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小康”思想的发轫
“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小康”思想的发轫
文世芳
〔摘要〕“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探索国民经济调整过程中提出的重要思想，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小康社会思想的发轫。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初衷是：反对急躁冒进，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反对照搬西方经验，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理论提升，将其反对急躁冒进、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的内涵发展为小康社会思想，将其反对照搬西方经验、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内涵发展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深入研究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有助于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有助于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1页。】。这些论述有三个核心概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于三者的关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6页。】。从理论逻辑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长远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目标的必由之路，小康社会是实现长远目标中的一个里程碑式阶段性目标。从历史逻辑看，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小康社会思想，正是从“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发展演化而来的。目前，学术界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小康社会思想已进行深入研究，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小康社会思想发轫的邓小平“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却早已淡出理论界视野，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厘清一些基本问题、基本关系，有必要回到最初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上来，从历史发展演化中深化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
一、“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条件“变”与“不变”矛盾的缓冲与平衡
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伟大梦想，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至为重要的执政目标。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党带领人民作出了艰辛探索。由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遵循，在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面对错综复杂的新社会建设任务和存在的问题，党和人民在探索中走过一段既辉煌壮丽又艰难曲折的历程，难以避免地出现了失误，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后，党开始拨乱反正，重新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中长期规划围绕四个现代化而展开，但此时不得不面临“变”与“不变”的矛盾和冲突。
一是从1964年年底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76年，已过去10多年的时间。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概念，60年代一个样，70年代一个样。尤其是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过“黄金十年”，经济和科技突飞猛进，大大改写了现代化概念的内涵。但是中国20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没有变。因此，“现代化”概念的“变”和“现代化”目标的“不变”，构成了矛盾和冲突。
二是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时尚有36年奋斗时间。1976年重提这个目标，则距离2000年仅剩下24年的时间。从1964年到1976年的12年间，中国现代化水平提升并不大，与世界各主要国家相比差距反而拉大了。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232页。】中国“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因此，实现现代化的时间缩短的“变”与中国现代化水平没有实质性飞跃的“不变”之间构成了矛盾和冲突。
“变”与“不变”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在党内国内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的迫切心情下，引进技术和设备、引进外资掀起热潮，急于求成的毛病再次暴露。急于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盲目建设、盲目投资和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成为急躁冒进的重要原因。
鉴于“大跃进”的沉痛教训，陈云、李先念、薛暮桥等人敏锐地察觉到急躁冒进的严重危险，提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必须及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经济才能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个提议得到邓小平等领导同志的支持。经过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决策，1979年3月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正是在总结和反思的过程中，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
邓小平之所以能一下子抓住问题的关键，从现代化概念这个根子上入手，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是，1978年至1979年，邓小平频繁出访，在考察日本、新加坡、美国时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对现代化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1978年10月在日本，邓小平感叹：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1979年年初在美国，邓小平再次受到震撼，感慨道：我看到现代化了。懂得了现代化又看到了现代化的邓小平，更加清醒地正视差距。他指出：“一个人本来长得不漂亮，要打扮成一个美人，那是不行的。老实的态度，倒是可以改善我们的工作，发展我们的国家。不认识自己，没有希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76页。】
1979年1月，邓小平谈及科学研究和四个现代化、引进和创新的关系时，就提出要“搞出中国式的更好更新的东西”【《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73页。】。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首次提出的，显然不准确。邓小平在1979年3月21日的谈话中已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3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提出并阐释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如李君如：《“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经济振兴和文化复兴两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党校科研信息》1994年第6期；黄健江：《从“中国式的现代化”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邓小平对四化战略目标的调整与完善》，《五十年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422-430页；刘莹：《邓小平“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为什么要重新定义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中国的条件只能达到那样一个目标。“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邓小平认为中国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并且“要善于吸收，善于使用，善于管理”，关键是要善于学习。【《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6页。】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已经提出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目标。如果要溯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之源，起码应该追溯到这次谈话。
