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执政的出发点。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还初步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基本途径。
首先，打破平均主义。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基本原理出发，在“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要打破平均主义。9月15日，他在哈尔滨谈到：“按劳分配政策很值得研究，不能搞平均主义。管理好的企业，工资待遇应该不同。企业管理得好，为国家贡献大的，应给予奖励，刺激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的提高。平均主义害处太大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16日，他在长春再次指出：“不管大中小企业，搞得好的要奖励，不能搞平均主义，要鼓励先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8页。），“要真正搞按劳分配，鼓励向上，鼓励人们努力学习，这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益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9页。）。20日，他在天津同样说：“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现在不能搞平均主义。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好的管理人员也应该待遇高一点，不合格的要刷下来，鼓励大家想办法。讲物质刺激，实际上就是要刺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7页。）后来，这一观点发展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和“两个大局”的思想，实际上是社会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其次，加强引进。邓小平在东北各地都谈到了引进，而最为集中的是在鞍钢：“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4页。）
10月10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这一思想此后迅速发展为“对外开放”政策。
再次，重新考虑体制问题。邓小平在“北方谈话”中反复说道：“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6页。）“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那时候，苏联企业管理水平比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后来我们学了那个东西，有了那个东西比没有好。但现在连那个落后的东西也丢掉了，一片混乱。”（《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8页。）“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独立思考，不合理的东西可以大胆改革，也要给他这个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1页。）总之一句话：“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4页。）当然，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邓小平当时想到的主要是扩大基层的自主权，但是这一思想不断发展完善，最终形成了“多个领域改革”的基本政策。
以上可以看出，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就已经比较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关键命题，实现了破题。当然，邓小平此时的概括与“南方谈话”的概括相比，存在着显著区别。
二、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逐渐形成
邓小平的语言风格以朴实、坦率、简洁著称，用词也十分准确。“本质”一词，并非邓小平的常用语。他进行的本质性的概括，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确立，是一项伟大的理论创新，这其中既有整体构建、逐步完善的高端设计，也有各个理论板块内部的突破创新、深刻总结。从“北方谈话”到“南方谈话”，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经历了复杂而艰辛的过程。通过其中的几个重要节点，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认识的逐渐深化。
1.1978年：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本质中，“消灭剥削”实际上是最早确立的要素，这是从建党伊始就明确了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没有忘记“消灭剥削”的最终目标，并且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实践。
最初是以土地革命为主要标志的消灭封建剥削的斗争。1934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就提出：“中华苏维埃政权以消灭封建剥削及彻底的改善农民生活为目的，颁布土地法，主张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雇农，贫农，中农，并以实现土地国有为目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5—646页。）随后是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标志的消灭资本主义剥削的斗争。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杜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作为党成立以来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进步做的第二件大事，并认为“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新时期党的建设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页。）
对于“消灭剥削”，邓小平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的，早在1965年他就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消灭剥削制度。”（《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847页。）遗憾的是，以“消灭剥削”为目的的社会主义运动逐渐脱离国情实际，偏离了正确轨道，走向“一大二公”、“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最终，尽管没有出现新的剥削阶级，但是国家处于内乱之中，人民处于“共同贫穷”的状态。
因此，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首先是从否定的视角，从反思人们感同身受的一些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格格不入的现象入手的。在邓小平看来，1978年中国最大的社会现实，就是生产力落后，人民生活贫困。他不断强调这种现象的严重性：“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4页。）“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80页。）“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从现象上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从而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思考。在坚持“消灭剥削”为最终目标的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新的设想：“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显然，这是邓小平针对实际现象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的初步归纳，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总结。但是，这种归纳已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中的“根本”二字，已经充分体现出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重视。这是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一步。
2.1980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
现象归纳呼唤着理论总结。1980年5月5日，在会见几内亚总统艾哈迈德·赛古·杜尔时，邓小平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一词。他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9页。）在这次谈话中，他还使用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概念：“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9页。）
从这段谈话中我们可以得到三个明确信息：
首先，“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此时邓小平已经开始从理论层面考虑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他提出“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也反映出邓小平的这种思考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在这里，邓小平依然是从否定的角度提出这个崭新概念的，并未作出定义或者阐发内涵，可见他尚未考虑成熟。
其次，这段谈话揭示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思考维度。他的思考是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在根本目标和理想信念层面，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他明确表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大前提。二是在历史层面进行反思。他谈到：“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三是在现实层面进行探索。他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29页。)