1979年3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邓小平在党内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对为什么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一番阐述。他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人口太多，每人一辆汽车，我们不能那么搞。新加坡国民平均收入每人二千七百美元，我们达不到。每个人二十平米住宅，我们也达不到。”【参见《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9年卷，2004年内部版。】在调整经济的大背景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并阐释“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现代化的目标要更加务实有效，不要空喊口号，尤其是考虑到庞大的人口数量，在人均收入和个人生活水平上不能盲目攀比，对发展的艰巨性要有清醒认识。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对反急躁冒进、反照搬西方经验的理论概括
1979年3月21日至2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我国国民经济。会上，华国锋提议李先念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一讲经济工作中的思想问题，还表示：“关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小平同志要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记录整理好后，也要印发工作会议，供大家讨论。”【参见《华国锋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转引自《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9年卷，2004年内部版。】可见，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是涉及“思想理论”多方面内容的重要讲话。但对这个讲话，学术界往往只关注到政治层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和影响，对其经济理论和发展道路的重要论述则有所忽略。正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新的诠释。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但是搞建设，要适合中国情况，必须看到中国的两个特点：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注意中国的这些特点，“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邓小平认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一方面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另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引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2-168页。】
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阐释“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他赋予“中国式的现代化”双重内涵和两个目的：一是强调中国进行现代化要立足国情，不能急躁冒进；二是针对思想理论界出现的强调西方经验过头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升到道路和方向的高度。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源流，从历史传承发展的长远视角来看，可以追溯到1956年八大前后党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改革开放后的实践看，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溯源到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关于“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阐述。
从理论工作务虚会一直到1982年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坚持用“中国式的现代化”反对急躁冒进和迷信西方经验两种错误倾向，强调改革是稳健的、渐进的，改革道路是独立自主的、中国特色的。对内，他反复用“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强调要立足国情、不要急躁冒进；对外，他屡屡用“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解释中国为什么要调整经济，为什么要走自己的道路。
对中共中央作出的调整经济的决策，党内和党外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当时在发展经济问题上有两种声音：一种主张，像一个人生了一场大病那样，应该拿出几年时间休养生息，调整国民经济内部关系。另一种认为，“四人帮”压在头上的盖子（“唯生产力论”）已经揭开，有条件大干快上，苦战几年，夺回在“文化大革命”中丧失了的10年时间。后一种声音一度影响很大。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式的现代化”也遭到质疑，“有不少同志问，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不是要降低现代化的标准，来个‘瓜菜代’呢”？【马洪：《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问题》1979年第1期。】为了统一思想，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反复阐释国外快速发展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不能照搬，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要坚持“中国式的现代化”。1979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重点讨论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针对一些人认为降低发展目标和增长指标会给现代化建设“泼冷水”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6页。】1980年元旦，在出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时，邓小平倡导要脚踏实地艰苦创业：“我们要搞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还很穷，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创业，就是要吃点苦，否则不可能有今后的甜。人民生活只有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才能得到逐步改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88页。】1月16日，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展望和部署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提出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强调“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他指出：“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反对盲目冒进在理论上的合适解释，对于强调快速发展的人来说，道理上讲得通，情感上能接受，起到了不错的说服作用。
中国制定经济调整政策后，一方面缩减原先签订的引进22项成套设备的规模，另一方面在新的引进政策上更加谨慎。这对把中国作为技术、资本等输出的主要市场和新的希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是一个沉重打击。西方世界议论纷纷，“有一些人对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仍持某种怀疑态度。其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可能并非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支持这些政策；二是从前宣布的一些重点项目的取消或延期，反映和表明了政策重点的变动”【[美]亨利·埃德温·罗比森：《西方国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代化计划的评论》，《当前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问题：杭州世界经济国际讨论会文集·198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为此，邓小平在会见美、日、西欧国家领导人和企业界人士时，反复用“中国式的现代化”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和必须坚持走自己的道路，以消解他们的疑虑。1979年4月17日，邓小平会见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全美华人协会副会长何炳棣时指出：“当前我们调整经济计划，主要是想把我国经济发展搞得稳一点、快一点。我们要搞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06页。】5月31日，在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铃木善幸一行时指出：“战后日本很快就发达起来了，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当然，别人的经验照搬也不行，中国有中国的条件，日本有日本的条件。”“我们不但要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充分利用各国的好经验，并且要把这种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19页。】邓小平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对经济调整政策作出解释，对消除国际社会的误会产生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式的现代化”：具体化为“小康”目标及调整标准
随着实践的发展，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进行了理论提升，首先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反对急躁冒进、确立合适的现代化目标的内涵，提升为小康社会思想。
1979年12月6日，在回答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关于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问题时，邓小平强调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并提出“小康”概念，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具体化。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238页。】邓小平明确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称为“小康之家”，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1980年5月12日，在会见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詹姆斯·卡拉汉时，邓小平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提出“小康”目标。他坦言，“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我们的雄心壮志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要在本世纪末实现，经过摸索，肯定了一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不同于包括你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中国人口太多，要达到你们那样的现代化，人均年收入五千至七千美元，不现实。所以，我们提出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日本大平首相同我谈话时，我说中国平均每人年收入达到一千美元，变成‘小康之家’，这就是我们的目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31-632页。】6月5日，在会见美国和加拿大社论撰写人访华团时，邓小平将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依据，从“人口太多”扩展到人口、人才、经济底子等方面的“现实”，理论逻辑进一步严密。他指出：“我们讲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因为我们必须认识中国的现实，立足于中国的现实来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也要根据现在中国的薄弱基础来决定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非常艰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如果每个人增加一美元的收入，就需要十亿美元。”中国的现实是底子薄、管理水平低、缺乏人才，“我们要正视这个现实，所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不能定得太高，定得太高了办不到。”【《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44页。】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已经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关于反对急躁冒进、确立合适的现代化目标的内涵，具体化为“小康社会”的表述，而且将目标明确为“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
1981年4月14日，在会见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时，邓小平指出中国正在坚定不移地“奔向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根据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标准进行了微调。对于经济工作中的失误，邓小平总结道：“特别是前一个时期，我们的脑子有点热，对自己的估计不很切合实际，大的项目搞得太多，基本建设战线太长，结果就出现问题了。尽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没有放弃，只是我们吸取和总结了经验教训，更加量力而行了。想快，这个意图是好的，但欲速则不达，这是中国的古话。步子稳妥一些，也许速度更快一些。”因此，他考虑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具体目标降低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认为本世纪末不仅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就是之前设想的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发现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2页。】。
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标准降低到“800美元也可以”，是有充分考虑的。1981年7月18日，在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谈到国民经济调整政策时，邓小平指出：“我们宁可把调整的时间放长一些，把调整期间的发展速度放慢一些，稳一些。如果这个时候的基础打好了，以后发展速度会快。基础不牢，想快也快不了，欲速不达。我们现在搞长远规划，目标放在本世纪末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美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60页。】11月17日，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邓小平将这个设想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说，我们冷静地考虑了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的问题。根据现在的情况，到本世纪末，可以实现一个“小康之家”的现代化。我们不能主观地求快。1978年我们设想可以搞快一点，但我们想错了。因为中国底子薄，人口太多。所以，我们紧接着总结了经验，提出搞“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不能同西方比。日本大平首相1979年访问中国时向我提出，你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个什么样的现代化。我想了一下，说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1.2万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人口至少有12亿。现在我们经过摸索、计算和研究各种条件，包括国际合作的条件，争取人均达到1000美元，最低达到800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在下个世纪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西方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5页。】显然，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的“1000美元标准”的调整，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现实作出的判断。
1982年4月20日，邓小平将800美元的标准确定下来，而不是“比如说八百”也可以、“最低达到800美元”等模糊的说法。他说：粉碎“四人帮”后这5年来，我们正确地总结了经验，下决心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搞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小康社会的现代化。没有30年到50年不行。现在正在努力实现第一阶段20年的目标，就是在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16页。】在当年8月，邓小平又两次重申800美元的标准。8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时指出：“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36-837页。】8月10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牛满江、葛守仁、聂华桐等时指出：“我们提出二十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人均八百美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37页。】