再次，此时邓小平从现象上对社会主义的认知已经比较明确，“发展生产力”已经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素。他用了“根据我们的经验”这样的表述，这表明这依然是现象的归纳。继而他明确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这说明他已经将“发展生产力”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而且这一概括显然比两年前的“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更具理论色彩。当时的其他情况，也印证了这一进展：随着对外开放和农村改革初见成效，1980年四五月间，邓小平多次谈到发展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因此《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将这期间的四篇讲话合为一篇，题目就叫《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3.1985年：提出社会主义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再一次明确谈到“社会主义本质”，是在五年后的1985年8月21日，这次他是为了说明改革的性质问题：“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这次谈话，使“改革”与“社会主义本质”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的重要一步。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改革”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解放生产力”的雏形。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集中论述了“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
这段话准确地说明了“改革”、“解放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而这种认识的明确开端，则是在1985年。这年3月7日，邓小平提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8页。）8月30日，他再次谈到：“过去我们搞土地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现在搞体制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也是一场革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72页。）
自此时起，“改革”成为时代强音，而“解放生产力”也进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版图。它被放在“发展生产力”之前，更突出了改革的重要意义。
4.1990年：突出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谈话时再次谈到“社会主义本质”。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谈到了共同富裕问题。他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这段谈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在同一年，他还说过：“社会主义的一个含义就是共同富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2页。）随着“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要素的确立，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各个板块已经逐渐清晰。那么，这最后的一块重要拼图是如何形成的呢？
如邓小平所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在1978年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邓小平就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1984年，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已经决定国家和先进地区共同帮助落后地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富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避免出现两极分化（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但这不是要搞平均主义。经济发展起来后，当一部分人很富的时候，国家有能力采取调节分配的措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14页。）此后的几乎每一年中，他都会强调这一问题。
那么，为什么邓小平要在1990年着重提出这一问题，并且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呢？
尽管邓小平早已预计到中国发展的趋势和共同富裕问题的重要性，但还是低估了形势发展的速度。1985年，他曾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2页。）
但是根据后来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又先于大多数人认识到：“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
为什么会低估防止两极分化的困难呢？一个原因是改革开放起自于平均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大锅饭”时代，人们深知其苦；改革需要克服的重重阻力中，也有相当部分来自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僵化思想，身处其中的人难以预料社会发展有可能迅速走向另一个极端。另一个原因是高估了现有制度自动防止两极分化的效用。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邓小平的设想是“先富带动后富”，包括先富起来的人或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人口或地区的发展和富裕；沿海支援内地等等。这些方法一直在进行，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共同富裕涉及整个社会最深层次的生产与分配问题，现有的一些体制机制不足以自动地消除两极分化。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开始进一步思考共同富裕问题。
邓小平的思考最后导向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的相互关系。实际上，他将“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范畴，主要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毫不讳言地提出问题。他为什么不直接解答呢？首先，他还没有得出结论；其次，此时第一步的发展问题尚未解决。因此，他说：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
5.1992年：完整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
两年以后，邓小平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作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概括。由于有了前面的充分铺垫，这似乎没什么新意了，其实不然，正因为有了这些铺垫，才更加显示出“南方谈话”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架构，将多年以来极为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凝练地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论断是一个有机的集合体，语言极为简练，内涵极为宏大。邓小平凭借卓越的思维能力，将几个重大理论板块，融合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各元素缺一不可。这一科学论断，自它诞生起就展现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这已经被20多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所证明。
其次，对各个理论板块作了新的加工。几年来，邓小平的思考从未停止，对于一些已经成型的设想，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加工，这在“南方谈话”的精辟阐发中体现出来。比如，充分阐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观点，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通过阐述“社会主义的本质”，说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消除两极分化”方面，指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作用：“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而关于“共同富裕”问题，则提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4页。）这些论述，有力地拓展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外延。
第三，“南方谈话”落脚于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和我们的现实责任。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383页。）
这实际上点明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前提，是一切理论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社会主义本质论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邓小平完整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已经20多年了，20多年中，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可以说，今天我们已经初步解决了社会主义本质论要求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发展问题，正在向科学发展的更高水平迈进，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质论同样要求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问题的自然解决。实际上，贫富差距问题至今不仅没有有效解决，反而在某些领域某些地方有拉大和加剧的趋势。正如邓小平当年所判断的：“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64页。）现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已经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在继续解决好发展问题的同时，及时对共同富裕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解答好这一问题，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对邓小平最好的告慰。在解决这一问题过程中，深入研读和学习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依然是很有裨益的。
﹝作者周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副馆长，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