必须指出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小康”标准，也只是一个概数，不能绝对化。1985年3月25日，邓小平就提到800美元是个“约数”的问题。他在会见美国新闻界人士组成的“重访中国团”时提出：“我们有个雄心壮志，从八十年代起，到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小康社会。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至一千美元，说准确点是八百美元或稍多一点。这还并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34-1035页。】
1988年8月2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答为什么会向大平正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小康”标准时，对标准调整作了回顾。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达到什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正芳首相提出现代化的目标时，他有一分钟没有答复。后来他考虑，到20世纪末有20年，每10年翻一番，就可以从人均250美元达到800到1000美元。后来为什么由1000美元改为800美元呢？邓小平指出：后来在其他场合，我讲过考虑到中国那时人口有12亿，现在看来12亿打不住，可能是12.5亿，因此可能800美元比较靠得住。他还表示，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倾上去。【参见《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竹下登时的谈话》，转引自《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1979年卷，2004年内部版；《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43页。《在风浪中前进》将时间记录为8月23日，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应为8月26日。】邓小平的回顾基本符合历史原貌，但他将标准由1000美元降到800美元，考虑的可能不仅仅是人口增长问题。国民经济调整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也使邓小平意识到国民经济发展比预想的更为艰巨，发展目标还必须进一步压缩水分才能符合实际。这是小康社会思想不断完善的过程，体现了邓小平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政策的精神。
四、“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升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为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反对照搬西方、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内涵进一步提炼升华，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十二大开幕词并不长，但对历史经验作了深刻总结，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从理论工作务虚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对西方经验由“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的态度，上升到“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的结论，实现了在发展道路上由“中国式的现代化”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跨越。
党的十二大后，因为“中国式的现代化”蕴含的两个内涵已经分别提升为小康社会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肩负的两个目的和使命也随之由二者承担，邓小平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得越来越少。但邓小平在会见参加1983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针对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变的疑虑，在回答专家们提出的现代化问题时再次明确表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14页。】在这里，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列，实际上是对中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反复强调，是对“中国式的现代化”有关道路方向内涵的再次重申。
有研究者指出：“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也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陆卫明、曹宏、曹芳：《邓小平发展理论的实质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理论》，《红旗文稿》2014年第13期。】其实，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同并不恰当。但研究者这种表述中所反映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的一致性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确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发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成熟，“中国式的现代化”逐渐淡出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这是一个理论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过程。
“中国式的现代化”思想作为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小康社会思想的发轫，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也不容忽视。
“中国式的现代化”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盲目冒进问题。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盲目冒进问题。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盲目冒进得不到根治，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冒进思想就有可能抬头，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目标定得太高。高指标容易导致浮夸风，高目标容易导致盲目冒进。邓小平从降低目标入手来解决盲目冒进问题，是抓到了问题的根子。
“中国式的现代化”在“鼓劲”与“求实”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对于平息党内国内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意见纷争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它并没有“泼冷水”和“泄气”，长期大力宣传的20世纪末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没有改变，对广大干部群众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能调动全社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它又从实际出发，及时调整了目标，避免过高目标导致在经济建设中犯急躁冒进的错误，艺术地解决了“鼓劲”与“求实”的两难困境。
“中国式的现代化”促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从政治上、理论上给学习借鉴国际经验和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试点“松了绑”。“中国式的现代化”，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东欧式的，也不是西欧式的，或者美日式的，但同时也意味着东欧、西欧、美日甚至苏联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只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都可以学习借鉴，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变成“中国式”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79年到1981年成为中国学习借鉴国外经验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对国际经验的学习借鉴，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和实践，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因此，到党的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已水到渠成。
（本文作者：文世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副处长、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0）
（来源：《北京党史》2018年第2期）